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学家是一个美誉，由于封建阶层对文字在统治社会中的重视，科举取仕往往能选拔出文笔极好的“学者型官员”。
古代的文学家不一定是政治家，毕竟朝廷的“位子”是有限的，读书人是无限的，争夺有限的“位子”，只靠“学习成绩”是不够的，致使咱们看到古代大量怀才不遇、郁郁而终的文学家们。
就像咱们现在找工作一样，在学校得过奖学金、考试成绩好的同学，不一定是社会上的佼佼者，进入社会要综合比拼人际交往、家庭背景、工作水平，甚至可以说咱们的工作谁都能做，但让谁做，就看谁的“能量大”。
在古代也是如此，虽然文学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真正靠科举一步步爬上去的官员，往往既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
西汉时期，虽然未实行科举制度，但对社会对知识已有相当的重视。晁错是西汉的文学家、政治家，著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以文学的方式阐述政治主张。
千余年后，苏轼在《晁错论》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天下最危险的祸患，在于表面上社会安定而实际上却潜伏着不安定因素；只有勇于面对并积极解决祸患的人，才能建非常之功，如果既想解决祸患、博得美誉，又考虑自全之策，晁错就是可悲的下场。
西汉脱胎于秦朝，历经数十年战乱，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农田房舍撂荒严重，尤其是人口锐减的厉害。
汉高祖出门连四匹像样的马儿都凑不齐，面对那样一个物质极为贫乏的社会，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其时代必然性。
虽然“汉承秦制”，但因为儿子众多，高祖也玩了一把“分封制”，将自己的七个儿子分封到各地做“王”，拱卫首都长安。
七王当中实力最强的莫过于吴王、楚王，他们分封之地有铁有铜，有盐有粮，日子过得舒坦，历经四十年逐渐做大。
汉文帝时期，统治理念上讲究“儒法并用”，毕竟秦朝的严刑峻法让后朝认识到了单纯的“法制”并不足以保证社会稳定，所以《尚书》作为皇室文献档案、儒家五经之一的地位受到特别重视。
但是由于秦始皇搞得“焚书坑儒”运动，导致精研《尚书》的人只剩下一位距离长安千里之遥的济南伏生，曾是秦博士。
伏生当时已经90多岁，花白胡子老头，弓着个腰、手持拐杖，属于隐姓埋名不问世事的老者。
这可是国宝级人物，但凡这种人都好清静，不喜被人打扰，有点脾气，甚至极为古怪。
西汉皇室派人去请，作为前朝遗臣，一个能在“焚书坑儒”运动中存活下来的人，不仅仅只是一个书生那么简单，在当年连暴君秦始皇都对伏生礼让三分；所以人家根本不搭理西汉请他去长安的要求，为此汉王朝决定派人去求教。
为了防止打扰老人家，只能选派一人，且这个人需要年轻、好学求进、饱读诗书，最重要的是忠诚为国。
最后选择了一个叫晁错的年轻人。据说晁错为人耿直刚烈，家境殷实，家在长安城，做大买卖，也常给农民放高利贷，所以家里有钱安排晁错向申不害的门生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法家学说。
晁错很幸运的跟济南伏生学习《尚书》，学成回到长安，被安排在太子身边伴读，太子也需要组建自己未来的朝廷班底，晁错的官升的也很快，毕竟晁错懂得法家学说，又精研儒家经典，活脱脱一个“儒法兼修”的西汉大儒。
以至于太子家人都喊晁错为“智囊”，汉文帝下班后也经常检查太子的功课，晁错时常应答汉文帝的问题，并就国家的农商制度、边境匈奴骚扰及藩王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汉文帝听后，称赞晁错的提议好。但就是不按晁错提议去派人执行，毫无底线的宠幸一个叫邓通的撑船工，竟然把一座铜山赐予邓通，让他铸钱，这完全是把西汉的“发钞权”交给了私人，邓通成为活脱脱的“资本大鳄”（大宋年间，帮西门庆牵线的王婆，曾告诫西门庆要想勾搭金莲，需具备“潘驴邓小闲”五样工夫，其中之一就是像邓通一样有钱）。原因就是汉文帝“冲冠一怒为基友”，怕算命的说邓通未来会饿死的预言成真。
晁错英雄无用武之地，很是憋屈。
很快，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憋了很多年的晁错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拼了劲的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把过去十几年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披星戴月的赶着做好，似乎有点用力过猛，期间得罪了很多人，包括西汉当朝高官，但晁错仗着汉景帝撑腰也不在乎。
为了让自己的心腹晁错实现“精忠报国”的愿望，汉景帝委任其为西汉御史大夫一职，这个职位是与丞相、太尉并列的“三公”之一，晁错又是汉景帝的铁哥们，工作起来自然既卖命，又富有成效。
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打击商人对农民的压榨盘剥，自家就是开高利贷的，自然知道商人对农民的盘剥之技，高利贷导致大量农民失地、卖儿鬻女，严重影响国家粮食供给；通过该政策解决了国家粮食生产（实体）与资本掠夺（虚拟）之间的矛盾。
邓通因为对汉文帝“吮痈”一事，得罪过汉景帝（当时为太子），首当其冲成为被端掉的“资本大鳄”，罪名就是未经国家允许私铸铜钱，扰乱金融秩序（很可能汉文帝赐予邓通铜钱铸钱时，没办理好一系列金融牌照等批文，口头虽然比法律规定更有效，但却经不起核查），最后邓通真的被活活饿死。
晁错还规定，商人只要多向朝廷纳粮，就可以获得爵位。当时的商人盘剥了农民的大量粮食，但地位不高，为此用钱买个虚名，也算光宗耀祖，西汉王朝趁此把商人十几年盘剥的农民财富一下子转移到了西汉国库。
国家有了粮食，有了兵马将士。晁错强烈建议对匈奴用兵，打他姥姥的。他经常在汉景帝面前喊的口号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匈奴不打不行，和亲绝对不行。
汉景帝心里没谱啊，自爷爷都是讲究“以和为贵”，真的手里有钱有粮了，还真不敢开打。对晁错只说八个字：稍安勿躁、从长计议。
晁错又提议说，既然不打咱也不能继续让匈奴侵扰边境民众啊，倒不如将内陆的民众迁移到边境充实戍边，既可以开发边疆地区，又可以抵御匈奴侵扰。
这种战时打仗，闲时种粮的制度，被称为“屯田制”，为后代多有效仿。
另外，汉景帝在晁错提议下，搞起了“以蛮制蛮”策略，让投奔西汉王朝的少数民族，加入汉朝军队，共同保家卫国、抵御匈奴。因为归顺的少数民族多喜游牧，擅长骑马射箭，晁错的提议为西汉创建了一只“大汉铁骑”，为以后汉武帝出兵匈奴奠定了军事基础。
边境问题上，基本上小仗不断，打仗未犯，还算平静。
西汉王朝，有了钱有了粮，边境也安静了。晁错身为御史大夫，对汉景帝说，藩王几十年生聚，恐有做大趋势，不得不防啊。于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成为了他在汉景帝耳边常说的另一句口号。
汉景帝考虑到自己小时候曾经失手打死过吴王的儿子，自己的叔叔始终怀恨王室，并十几年不上朝请安，确实是个祸患。
宣布了一系列削弱藩王的措施，夺走了很多藩王的政治权力，但藩王的钱粮兵等未受影响。
最强大的吴王不想坐以待毙，便联合楚王等，一起起兵造反，口号是“清君侧，诛晁错”。
在吴国做过丞相、官至朝廷太尉却因为晁错被贬为庶民的袁盎，联系自己的亲信，面见汉景帝说，我做过吴国丞相，知道吴王起兵的目的，就是晁错错误的削藩政策引起的，只要按照吴楚等国的要求，诛杀晁错，事情就平息了。
没打过仗的汉景帝，那见过这阵势，根据袁盎的提议，安排内官设计诛杀晁错，晁错被人以上朝议事的名义坐车前往的途中被杀，死时身着官服，面庞惊恐，死不瞑目啊。
前往吴楚谈判的朝廷使臣邓公，对汉景帝说人家吴楚压根不想退兵，所谓的“清君侧，诛晁错”就是个虚假的口号，您诛杀了主张削藩的晁错，谁还敢相信你的号令？！
汉景帝悔不当初。
针对这一事实，后人评价说当时晁错主张削藩时，其父亲跑到朝廷找晁错，骂他多管闲事，人家刘氏家族的问题，你一个外人瞎掺和什么，惹得街邻四舍都怨恨咱们家（作为地主阶层显然，晁错家及其邻居都是显赫豪强），不但生意不好做，未来削藩还会惹来杀身之祸。
晁错回答说，我也是为国尽忠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何况，我只是出谋划策，又没有亲自带兵征伐，躲在幕后还是比较安全的。
晁错的父亲，回家后喝药自杀了。
晁错随后因为汉景帝“丢卒保车”，也送了性命；还好西汉军队给力，吴楚“七国之乱”最终被平息了。
晁错面对西汉隐藏的藩王祸乱，虽然暂时没有影响王朝稳定，但能够提出并促使汉景帝去着手解决，无疑是有远见的。
西汉统治者如果消极地等待藩王祸乱演变却不去想方设法主动应付，那么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苏轼评论，只有那些为国舍身取义豪杰人士的，才能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定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建立伟大的功业。
但伟大的功业不是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人能做到的。
像晁错那样，虽然具有建立伟大功业的愿望，却又考虑保全自我、留有退路，往往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