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开俭/图 旧时书院巷还没有现在的那么长，后来三多巷“加盟”才长出一倍来。从三元坊到金狮河沿长仅280米,大致分为三部分,中间有两座砖木结构的牌楼为界。别处的牌楼立柱都用坚固的花岗岩石,因为要担负牌楼上面楼顶的全部重荷,但这里的两座牌楼却是用四根粗壮的楠木作立柱,以后在柱边两旁砌上砖头,用水泥加固，以保安全。巷的中部在明清时建有威严的巡抚衙门；东牌楼的那段人居稀少,一面是苏州中学的围墙,只在三元坊口，有一家小杂货店和一家成衣铺；西牌楼下要热闹得多,这不足百米中有居民生活必需的老虎灶、理发店、食品杂货店、大饼店、小酒店等，还有肩挑手提的流动摊贩。 1. 西牌楼下住着的众多教师，各人都有一番经历，可以演绎出许多故事来。比如马家父女，两人皆为教师，却命运迥异。老马先生曾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却失业在家，后谋得了平直小学教席。我就读四年级时，他来教我音乐课，都是爱国的歌曲，如《八百壮士之歌》《满江红》之类。他不会弹琴，便手执一根金属棒指挥。他的英文极好，教唱之余就开讲《鲁宾逊漂流记》，他凭一本厚厚的原著，读一段讲一段，吸引了我们。解放后分配到无锡师范当图书馆主任，这很适合他的爱好和文化程度。 他依然待人谦和，却有些迂阔。我和他是邻居，又是师生，我常去他家，一见我便客气地问好，有一次他问我“令尊令堂可好？”我回答后，接着又问：“腌昆虫呢？”我不知所问为何，他发现后加问，你哥哥弟弟好吗？我回答后回家问妈妈，方知说的是“贤昆仲”。昆者兄也，仲者弟也，马老师和他的学生交谈还要这么掉文，这时已经是解放后好多年了。他的性格逐渐变得迂腐固执，与时代暌隔日远，加上历次运动，后来我见到他时已经是又失业在家，且走路脚也跛了。 他的女儿新苏师范毕业后，在一所实验小学教书，却是聪颖能干、钻研并精通教学业务，又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常举办公开课，每每吸引教师从全市各校前来观摩，大家受到启发，都交口称赞，后来她当了该校的校长，被评为特级教师。 2. 若说老马老师和小马老师父女俩的经历可归之为新旧教育结果的不同，那么徐教授一生前后命运的差异又是一种典型。徐教授比我大不到多少，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三青团，后在东吴大学就读时，竟成了反革命分子被抓了起来——大概他曾担任过三青团分队长，根据解放后的政策，正好划进，尽管他辩称动机并非要反革命和叛国，但政策是条硬杠子。接受劳动改造了许多年，待到出来，正好遇上了好时代，根据当时的需要和学历水平，徐教授被派到已改为江苏师院的母校去任教。 终于发挥专长的机会，他埋头教学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后来被评为教授。而他始终爱好的京戏也得以圆满收场。他家租住在相对的四间小屋里，当中的天井小得不到一张乒乓桌那么大，他兄弟俩住在一间小卧室，除两张床外，其他家具十分简单，却有一只手摇留声机、一把京胡、一只板鼓和好多唱片。炎暑燠热，他拿起京胡到大门口拉起他的西皮二黄，他爱唱马连良的戏，胡琴一拉他开唱：“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凭阴阳如反掌，博古通今……”。路过的人也有请他拉琴吊吊嗓子的。我到他居室，他放唱片给我听：“百代公司恭请马连良老板献唱《借东风》，”板鼓哒哒和一段京胡过门，就是，“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曹孟德占天时兵多将广，领人马下江南兵紥在长江，孙仲谋无决策难以抵挡……”马连良的唱段基本全有，到他任教苏大后还如当年那样不离不弃。 待到他80多岁，苏大退休教师的京戏爱好者举办专场时，我也前去“捧场”，只见徐教授穿戴全套行头，粉墨登场，表演的是他最钟爱最拿手的诸葛亮的“空城计”，他站在戏台后部叠着的几张桌子上，前面是用布幕围成的“城墙”，唱着：“……我正在城头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他唱得十分投入，精神抖擞，似把几十年来唱京戏积蓄的功力全用了出来，他把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又沉着稳重的特点都表现出来，台子后面的同好却紧张得汗流浃背，因为穿着高底的朝靴又登上高台的这位耄耋老人不能有一点闪失，他们竭全身之力托扶、抵挡、保护着他。这时，徐教授的唱腔做功到了至高至美的境界，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下台后，我看他想和我们谈话，却力气也没有了。 3. 他宅上还有杨老师、袁老师，也是教育线上的老兵。 住在他家隔壁的王家是个教师之家。除“婶母”外都姓王，王老师是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生物教师，他除到校教学以外，所有业余时间都埋头在家种植植物，他家庭院四周花岗石条上排列着百多盆仙人掌、仙人球、仙人鞭，大大小小，形态各别，他似是研究这类植物的专家，辛勤调拌土壤、翻盆、施肥，都须亲力亲为;还有一个蘑菇房，就更要花时间精力操劳了，我曾进蘑菇房去看过，两边沿壁像学生宿舍的叠床一般，各有四五层，每层底边有木条围住，中间平铺着马粪，把玻璃瓶里的蘑菇菌种置于粪上，洒水、控制温度、看其长出、长成，我进内不久就受不了那马粪的臭味早早退出，王老师却钻在狭窄的蘑菇房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王老师有三个子女都继承父亲的事业当了教师，分别在大专、师范、中学授课。王老师的家属中，弟媳和侄子也是当教师的，这一个门里就住着六位教师。 和他相似的要算对门的我家了，我家也是教师家庭，我们四个姐妹兄弟都从师范院校毕业。 我的老兄攻化学，当教师多年后担任教导主任，遇到学生毕业的去向问题，学生来访，他阐发了周总理的四个面向（工矿、农村、边疆、基层），结果受到批判，因为没有突出当时要求全部去农村的“一片红”，作为右倾思想，下放农村的新办学校，他不想再从事行政工作，之后才回到一所较大的中学教他的化学课，满足了他的要求。没有过多少太平日子，“文革”风起，旧账翻出，又受折磨，再一次下放农村。当时正开展学毛选的运动，一位农村青年请他辅导写讲用稿，后来去会上作讲用报告，一炮打响，成了学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提到乡里当了干部，以后又升任县里的干部，之后当了副县长。 我哥哥在化学教学中没有出过化学人才，却培养了个行政干部，真有点有意栽花和无心插柳的尴尬。终于盼来了教育的春天，又再一次到一所规模大的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和校长，后来提升为教育局长，他热爱教鞭生活，故再也没有比教师离开讲坛更让他觉得遗憾了。 至于我，在教育岗位待了四十多年，退休后还应邀去办市艺术进修学院，在艺术教学中结束了我的教学生涯。我就在鹤山书院原址办起的学校教书，和我一起在此校工作的，还有书院巷陈家的大女儿。谈起我的母亲，她曾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出校后也当小学教师，她会弹琴唱歌，教音乐课，同学朋友结婚请她弹琴奏乐，结婚后我们兄弟姐妹陆续出生，母亲只得离开学校相夫教子。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也先后当上教师。 以上的故事涉及17位教师，都是当时西牌楼下的四个门堂子里发生的。当时好多教师都住在此巷，书院巷可称是“教师一条街”，可算实至名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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