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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特工队》是一部关于心理学的电影，它所涉及的心理学概念之广和细，很可能是电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因为这是罕见的直接把人的心理过程作为故事情节的一部电影。这篇文章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谈影片，同时也借这部影片来谈谈心理学。
所有故事必须从童年讲起。无论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还是在当代心理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发展心理学或个人心理学范式，都是如此。而一切个人心理发展命题最终都必须汇入社会学命题之中——我们回顾童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长大后的自己。
从电影开头作为婴儿的莱莉睁开双眼起，我们就被拉上了一条成长叙事的轨道。不过，这个婴儿显然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儿童。因为弗洛伊德的故事是从「情结」讲起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构想中，童年故事的起点是跟母体的分离，是残缺，是欲望，原始的欲望被压抑在潜意识空间内，并最终贯穿人的一生。
《头脑特工队》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复杂，人的种种情绪被当成先天生成的一个个元素，包括快乐、忧伤、恐惧、厌恶、愤怒，它们轮番上岗，主控人的意识，在这种看似理性的机械式构想中，人被构想为一台机器，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存在。这种将人等同于动物／机器的设想，也是当下神经科学、脑科学、人工智能和心理学所采取的基本理论立场。
电影导演皮特·道格特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咨询了一些心理学家，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Dacher Keltner，他曾出版过畅销书《生而为善：关于有意义人生的科学》，也经常为《纽约时代周刊》、《伦敦时报》等报刊撰稿。他主讲的有关情绪方面的课程在美国心理学界有着相当的影响，跟皮克斯也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皮克斯的心理学智囊。
Dacher Keltner在伯克利主持以社会互动为主题的心理学研究室，此外还有名为「The Greater Good Science Center 」的心理学研究中心（该中心曾经名为情绪和平和心理健康发展中心，提供各式各样的心理咨询服务和相关书籍。该中心可以说正像电影中小女孩不被忧伤触碰的核心记忆一样，提供着关于感恩、利他、宽恕、快乐等等健康人格的必备元素的指导和教习。
除了学术含量十分之高的「心灵鸡汤」之外，该中心的讨论还涉及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话题，例如最近有篇文章《不平等是否让富人更加不懂得合作》大谈近期的美国选举政治。Keltner教授本人最近有关权力的理论广泛地触及了社会阶层和社会不平等的话题。其实，只要稍微熟悉当代思想界状况的人都知道，Dacher Keltner所倡导的社会科学模式的心理学研究范式和美国左翼思想（他任教的伯克利从1960年代以来就有深厚的激进左派传统）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20世纪西方哲学和批判理论一直在跟现代心理学进行持续的对话，就拿萨特来说，他一生的著作，从早年的《想象的心理学》、《情绪理论初探》再到后来大名鼎鼎的《存在与虚无》无不是对心理学理论中的实证主义和心理主义的抨击和反叛。
萨特拒绝将电影中小女孩的种种情绪，如「快乐」、「忧伤」、「愤怒」视作心理上不可化约的实体（在电影中这些实体恰恰被塑造成人物形象），他将对情绪的阐释激进化，即追问我们是否有可能对这些的情绪的来源进行社会的、历史的探究。
二战后的欧陆思想，无论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还是弗洛姆，再或是法国的拉康，都试图重新接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直至今天，西方学界仍有将精神分析跟社会理论进行结合的尝试。在激进思想家看来，当下主导的心理学模式无非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本身的问题所在（有趣的是，Keltner所提出的权力理论恰恰是跟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合作的），并非根本的解决方案。
所以，激进思想家试图将情绪历史化、社会化，并从中汲取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换句话说，这些思想家们沿着弗洛伊德的路子，试图将个人心理的故事转化为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质询。在他们看来，现代心理学乃是一种保守的知识（意识）形态。
在弗洛伊德理论的「科学性」受到心理学界普遍质疑的今天，更多的理论家将他的学说视作一种理论虚构，甚至于文学虚构。那么现在的问题不是《头脑特工队》这样一部动画电影是否隐含着保守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今天有哪些艺术作品还在继承着弗洛伊德的激进社会思想？什么样的艺术作品能够带领我们重读弗洛伊德？我们还有必要重读弗洛伊德吗？我们不妨回到电影本身来试着找找答案。
这部电影的外部情节线索是一个「迁徙」的故事，这本身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学所反复书写的故事。根据影片制片人Jonas Rivera的回忆，这条情节主线是在反复修改后才确定的，导演道格特个人的成长经历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制片人回忆说，直到确定了「大迁徙」的故事，他们才为影片找到了「正确的基调」。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最后是这样一条线索最深刻地触动了观众的情绪，这其中是否有一种后现代的「怀乡」情绪在起作用？电影中的「离乡」情节是否恰恰嵌入了现代人独特的情感结构？
从个体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当然可以把莱莉的故事视作一个成长（社会化）的故事，但是成长毕竟不能在真空之中完成，因此这个故事又是一个「现代」故事。
在电影中，旧金山的城市景象是惨淡而灰暗的，而故乡明尼苏达的记忆则鲜亮明快。在电影对人类大脑空间的呈现中，在粉红色的童话式幻梦之外，同样还并置了大工业时代可怖的历史形象，这本身就可以视作创作者的潜意识景观。
跟《飞屋环游记》一样，《头脑特工队》的艺术想象固然关乎一个发展心理学的命题，但在终极的意义上也是一个人类文明的故事，后者正是弗洛伊德所试图思考的问题。
小女孩莱莉从明尼苏达搬迁到现代大都会旧金山，她的个人成长故事也同样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中的个人寓言，在这个意义上，电影观众找到了最深刻的情感共鸣。
电影最后对于小女孩「还乡」行动的简单收场，或许暗示了我们每个处在迁徙中的现代人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所以，《头脑特工队》的故事实际上只讲了一半，这一半是关于抽象意义上的、普遍的个人成长话题。而关于迁徙的社会命题则被遮蔽掉了，尽管电影本身所带来的审美效果是利用了这一社会命题，并调动起对应的社会情绪。
如果说电影中对潜意识空间寥寥几笔的描绘，表现的是对弗洛伊德的某种回避的话，电影并没有彻底地摆脱弗洛伊德。
毕竟电影最终没有呈现给观众一种追逐「快乐」（joy）的肤浅哲学，电影不是一个「快乐」最终胜利的故事，而是一个重新发现「忧伤」（sadness）意义的故事。
据说主创原本的设计是将「快乐」和「恐惧」作为主要角色，后来导演道格特又因为特殊的触动改成了「快乐」和「忧伤」。电影没有彻底拥抱鼓吹享乐的当代流行哲学，对于「忧伤」的肯定反而成了最大的魅力。
正如《纽约时报》影评人A.O. Scott特别指出的，这部电影的优秀之处在于它「对忧伤这种情绪的护卫，以及为包裹在各种彩色的娱乐外衣之下的忧郁（melancholy）的必要性的论争。」后者正是弗洛伊德式的命题。
所以，如果说这部电影真的在某些地方打动了观众的话，那其实就是弗洛伊德的胜利。
幽暗的潜意识空间，被废弃的记忆深渊，最终消失在记忆中的曾经的想象伙伴……这些电影中最令人心碎的瞬间是否有可能被转化为激进思想家们所寻找的东西？
如果说作为一部给孩子看的动画电影，我们不能要求《头脑特工队》提供什么激进思想的话，什么样的电影应该担此重任呢？又或者，所谓的激进思想本身就应该被弃置到历史和记忆的垃圾堆，而我们应该准备购买心理学家为我们打造的心理健康食谱，来按方抓药？
就像影片中那个粉红象「冰棒」的眼泪都化成了糖果，《头脑特工队》无疑是一枚包装精致的美味糖果，我们像孩童一样，跟着电影又哭又笑，而糖果中包含的心理学命题，则等待着走出影院的人们慢慢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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