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儒生献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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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朱永嘉最新历史作品《论李贽》（中国长安出版社2017-12），摘自“胡杨文化出版”公众号。 ——评儒生献谶 史事：儒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来谒王，有“刘秀发兵”等语。群臣因复奏请，王乃从之，即皇帝位于鄗。 【李贽评】千古怪事都自儒生做出。 【朱永嘉释】 谶是巫师或方士化之儒生制作的一种谶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又名“符谶”“符命”，有的有图、有字，名为图谶。《说文》：“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 它是依附于中国古代天命观念，借以显示君权神授的一种形式。一些方士化的儒生以儒家经典为经，另编制谶言为纬。南北之道谓之经，东西之道为纬，儒生以纬附于儒书之经典借以预言吉凶，故谶与纬并提。 谶纬的起源甚早，在秦始皇时，便出现“亡秦者，胡也”等谶言，见于《史记》，在汉代亦有这方面的记载。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借灾异说人事，也是一种预言的方式。 在汉昭帝时，霍光执政，有眭弘字孟者，他借着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苑中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己立”，认为这是王者易姓换代的征兆，于是他便上书说：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他是想借此拍霍光的马屁，让霍光借执政的地位，直接即帝位。然而霍光不理，反称其“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结果他是投机不成，反误了卿卿性命，下廷尉后伏诛，这是儒生借符谶搞投机失败的案例。谶纬的大量兴起，是西汉末年之事。顾炎武在《日知录·图谶》便说：“谶记之兴，实始于秦人，而盛于西京之末也。” 王莽篡汉时，便有刘京等奏符命，他即利用谶符这一类预言，篡汉为新，这也是儒生在政治上迎合野心家的一种投机行为。 汉光武时，《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载，在王莽末，“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刘秀便与李家一同起兵于南阳。到了建武元年（25年），刘秀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其下属皆建议刘秀称帝，但还得找一个“天命”来显示自己称帝是受天之命。 那一年他行至（今河北高邑东南），便有： “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华（河南颍川人）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答之神，以塞群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南千秋亭五成陌。”（《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这个《赤伏符》就是谶记，四七之际，即四七二十八，自刘邦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汉在五行主火德，故云“火为主”。所谓周之白鱼，即河图、洛书，是古代预言的典籍。《尚书中候》曰：“武王伐纣，渡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长三尺，赤文有字，告以伐纣之意也。” 《光武帝纪上》还有一条谶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即刘字，《春秋演孔图》曰：“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这一类纬书，都是儒生为刘秀称帝张罗天命之说。 李贽的评语谓“千古怪事都自儒生做出”，儒生与方士、术士结合在一起，投机现实政治，自然会编造出各种迷信怪事来，可以从儒家经典中衍生出神怪奇事来。《易经》《春秋》《尚书》中，都有这方面的线索，其他儒家典籍亦有，纬书便是依附于经典的神怪奇异之说。不仅儒家如此，道家也有这方面的线索。在中国远古时代，巫史本来便不分家，有这个历史因缘关系，儒生做这一类“千古怪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东汉白虎观会议上，儒生们便引谶纬以释经，此时谶纬便成为汉王朝的神学正宗。 两汉的帝王，为了夺取权力和巩固统治秩序，都要借助于天命和神学甚至世俗迷信，以愚弄民众。 若《史记·高祖本纪》便记载了刘邦斩蛇的神话，在斩蛇之所有一老妪哭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以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又：“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 在这种环境下，各种学说也自然会产生向神学转化的倾向。汉光武以帝王的权力，宣布图谶于天下，更促使各种迷信充斥于社会生活，那时朝野上下弥漫着鬼神崇拜的神秘气氛。 然而当社会矛盾尖锐时，下层社会也能利用这些神怪迷信，使之变成为动员群众反抗统治的力量，如东汉末张角的太平道便是如此，他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实际上也是一种谶记或符的表现形式，凭这样一种口号，居然也能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与统治者对抗，那就是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 故符谶图这一类神怪迷信的东西，什么人都可以利用，特别在社会矛盾和危机时期，它可以起到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光武帝是用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秩序，张角、张宝则用来反抗统治，而儒生则利用这些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他们投机取巧的一种手段。 神怪迷信的流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社会生活处于动荡不安的表现和历史征兆，无知和愚昧是这种神怪迷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故后来的统治者对谶纬这一类神学迷信的东西，在政策上往往亦是自相矛盾的，既要利用天命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又害怕它成为威胁自己统治的工具，故隋炀帝发使四处搜查谶纬之书籍，《唐律疏议》规定私家不得藏有“天文、图书、谶书、兵书”，“违者徒二年”。（《唐律疏议》卷九《职制律》）《唐律疏议》解释说：“图书者，河出图，洛出书也。谶书者，先代圣贤所记，未来征祥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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