湘西放盅

民间湖南（20－2－5）：湘西放盅

  (2010-08-02 23: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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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日记杂记

原文地址：民间湖南（20－2－5）：湘西放盅作者：孙文辉

与赶尸不同的是，赶尸主要流传于湘西沅陵、泸溪、辰溪、溆浦四县，而放蛊几乎在湘西地区都有流传。有苗族学者调查后认为，苗族几乎全民族笃信蛊，只是各地轻重不同而已。

但中国信仰蛊毒的民族决非只有苗族，壮族、瑶族、布依族、侗族、黎族、水族、傣族、怒族、白族、纳西族，彝族、羌族、高山族、僳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普米族和广东、福建一带的部分汉族以及未识别民族摩梭人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蛊的信仰。这些民族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也说明蛊毒的产生，有可能与多毒的地理环境有关。

蛊，繁体字写作“蛊”。《说文》：“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臬桀死之鬼亦为蛊。从虫从皿。皿，物之用也。公户切。” 最初，蛊是指生于器皿中的虫，后来，谷物腐败后所生飞蛾，以及其它物体变质而生出的虫也被称为蛊。[1]

放蛊，是一种古老的巫术。梁·顾野王《舆地志》载：“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饮食中，人不觉也。”唐经学家孔颖达《十三经注疏》曰：“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

宋人郑樵撰《通志·六书略》告诉了我们，蛊是如何制造出来的：“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 这与民间的传说一致，民间制蛊之法是等到农历五月初五，到野地里捉十二种有毒的爬虫回来，如毒蛇、蜈蚣、蝎子、蟾蜍、毛虫、蜘蛛等放在器皿当中，然后把盖子盖住，让它们互相吞噬，一年之后，最后只剩下一只。这最后一只，便为“蛊”。《本草纲目·虫部四》也有同样的记载：“取百虫入翁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此即名曰蛊。”

古人提到蛊虫大多源于自然生成的神秘毒虫；这种长期对毒蛊的迷信和恐惧，在民间又生成了“放蛊人”这种职业。

这种放蛊人以成年女性居多。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清人李调元的《南越笔记》、张心泰《粤游小志》、张泓的《滇南新语》等，皆记巫蛊多为妇女所作。这些成年女性人们称之为“蛊婆”。蛊在湘西地区俗称“草鬼”，那些所谓放蛊的妇女，被称为“草鬼婆”。

这类成年女性，大多是独居的巫婆。是人格上的残疾者，她们过分自信，不需要爱，也不施舍爱，她不服侍男人，也不养育儿童，不关心弱者。她们用咒语的力量，去保护自己和诅咒别人。为了谋生，她们用特有的力量去威胁男人的权威。因此，人类学认为：蛊的起源，可能与母权制社会的崩溃有某种联系。进入父权制以后，特别是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妇女的地位每况愈下；于是，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女巫与蛊毒的联系，可能就出现在这个时代。孔子的名言“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也就是这个时代中男人对妇女的整体性评价。在男人们眼里，妇女是不洁净的，尤其是她们每月出一次血的周期性月经，被认为最污秽，跟恐怖又可怕的蛊一样，十分令人畏惧。因此，人们认为具有某种巫术功能的女人一定是最恶毒的，这类妇女就被指控为“蛊妇”。

独居的成年女性对侵略行径没有正当的发泄途径，放蛊便成了她们惟一的武器。随着岁月的流逝，放蛊逐渐演变成了这类妇女的一种生存的方式。蛊及蛊的神奇效用的传说，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这一人群，为了自己的福祉，于是就养蛊放蛊，其目的主要是想得到蛊神赐与的财富和权力。放蛊是弱者采用的巫术，它能加害敌人而又能保护自己。

放蛊，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上的战术。在民间，有蛊毒的传闻，更有避蛊、治蛊的“高招”。可能，有人向你推销一种符咒或一包草药的同时，他就会告诉你本人或亲人可能会中蛊毒；这样，你只有破财消灾，花钱去买下他那可能不值一文的纸符或药物。这时，你心理平衡了；他也获得了一定的报酬。

传说蛊有多种类型：

咒语蛊。这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形式，蛊婆念动咒语可以控制对方，给对方造成伤害。

药物蛊，这类蛊毒放蛊人必须放出来害人，否则会自蛊自身。对于这类蛊，民间采用的办法有许多，一是用相应的物品驱邪气、治蛊病，如雄黄酒、樟树叶、石榴皮、桃子、菖蒲和艾草等等；同时，用特制的符，挂在某一特定的地方，都能预防。

“粘粘药”，这是湘西沅陵一带，蛊毒中特有的一种“良药”。粘，意即东西互相附着连结在一起，湘西话读为“liá”，写作“身身”。这是一种令人爱而不舍的药：让爱人接触了这种药，可以不变心；让意中人接触了这种药，就会对自己钟情。这种药，既可以偷偷地放在对象的食物中，也可以悄悄地缝在他或她的衣角里。

很显然，“粘粘药”的出现，是女巫心态产生重大变化的体现。当社会进步，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这种可怕的巫术就会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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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传·昭元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