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红柳与陕西皮影的勾连

        

　　近日，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红柯的离世，使他独具特色的写作遽然终结。最新出版的《太阳深处的火焰》成为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一个长久闪烁于世间的浪漫文学火焰。
　　《太阳深处的火焰》是红柯生前“天山—丝绸之路系列”文学创作的一次总结。小说共25万字，采用复调式的结构来书写，被文学界认为是他两个故乡陕西与新疆的一次“对话”与“热恋”。在不久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一次读书活动上，红柯与文学评论家们一起畅谈自己创作这个作品的历程、寄寓在作品中的思考。真正地去读懂作家留下的作品，也是一种纪念方式。
　　
　　立足于文化自省的文化批判

　　主持人（作家付秀莹）：《太阳深处的火焰》这部长篇小说一出版就在文学界引起关注，并在不久前揭晓的2017年第二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中荣膺榜首。这部小说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为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带来了一股热流。先请小说的创作者红柯老师谈一谈他创作的背景和动机。
　　红柯（《太阳深处的火焰》作者）：我是一个很笨的人。笨人做什么都很慢，我是1983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受到文坛关注是1996年，用了13年的时间。1986年，我读了哈萨克生命树创世神话，带学生穿越沙漠戈壁时无数次碰到大漠红柳，非常震撼。2000年，我参加了“走马黄河”活动，和很多作家一起从黄河源头一直走到陕西，考察黄河中上游各民族民间艺术。到陕北的时候，剪纸、皮影这些民间艺术让我印象特别深。它们一下激活了我脑海里的生命树神话和大漠红柳。也就是说，大漠的红柳和陕西的皮影，勾连起来激发了这部《太阳深处的火焰》。
　　主持人：文学评论家贺绍俊曾经这样评价说，红柯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艺术。这句话怎么解读？
　　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红柯是当代文学界一个很有特点的作家。我之所以认为他是当代文学的一个艺术，是因为当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而他是难得的一直张扬浪漫主义写作的一个作家。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曾经一段时间里浪漫主义是当代文学中被压抑的一种创作方法。
　　红柯的浪漫主义和他的性格有关系，更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他是陕西出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跑到新疆，新疆的生活给了他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他的写作基本都是沿着浪漫主义的思路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写作又有现实主义的基础。而这个现实主义，可以说是陕西给他的。对红柯的写作来说，《太阳深处的火焰》是值得关注的，我把这部作品视为作家身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充分结合、碰撞的一个结晶。
　　主持人：这部作品不同于作家以往作品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太阳深处的火焰》有着红柯小说常见的西部风景与浪漫情怀，但最为独特的，是交织于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深层碰撞的文化内涵，那就是立足于文化自省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生态文明与学术清明的深切呼唤。
　　红柯写作的辨识度，就是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情怀。“太阳深处的火焰”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种意象。书里写到了一件白毛衣，因为白毛衣会使人联想到白云，而白云能把一个人升腾起来，于是给穿上它的人很多积极的精神暗示，白毛衣就成了一件“魔衣”。它是一个现实的日常用品，但在作家的笔下却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小说中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
　　有所突破的是，这次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许多文化的元素、人文的内涵，以及精神的拷问。书里还有很多反思和批判，对教育体制、知识分子的精神现状等进行了反思或批判。所以，这部作品跟他过去的作品相比，内容更丰富，意蕴更丰厚。
　　主持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这部作品，是看中了这部作品的什么？
　　韩敬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在红柯所有的作品里我读到了两条线，如果不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说法，我可能会用冰与火、或者热和冷的对照这样的说法。热，是他的作品里像太阳、胡杨树、红柳、萨吾尔登的舞蹈等所代表的一面。冷，是他对人间现实的冷峻观察，从中我们会看到现实生活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红柯大学毕业就到了新疆，最好的十年青春岁月是在天山南北度过的。新疆的绚烂与奔放，构成他创作中特别引人注目的“热”的一极。从新疆回到内陆，回到关中，回归汉文化的大本营，他就像从一种浪漫进入了一种现实。新疆是浪漫的，带给他火热；陕西是现实的，带给他冷峻。在《太阳深处的火焰》这部作品中，“冷”也在于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生存状态的刻画。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书的腰封上特别写了这句话——“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形记”，这句话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深刻体会。

　　他的两个故乡在对话

　　主持人：《太阳深处的火焰》被解读为“新疆与陕西的热恋”，这种“热恋”意味着什么？
　　贺绍俊：红柯有两个故乡，他的原初的故乡是陕西，还有一个故乡是新疆。这两个故乡都成为他重要的文学意象，文学的出发点。但这两个故乡在他心目中位置不一样，起的作用不一样。
　　刚才我们更多是从文学风格上来谈红柯，但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我们不能忽略红柯的思想性，他并不仅仅是痴迷于新疆的那种异域情调带来的浪漫气质，面对现实他还有自己的思考和批判性。
　　他以前很多的作品，对此是有一点回避的。他对现实不满，但进入到文学写作时，他会回避不满的这一面，投入到新疆的浪漫情怀中，比如说《生命树》《乌尔禾》等作品。但是在《太阳深处的火焰》里，他完全是用正视现实的方式来书写。实际上，他是让新疆的浪漫、理想和现实的不满、批判进行对话，所以是一种“热恋”。当然，这个热恋不是掩盖这种批判，恰好是他在批判现实的时候在寻找答案。他说到，他写陕西的灵感来自于皮影，皮影这种民间艺术表明了陕西非常深厚的文化传统，但皮影在小说中完全成了一种被利用的东西。书中的人物不是在真诚地挖掘民间艺术的瑰宝，而是把皮影作为一个获取更多现实利益的工具，这是很冷酷的。
　　对此，作家也进行了反思，现实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认为问题出在我们对传统精神的忽略。所以，他希望能够和太阳发生“热恋”，所以，他让老子出关去新疆寻找太阳的源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是他的两个故乡在对话、在“热恋”，他的两种写作在对话、在“热恋”。
　　主持人：从陕西到新疆，再从新疆回陕西，红柯的文学思绪始终在两边游走，他热爱陕西，同时他也热爱新疆。于是，在他的小说里，会有两个地域的对话，这使得他的不少小说具有复调的性质。作家陈忠实曾在十几年前评价说：“陕西文坛40岁左右的中青年作家中，红柯是最有实力的一位。”作为一名从陕西走出来的文学评论家，白烨老师如何看待陕西作家的创作？
　　白烨：陕西作家所处的文化土壤非常深厚，陕西作家对文学的热爱是超常的，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是豁出命去写的，陈忠实创作的时候也是这样，贾平凹每天不写几个字觉得这一天白活了。陕西作家还有一点很好，他们是暗中较劲、良性竞争。陈忠实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竞争是必要的，但文学的天空是广大的，可以放得下任何明星。我读陕西作家的作品有某种亲切感，对我来说那是一种精神还乡。

　　皮影背后太阳的光芒

　　主持人：有时候，一个人的创作就像一个人的战争，如同一个困兽在里面走来走去，最终突破。请问红柯老师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有哪些艰难处？
　　红柯：写一个长篇，思考的过程非常重要。我认为，一部长篇小说的生长期至少该有十年。生活积累如此，艺术积累亦如此。《太阳深处的火焰》的构思过程非常痛苦。
　　从1983年发表第一首诗到　《太阳深处的火焰》，我的创作就是一个核心：火。西部各民族的皮影从古到今以油灯、汽灯、电灯取光；电影源于皮影，皮影是人对自己的想象，电影是人对世界的想象，进入文学世界的皮影需要太阳的光芒来洞察人心之幽微。当我感悟到皮影背后太阳的光芒时，红柳就成为大漠火焰，成为地火。中亚、西域、新疆自古就是四大文明交汇地，当宇宙天地万物的生命进行对话时，我就放弃了抒写法显、鸠摩罗什、玄奘这些高僧的打算，重点抒写丝绸之路古道上被历史遮蔽的卑微生命。
　　我决定拿光和热把整个小说架构起来写，这既有稳定性也有不确定性。写长篇是一个体力活，是一个长跑。打个比方来说，写短篇和中篇是谈恋爱，写长篇就是结婚，结婚以后还有吵架打架，还有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最后再合起来。
　　主持人：这样“合起来”的作品，可以让读者看到什么？
　　白烨：在红柯的作品中我能读出一种生命意识。他希望生命能够自由成长，所以作品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歌颂，这是他创作非常重要的点。这个点使他把现实和浪漫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的作品中，他不是简单地写生活，而是在写生命的状态，这一点恰恰是他的特点，或者说他写作的立足点、出发点。
　　主持人：当沉溺于现实的泥潭时，生命意识是一种让人挣脱而出的力量吗？这其中是否包含着人与天地之间的一种关系？
　　红柯：从小，我们就知道“地平线”这个概念，到了新疆以后，我才知道内陆是没有地平线的，内陆不是村庄就是高楼大厦，把大家的视线挡住了。我刚到新疆的时候，跟着车子在新疆大地上跑，司机跑到半路休息一下的时候，就到戈壁滩沙漠上躺下睡一会儿。我也跟着做，醒来的时候，四周那么寂静，静得可以听到天上的声音，赶快爬起来，一看，云在我的头上贴着，天就在头顶上，竟然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新疆那种广阔的大自然，会促使人更多地去思考人与自然、生命这样一些宏大的哲学问题。
　　（本报记者　黄玮　整理）

　　《太阳深处的火焰》
　　红柯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