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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屈宋辞赋在唐代的传播流布通道有三:其一为《楚辞》专书系统,可视为前代传播方式的继续;其二为《文选》文学选本系统,唐代因李善等人所作注本的出现而使屈宋辞赋得以广为流布;其三为《宋玉集》系统,是为传播宋玉作品的别集媒介,是对屈宋辞赋流布方式的又一补充。 关键词:屈宋辞赋 唐代 传播 屈宋辞赋历经先唐千余年的传播,初到唐人那里时是怎样一个面目?唐人以怎样的态度看待它们,以怎样的方式接纳了它们?又是怎样让这些文字星火在帝国的文学天空中闪亮并散发光热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即须搞清楚屈宋辞赋在唐代的传播渠道、传播方式及流布范围等。换言之,我们要对屈宋辞赋作品在唐代的版本源流及其为唐人接触、阅读并研究的具体情形,作一文献学考察。 一、《楚辞》专书系统 据《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之著录,有关《楚辞》专书版本及其研究著述完全一样,书目与各自的卷数都未曾变化,这说明欧阳修等撰《新唐书・艺文志》时,于唐代《楚辞》一书的传本及研究专著可能没有再发掘出新资料,因此只是照录《旧唐书・经籍志》而已。由两《唐书》的著录,我们明确可知唐代王逸所注之《楚辞》仍是最主要的传本,围绕它的研究之作有五种,但都是由晋至隋的前人著述,文武彬彬的唐代竟没有产生出一种见于史志的《楚辞》研究著作。核之文献,王逸《楚辞章句》诞生之初本有十六卷[1],而《隋书・经籍志》却著录为“《楚词》十二卷,并目录”[2],至新旧《唐书》时又著录为十六卷。从传播学角度而言,此种不同或许即意味着其具体篇目与内容的不同,若能查核清楚自然甚好,但诚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所言:“卷数分合,多不齐一,无从核实。”[3]古人对书册进行整理时,往往会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卷。今虽不知《隋志》所录十二卷本《楚辞》的具体篇目与唐时之十六卷本到底有何差异,但我们可揆测两《唐书》所载之十六卷本《楚辞》,很有可能是唐人为使该书合于王逸所言十六卷之数,而对隋时十二卷本《楚辞》重加整理,并析之为十六卷。今据后汉王逸《楚辞章句》篇目,及宋人关于《楚辞》版本篇目的论述,可考知唐代《楚辞》专书的卷帙及大略篇次,它们是:《离骚》第一、《九歌》第二、《天问》第三、《九章》第四、《远游》第五、《卜居》第六、《渔父》第七、《九辩》第八、《招隐士》第九、《招魂》第十、《九怀》第十一、《七谏》第十二、《哀时命》第十三、《惜誓》第十四、《大招》第十五、《九叹》第十六、附:《反离骚》和《九思》。若细加斟酌,也许还存在不少漏洞和疑问,譬如说唐代《楚辞》传本是否就只有这样一种?其具体篇次是否就真与笔者所列的顺序合辙一致?由宋代尚存多种《楚辞》传本可推知,唐代《楚辞》传本亦当有多种,惜乎今已文献无征,所以我们也只能就两《唐书》所载十六卷本之《楚辞》大体上考察一番。 除《楚辞》专书外,唐代尚有从前世流传而来的《楚辞》研究著述数种,如郭璞等人的注本及孟奥、徐邈、释道骞等人的音注。这些著述也是屈宋辞赋在唐代的重要传播媒介,是唐人阅读、学习并接受屈宋辞赋的重要通道。尤其是三种音注本《楚辞》的存在,无疑透露了唐人接触阅读《楚辞》的普遍性。在唐诗中我们即可读到不少吟咏《楚辞》的诗句,如张祜《江南杂题》云“幽栖日无事,痛饮读《离骚》”、白居易《湖上闲望》云:“闲弄水芳生楚思,时时合眼咏《离骚》”、李贺《赠陈商》云:“《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等。由今存释道骞《楚辞音》残卷可知,此类音注本主要是为了方便人们学习诵读《楚辞》作品而写成的,“其不言音者,不过百分之二三”[4]。一句话,经由《楚辞》专书系统这一传播通道,唐人已能读到全部的屈原辞赋、两篇宋玉辞赋,以及一些从音义等方面对这些屈宋作品进行注解和阐释的研究著作,为唐代文学从多方面接受屈宋辞赋提供了必要的文献保障和前提条件。 二、《文选》文学选本系统 梁萧统编纂《文选》时,收录了不少屈宋作品,它们是屈原的《离骚》、《九歌》六首(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九章》中的《涉江》,还有《卜居》和《渔父》,计十篇;宋玉的《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对楚王问》,计七篇。《文选》一书在唐代盛极一时,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文学选本。唐高宗时李善遍征群籍为《文选》作注,成《文选注》六十卷,“大行于时”[5];唐玄宗时,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重为《文选》作注,又成《五臣注文选》三十卷,并得到玄宗的嘉奖。外此,唐代还有许淹、公孙罗、陆善经等多人注过《文选》,今存唐写本《文选集注》即首录李善注,次录《钞》和《音决》,再次录五臣注、陆善经注,最后是“今案”,亦即《文选集注》纂集者的案语[6]。由如许之多的注本可见唐代“《文选》学”之兴盛,而且这兴盛的背后还有一个现实的功利原因作支撑,那就是唐代科举考试对诗文的重视促使学者士子们竞相研习《文选》。正是因为唐代蔚然兴起了这样一股“《文选》学”热潮,《文选》一书便广为流布并深得天下士子们的喜好,很多诗文作家都曾经过一段深入学习《文选》的过程。如,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载:“白前后三拟词选(即《文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7]记述的即是李白学习《文选》的典故;杜甫亦言“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又言“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这些都表明《文选》是唐人习见习用之书,一般读书人都须精摩细研以获得必要的文章写作技法,培养并提高自己的文学素质。既然《文选》在唐代学术史及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如此突出,那么见于《文选》的屈宋辞赋作品亦当借此东风而广为唐人所研读。考之史籍,情形正是如此,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八载: 蟾廉问鄂州,罢,宾僚祖饯,蟾曾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饯毫授宾从,请续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念,云:“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 韦蟾在宴会上手书的《文选》语句,“悲莫悲兮生别离”出自屈原《少司命》;“登山临水送将归”出自宋玉《九辩》。也许韦蟾之所以手书了两句屈宋文句是缘于这次宴集的送别主题,但笔者以为这也能表明唐人对屈宋辞赋的喜好和精熟,进而也可以窥知屈宋辞赋在唐代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此外,这两篇屈宋作品在《楚辞》专书中皆有收录,而《唐诗纪事》载“蟾曾书《文选》句”云云,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就是《文选》在唐代传布甚广,唐人对前代诗文的接触学习多始自《文选》。换言之,唐人对屈宋辞赋的接触学习,同样也多始自《文选》一书,而非《楚辞》专书。 从盛唐至晚唐,《文选》在唐人那里一直都颇受重视,是士子们必须研习的文学选本。由此我们认为,屈宋辞赋在唐代凭藉《文选》以传,并取得了非常明显的传播效果,使其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为大批学者士子们所阅读学习。这般较大规模的传播,一方面使唐人普遍熟悉屈宋辞赋,另一方面也普及提高了屈宋两位先秦作家在唐代的知名度,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助于熏染并形成一种时人接受屈宋及其辞赋的社会大众心理。对此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稻�x耕一郎即说:“从六朝后期到唐代,宋玉评价之高的原因之一,出于昭明《文选》的巨大影响”[8],也就是说《文选》在推动唐人接受屈宋影响方面,其功甚莫大焉。 与《楚辞》专书及其研究著述共同作用而形成一个传播屈宋辞赋的文本介质群相类似,《文选》一书在唐代有多家注本,传抄甚广,同样也便形成了一个传播屈宋辞赋的文本介质群,而且其传播屈宋作品的实际效果较《楚辞》专书系统的传播效果要更胜一筹。个中原因,除上文所言及者外,也许还得补充一条,即我们还应考虑到“《文选》学”在唐代盛极一时,为之作注的学者亦多引用屈宋辞赋文句注解《文选》中的其它作品,唐人也可以通过《文选》中这些涉及屈宋辞赋文句的注文,了解并学习屈宋及其辞赋,从而使屈宋作品得以间接地传播流布。这也当算是《文选》系统传播屈宋作品之功的另外一面,但却又是易于为人们所忽略的一面。 三、《宋玉集》系统 宋玉辞赋在唐代的传播流布媒介除《楚辞》专书系统与《文选》系统外,还存有一个别集系统,即《宋玉集》。《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楚《宋玉集》二卷”,然具体篇目不详。幸而李善注《文选》时曾大量征引过宋玉辞赋文句,唐代编著的一些类书中也有少许关于《宋玉集》的记述文字,现今只能根据这些资料来探测唐时《宋玉集》的卷帙及篇目概貌。郑良树《论〈宋玉集〉》与稻�x耕一郎《〈宋玉集〉佚存钩沉》两文,对此问题都有讨论。笔者检索爬梳李注,并参考上述两文的相关论述,制成下表:(见文末) 由上表可见,李善《文选注》中引《宋玉集》文句明确可考者有五处,它们分别出自《对楚王问》(两次)、《高唐赋》(两次)和《钓赋》(一次);隋唐类书中称引《宋玉集》的条目有三处,它们分别提到了《小言赋》、《高唐赋》和《宋玉集序》中关乎宋玉的一则逸闻。综合这些信息来看,唐时《宋玉集》传本中的具体篇目,除确切可知的《对楚王问》、《高唐赋》、《钓赋》和《小言赋》外,尚有一篇《序》文。为此,有学者认为“隋唐时《宋玉集》分量相当可观,而且亦相当完整。而此《宋玉集》之渊源,恐可上溯颇远矣。”[9]若此言不虚,据《文选》所选录之宋玉作品与《文选注》所引之宋玉作品文句,我们可推知唐本《宋玉集》还当收录有如下一些篇目,即《九辩》、《招魂》、《风赋》、《登徒子好色赋》、《神女赋》、《讽赋》、《大言赋》和《笛赋》。这样,现今见于宋玉名下的辞赋作品,除《舞赋》情况不明外,其余诸作在唐本《宋玉集》中便皆有收录。 唐代《楚辞》专书收有宋玉的《九辩》和《招魂》,《文选》中又加收了《风赋》、《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神女赋》和《对楚王问》五篇,使宋玉的七篇辞赋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但这并非宋玉的全部作品,还有《笛赋》、《钓赋》、《讽赋》、《大言赋》、《小言赋》和《舞赋》六篇辞赋,从李善《文选注》、唐代类书及唐人诗文中[10],我们业已考知上述六篇辞赋在唐代同样传播并为学者士子们所熟习,其具体传播方式虽不可尽知,但据上文我们的分析来看,除了单篇传播的可能性之外,更大的可能性应是藉《宋玉集》这一渠道以传。为此,笔者以为唐本《宋玉集》系统为唐人阅读学习宋玉辞赋提供了较全面的版本,为宋玉辞赋在唐代的传播流布建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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