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湖南人从骨子里有一股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气。既如此，青春作赋是丈夫情怀，皓首穷经便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了。
1929年，杨树达痛感除余嘉锡外，“湘人居京者，无一真读书人”（《积微居回忆录》）。而其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邵阳人蒋廷黼（1895-1965），那么优秀的一个近代史学者、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风气者，数年后终于也放不下天下苍生，放下教鞭，步入宦途。
晚年蒋廷黼与故交、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交谈，李济问他：“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黼反问：“现在是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显然，他对创造历史更感兴趣。
抗战胜利前，湖南卓越的训诂学家曾运乾（1884-1945）病逝于辰溪。其好友杨树达在痛悼之余，对其在湖南学术史上的地位作了一番回顾：
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学，自唐陶山（仲冕）承其家学（父奂，曾有辨《伪古文》著述）；余存吾（廷灿）游宦京师，两君颇与戴东原之学接触。陶山之子镜海（鉴）仍折归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道光间，邵阳魏氏治今文学，承其流者有湘潭、长沙二王氏（王闿运、王先谦），善化皮氏（皮锡瑞）。皮氏尤为卓绝，然今文学家，不曾由小学入。故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曾）星笠一人而已。
这段话要而不烦，但是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便是道光年间吴荣光在长沙设湘水校经堂，那里已经“群相矜以汉学”（李肖聃《湘学略》）。钱基博甚至认为从那以后：
这当然大大地言过其实。不过，长沙、湘潭二王与其象杨树达说的是承魏源之流，还不如说与这一环境更有关系。
王先谦（1842-1917）从场面上看绝对一幅汉学家的模样。他于1865年中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1889年回乡后先后主讲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其治学重考据、校勘，尤以校勘见长，平生校刊古籍数十种，包括《汉书补注》、《合注水经注》等重要典籍，人称“季清巨儒”。
然而其校勘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杨树达曾批评：“王氏校书太失之机械，不能心知其意”。例如《汉书补注》，他便发现“所采周寿昌说谬误甚多”。周寿昌（约1814-1884）也是长沙人，著有《前汉书校补注》、《后汉书校补注》，其学问当然是典型的湖南做派。
杨树达是“汉圣”，《汉书补注》不能入他老人家法眼不足为奇。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有类似的评价：
王益吾为全校本，以聚珍版（即戴本）及赵本为主，参以诸家，虽无新发明，而最便学者（王氏所著书大率如此）。
梁任公总算心存厚道，对其“无新发明”不甚在意，而只表扬其“最便学者”。应该说，这虽然不算经世，却也不失致了用吧。
至于王闿运（1833-1916），那是一个“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的怪物。其人不为无才，但妄自尊大。其实他是不甘心老老实实做一介学者的。不得已而做学者，他也是不甘心做一个规行矩步的学者的。他总要表现他个人，标新立异，逞才露己。所作《湘军志》，只重文气词藻的骚人当然叫好不迭，当事而无利害关系的郭嵩焘则认为“其颠倒功过是非，任意低昂，则犹文人习气”。其治学路数，杨树达在读他人著作时顺带说过一句：
等到湖南人在学术上真正卓有建树，已是民国这批在学术上脱尽乡气的学者兴起之后。杨树达的语言文字学、余嘉锡的目录学成就，已为世所共仰。不幸未享高年、从而未逢1948年中研院院士选举的曾运乾，杨树达评价其为“一代宗师”：
其《喻母古读考》，当世治音韵者奉为定论。张生清常去岁与余书，谓罗常培近著《音韵学》，赞星（笠）为钱竹汀后一人，非过誉也。
湖南人不信邪，只信自己苦干、硬干乃至蛮干。因而湖南人如果对学问真的感起兴趣，其勤苦往往非外地人可比。职是之故，湖南人往往可以不受正规教育而能成为大学者。
现代以来湖南籍的著名学者中，有很多人是根本没有象样学历的。余嘉锡，就是靠读《四库全书总目》读成1948年中研院院士的。卓有建树的文献学大家张舜徽，也就是受到余嘉锡的激励而自学成才的。还有，沈从文，当初从湘西独自跑到北京时，只受过小学教育；到后来环境不允许他创作了，他硬是转行成为一个研究服饰史的专家。
作为这一现象的副产品，如果一个湖南人没摸着路，那结果会异常可悲。他也会找死地往前走，一身泥，一身水。而他本人肯定还自鸣得意，很有成就感。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颇不少。
我们随便可以发现湖南人做学问做得特别漂亮的例子。截断众流，单刀直入，一下子就把人的痒处挠着。最突出的莫过于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同类著作现在已无虑数百种，可没有一种能象他那样，寥寥数万字，硬是把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关节讲得举重若轻，清清楚楚。
读这样的著作你会得到一种感觉：痛快！ |
|
|
来自： 昵称VChmUhmv > 《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