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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西方相比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思想，西方文化思想主要源于宗教，认为有一上帝造之天地万物，且人生所谓种种真理皆由上帝而来，是一种以有神论为基础的思想。直至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宗教的蒙昧主义大加批判，自此开启了人文主义思潮，强调人本思想的独立与自主，但是这种思想不仅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更多是西方传教士从中国传入西方，随着现代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一现象已越来越明显。法国大思想家也是启蒙运动的领袖，被称为法国的孔子，他最推崇的人就是孔子且祭拜孔子，以儒家的思想文化来对抗教会主义，他认为中国的开明文化离不开孔子，所以欧洲的人本主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早期中国在殷商时代存在着上帝等有神信仰，但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演进和民智的开化，西周以下便奠定了以人为本的人生内在普遍之真理进而推广至宇宙万物，天人合一的精神品格。钱穆曾说过中国的思想不能形成宗教，若谓中国有宗教，可谓之“人文教”，因其信仰在人文界。那么为何五四时代会有那么多人来极力学习西方推崇西方民主精神，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他讲到那个时期的学者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面对西方有强烈的危机感，用中国的糟粕与西方的先进来对比，导致了极强的反传统主义，以至于忘掉中国传统来救中国，其实矫枉过正。 中国思想乃在于人生之理非为外觅而是内求，中国文化的波澜壮阔具有极度的包容性，强调天人合一的观点，而西方在宗教与自然常出现对垒，无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矛盾重重。而中国之所谓新旧思想冲突一如钱穆先生所说，只是接受了西方思想外貌上最易显见之冲突性，而自求冲突，此番批判着实为点睛之语。中国思想主要是儒释道，但以儒家思想为主，完全是站在人本角度来阐发，故而《论语》中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突出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墨家、法家等学派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墨家与宗教有相似之处从宇宙观来立论“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讲兼爱“视人之父若其父”认为儒家的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有分别的，故而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法家思想是从统治阶级出发驾驭民众，为求自身利益的一种狭隘思想“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后来的李斯引致韩非思想下场亦可知也。 随着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始成为一大影响深远的思想，在与儒家和道家相抗衡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既为佛教的中国化，脱离了印度佛教历史积习的制约。前期的佛教多为小乘佛法且是外来僧人，随着东晋和六朝时期上层社会的认可，佛教之经论义理始开盛行，并且同时代的变动逐渐形成一个大的宗教。佛陀释迦牟尼同是人而成之，与基督教之耶稣造人非为一理，佛法强调自力之修不依靠他力，同时佛教虽有涅槃境界但也主张业力因果轮回之说，应注重当下之修行，勇猛精进，佛经常言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此理与儒家人皆可为尧舜极为相似，使人类能从内心解惑导智，从黑暗处走向光明的人生界地，故佛教对人文精神也有积极贡献。但隋唐以后，佛教大发展流行于民间，造成了佛教的庸俗化和一种求佛拜祖的仪式行为，佛学思想逐渐走向神秘化的趋势，直至清末民国开始重新研究经典和注释，弘一法师的念佛不忘救国，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的人生佛教和当代星云法师的人间佛教，革新教义和制度，主张重人不重鬼，修善完整的人格，再一次将佛教思想回归到重视人生上来。 那么至于道家和儒家自不待言，是本土文化的发展，虽然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但是求同存异且同大于异，同为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问题，《礼记》中有“德也者，得于身也”，道与德是具有通性的，至德之人亦是得道的圣人，《老子》云“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家的无为思想更是告诫人要尊势依理，不要主宰万物，而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能够阴阳和合，四季调顺，长幼有序，体认道的本源既具备了德。孔子更是强调“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只有明白人生的问题，才能回应人死的问题，故中国的思想未走入宗教之一路。儒家所说的‘仁’更是从人心的本质出发，从《论语》开始“仁者爱人”“智者利仁，仁者安仁”，能够发现人生的大道，便可下学上达，再到孟子的“恻隐之心”皆是从人本心之中来而不断的演进。至于转入汉代董仲舒的思想却未能得到更好的阐释与发扬，直至王弼的出现再次注入了新源泉，他注《周易》和《老子》，指出天地间的事理均在人心意间而不在外象，之后宋明理学将禅宗思想融入儒家是更进一步的发展，更有了一番新气象，即至清代经历满族的侵入致使学术思想受到很大的冲击，学人完全进入考据训诂当中来逃避政治压迫和社会发展。上面已经提到过五四时代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抨击，但依然有人坚守儒学的复兴，最为典型就是辜鸿铭，他自幼生长于海外论及最懂西方的人没人能比得上他，十七八岁回到中国开始精研中国学问并不断翻译中国经典，是一位学贯东西的通才并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最后他最推崇的就是儒家，并告诉西方人中国人明心见性，不遗余力的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坚信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是世界需要的。还有钱穆以及牟宗三、梁漱溟、唐君毅、熊十力、余英时、杜维明等新儒家的继承与发展，在当代恢复儒家人文主义思想和心性之学，并且能够使西方学术界重新重视儒学。此种论调并非说中国传统文化并无缺处，且每个时期和每个学派的思想发展都有其时代环境的局限性，我们更当多读多学多思以明晰利弊，择优而从之。 以上所言，为近日来读书小感，亦深感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之处，应当细细研之，我等小辈之文虽谈不上学术之论，但应该要有一种学术的精神追求，北大汤一介教授曾说“政治可以有指导思想，学术绝对不能有，因为学术是天下之公器”，这也是老一辈学人的肺腑之言。 戊戌正月二十三日鹏原是为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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