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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三社联动”体制机制研究(上)

 hejingjing77 2018-03-09
研究背景

从现实背景来看,面对市场化、信息化、社区化和个体化的经济社会转型背景,未来城市社区建设正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面对城市社区治理环境的新特点, 全国各地围绕社区居民自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专业化等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各地积极开展“三社联动” 社区治理创新探索,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南京等地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做法与经验。作为一种新型的社区治理实践探索,“三社联动”迫切需要相关理论的归纳、指导与拓展。

本课题以城市社区为观察对象,主要关注三大核心问题:第一, “三社联动”究竟应当包括“哪几社”,即联动主体问题。“三社联动” 究竟应当包括哪几类主体,各类主体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应充当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第二,“三社联动”应当“如何联”,即联动平台问题。“三社联动”建设的关键在于通过搭建多种平台,对各类公共服务资源、商业服务资源以及公益服务资源进行有效动员与整合,从而改善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区居民有效参与以及提升社区自治能力。“三社联动”应当着重搭建哪些联动平台、如何保障这些联动平台的有效运转,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二。第三,“三 社联动”应当“如何动”,即联动机制问题。“三社联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充分调动社区内外的各类主体、各类资源,使其有效互动、衔接和融合,最终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有效协调各类要素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机制建设的题中之意。“三社联动” 应当着力构建哪些联动机制、如何保障这些联动机制的有效运行, 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三。

因此,本课题以共生理论为理论工具,以体制机制建设为分析视角,基于“联动主体—联动平台—联动机制”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分析当前各地围绕“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实践探索的特色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城市社区“三社联动”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建议。


研究框架

(一)概念界定

“三社联动”。本研究认为,“三社联动”是我国基层治理过程地方探索形成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 它强调在政社分开的基础上,基层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以及社区居民等主体之间联合互动、资源整合,从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逐步构建以社区为平台、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体制机制。“体制”指的是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限于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机制”最早是来源于希腊文,指有机体的构造、相互关系和功能。本研究将“三社联动”的机制界定为社区管理体制、“三社”主体间互动关系、运行模式与规则的总和。

社区。社区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提出,指一定数量居民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持力的生活共同体,是一个场域概念。其后,美国芝加哥学派赋予社区行政区划的内涵,认为社区是一个行政区域单元。本研究认为,在“三社联动”语境下,社区既是一个空间概念,又是一个主体概念, 同时还是一个平台概念。“三社联动”必须坚持社区本位,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充分融合的、协调自治的社区共同体。

社会组织。“三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既包括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区服务型社会组织,又包括数量庞大的在民政部门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三社联动” 中的社会工作者,是指在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既包括社区专职工作队伍中的社会工作者,也包括社会组织尤其民办社工机构中的社会工作者。其中,社区专职工作队伍是指由全日制从事社区工作并享受相

应报酬待遇的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以及协管员、公益岗人员等组成的队伍,是目前社区治理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和骨干力量。民办社会工作机构是指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重要载体,也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类型。鼓励发展面向社区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不仅是“三社联动”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

(二)分析框架

城市社区的“三社联动”体制机制建设,主要包括联动主体建设、联动平台建设以及联动机制建设三个方面。

联动主体是指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各类组织与个人,包括政府组织(包括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自治组织(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包括社区服务型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与市场中介组织(包括为社区治理提供各类资源和服务的企事业单位, 以驻区单位为主)以及个体行动者(包括志愿者、社区居民)。联动平台是指以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孵化、社区资源整合、社区自治为主要功能的各类平台,包括社区服务平台、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社区议事平台以及社区信息化平台等。联动机制是指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得以形成有效互动、衔接和融合的关系纽带,包括共识形成机制、组织衔接机制以及服务融合机制等。其中,联动主体是动力,联动平台是基础,联动机制是保障(见图1)。


四类联动主体角色与功能

在城市社区“三社联动”建设中,政府、市场、社会多种力量介入, 各级政府组织(包括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自治组织(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包括社区服务型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与市场中介组织(包括为社区治理提供各类资源和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以驻区单位为主)以及个体行动者(包括志愿者、社区居民)等主体围绕社区治理创新进行了大量探索,逐步形成多元主体联动的发展模式。

一是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综合协调角色和引导功能。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在“三社联动”建设中, 发挥引导作用,推动了多元自主治理和社区服务专业化。如: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政府和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加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促进社区枢纽型组织生成;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和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社区在专业人才引进、综合支持体系建设以及搭建社区组织服务平台等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二是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居委会的主导角色与融合功能。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通过开展党员活动以及志愿活动、培育和支持社区服务组织、发动居民参与等方式,有效动员社区资源,发挥了主导作用,有效实现社区服务资源、行政资源、文化资源在社区层面的对接与融合。如:上海徐汇区正南居民区党总支、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社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构建重大问题集体协商机制; 浙江省杭州市紫阳街道上羊市街社区居委会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西堡社区、上海市湖南街道汇贤居居委会搭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居民参与平台。

三是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等的参与角色与动员功能。当前各类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在参与社区治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扮演着动员居民参与,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服务的角色,激发了社区活力。社区兴趣类组织如养花协会、钓鱼协会、秧歌队等, 满足了居民的休闲或文化娱乐需求;社区调解类组织,如业主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等建立,为社区自主治理、社区不同群体权益的和谐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社区服务类组织通过志愿服务、互助服务、中介服务等满足居民个性化的物质精神需要,营造了相互联系、互助合作、相互信任的氛围。此外,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社区治理联盟、上海市绿主妇联盟、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立德社工等枢纽型社会组织积极引导、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 实现了社区服务和市场中介服务的有效融合。

四是社区居民的主体角色与自主治理功能。社区居民是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首要主体,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是“三社联动”的最终目的,也是实现社区自治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居民在社区党组织、社区工作者、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等的带动下,不断发挥社区居民的主体角色与自主治理功能,实现自我调节,自我满足,自我发展。如: 上海市徐家汇街道办事处、上海市惠工新村小区建立自治理事会、自管小组等公共事务参与平台参与社区治理,化解社区矛盾;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路社区、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居民通过成为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打造社区共同体;浙江省金华市北苑社区、湖北省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和四川省成都市五福桥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社区社会组织营造社区文化,紧密社区纽带。

从目前来看,这些探索的特色与不足是:“三社联动”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但边界与职责仍需明确;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仍发挥主导作用,行政化色彩较为明显;尽管近年来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但专业能力有待提升;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尚不稳定,职能和作用有待发挥;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很高,但参与程度相对较低。


四大联动平台建设

“三社联动”建设的关键是将社区建设的要素资源有效动员及有机整合, 各地探索建立了多种多样的联动平台,对公共服务资源、商业服务资源、公益服务资源进行了有效的动员与整合,主要探索包括社区议事平台建设、社区服务平台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建设、社区智能平台建设等。

(一)社区议事平台

社区议事平台是指政府机构、居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等多个主体,围绕居民普遍关心且争议较大的问题,建立协商议事形成共识的空间和机制。议事平台有效发挥了主体参与的动员协商功能,推动了社区协商、共识形成以及集体行动的达成,各地围绕议事平台搭建、功能发挥进行了大量探索。如:北京市朝阳区探索“党政群共商共治”,建立区政府与社区协商平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大马路社区成立邻里互助协会,打造居民自治平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社区协商“六化” 模式,打造社区议事品牌;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民情理事会” 建设。

(二)社区服务平台

社区服务平台是指政府、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或者居民自治组织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有效回应居民的服务需求的组织架构和机制。社区服务的价值目标是互惠与共享, 围绕这一目标,各地探索了多种形式的如服务中心、服务网络、自主参与志愿服务等社区服务平台, 有效地整合了社区内外服务资源, 实现了社区服务专业化和精细化。如:北京市通州区东方夏威夷社区服务呼叫中心平台,江西省吉安市邻里互帮互助平台,上海市杨浦区“社区睦邻中心”社区服务平台等。

(三)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

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是指以抚育、培育社区组织为主旨,形成的网络化互动平台和组织。各地在“三社联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多种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推动了社区建设的良性有序发展,如: 北京市通州区新通国际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平台,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南街道西堡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园,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

(四)社区智能平台

智能平台是指利用社区服务信息网,整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辖区单位、商家等各方面资源,构建规模化、信息化、操作性和延展性强的社区信息化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个性化、高品质的社区服务。在各地开展的探索中, 较为典型的有上海市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数据云平台,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智慧社区”系统平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织网工程” 平台。

在平台建设方面,存在的特色与不足是:居民自治能力得到提升,但普及性与制度化有待加强; 社区服务日趋精细化与个性化,但资源动员与服务融合不足;社区信息化建设示范效应初步显现,但总体水平滞后。(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 樊红敏 钱花花 磊)



来源
中国社会工作杂志
编辑:谢 霄
设计:谢 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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