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台北牯岭旧书街：兴于战后，没于光华（上）

真友书屋 2018-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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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旧书街主要是集中在牯岭街一带，然而这条书街因为搬迁的原因，早在四十年前就已衰落，而其美好的记忆却深深留存了爱书人的脑海中。之后又因为一个同名的影片让该街名声大噪，黄尚雄、韩维君在《旧书摊》一文中写道：“年轻的X、Y世代，也许不知道，当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最拉风的活动，就是逛旧书店、买旧书。台北市的牯岭街，不是因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由杨德昌执导）而声名大噪。盛极一时的旧书产业，才是让老一辈台北人所津津乐道的主因。”

这个电影我没有看过，然而牯岭街之名却由此而深入人心，很多对藏书没有兴趣的朋友提到“牯岭街”三个字都会讲到这部电影，可见该电影拍摄得何等之成功。而我对少年杀人这件事没有太大兴趣，更多者则是关注于这条古书街的兴衰。

牯岭街街牌

从什么时候牯岭街成为了旧书一条街这件事，傅月庵在其专著《蠹鱼头的旧书店地图》中引用了作家刘大任在《浮游群落》一书中对牯岭街的描绘文字：“这一带的旧书店，不知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近年颇成就一种市面。朋友一个带一个，不久都成了常客。逛旧书店是一门学问，胡浩常说：外行人，金子摆在眼前也看不见。老手的话，不但版本、价格心里有数，甚至培养出一种直觉，一堆堆小山样的破旧书刊里，眼睛一瞄，保管挖出好东西。”

刘大任说他不知道牯岭街是什么时候发展成了古书一条街，但《浮游群落》是一部小说，也许刘大任是有意模糊具体的情形。关于牯岭街形成旧书一条街的起因，傅月庵先生在《蠹鱼头的旧书店地图》一书中有如下说法：“一九四五年以前的台北佐久间町一带，原为台湾总督府宿舍区，包括军司令、高等文官等都散居在这块由今牯岭街所贯穿的区域，庭园宅邸、街巷修然。二次大战后，日人遣返在即，乃纷纷整理家当，将字画、古董、藏书等就地摆摊，低价出售。日本人走后，市集隐然成形，颠沛流离谋生拙，随着国民政府播迁来台的军公教人员，成了旧书来源的另一重要提供者，也是积极的消费者。于是以牯岭街为中心，渐渐蔓延到厦门街、福州街、宁波西街、南海路等相邻道路，处处都有人设摊开店，贩卖过期杂志、漫画、月历，用过的教科书、各种杂书，乃至绝版书、线装书、手抄本等等，最盛时期聚集了一百多家的摊商，有店面者二十余家，取名包括庆音、妙章、松林、易林、艺文、竹林、千秋、珍艺、人文……感觉还残留有几分东洋味，而‘牯岭街’也几乎成为‘旧书摊’的代名词。”

到处是邮币招牌

原来牯岭街一带乃是台湾的高尚区，只是因为二次大战的失败，日本人被遣返回国，他们在离开台湾时将一些物品就地摆摊出售，而后形成了市场。而跟随国民党前往台湾的一些人员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也开始在这一带出售旧物，于是渐渐形成了市场。对于该市场形成的时段，赵长海所著《新中国古旧书业》一书中附录有“中国台湾的古旧书业”，此篇附录首先讲明了牯岭街对于台湾旧书业的重要性：“承载旧书业发展的载体是旧书店，而台湾的旧书店以台北为主，台北的旧书交易早期主要集中在牯岭街，之后搬迁到光华商场，因此，了解台北牯岭街旧书店兴衰可以窥见台湾旧书业的兴衰。”

而对于旧书街的形成时间，赵长海在文中也有着同样的说法：“二战刚结束时的牯岭街仅是古亭区的一条小马路，街道两边的日式住宅大多被国民党接收作为公家眷舍。牯岭街开始成为台北有名的旧书街，是在1945年（民国43年）左右。”

行人稀少的马路

然而朴子在《牯岭拾遗》一文中却说牯岭街书市的形成并不始于1945年的抗战胜利：“牯岭街在日据时代属佐久间町，其东邻儿玉町，即今南昌路一带，就有四五家日文旧书店，手边一本书上的标签就有‘野田书房’、‘全国古书籍商联盟’、‘台北儿玉町’云云，听说光复后还有经营，到了一九五一年前后才散去。”

对于这一点，傅月庵有着同样的论述，其在《台北旧书街》一文中写道：“牯岭街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旧书街，清末时期原称龙口街，此时附近几乎没有开发，只有部分沿溪而居的传统住宅。日治初期，日人在此规划一条日人住宅街道，以现今的南海路与南昌路负责对外交通需求。自日治时代起，这条位于台北市的小街道，就已是二手书的集散地了，这是牯岭街旧书业发展的萌芽时期。”

傅月庵说这一带原本也都是旧书店

按照傅月庵的说法，日据时期的牯岭街乃是台湾旧书业发展的萌芽时期，但即便如此，这也应当是牯岭旧书街的源头。看来牯领街原本就有旧书店，只是因为这一带主要是日本人的居住区，故这些书店主要是卖日文书。而到了1945年，日本人被遣送回国时，于牯岭街一带摆摊出售家中物品，朴子在文中写道：“台湾光复，日本人被遣送回家，留下带不走的书、家具等，就沽给旧货商，有些小贩转买了来就在牯岭街摆摊求售；书自以日文书为主。那时候，台胞自长时间处于日语倡行汉文极受压制的日据时代，一般人多不能读中文书，政府犹当大力推行国语文教育，图书出版事业才在起步，遑论中文旧书买卖了。”

既然牯岭街最早是日本人开办的旧书店，那么当地的中国人到哪里摆摊卖书呢？按照朴子的说法则为：“一九五○年左右，台北市区熙攘之处，像中华路、重庆南路、衡阳街、武昌街、新公园等，随处可见一些卖书的。”

仍然有些未拆捆

既然原本的中文旧书摊并不集中于牯岭街一带，那为什么这里渐渐形成了最大的中文旧书一条街呢？按照朴子的说法是：“台北市区逐渐繁荣，市府为整顿骑楼市容疏畅交通，旧书摊就也逐渐集中牯岭街去了。”既然如此，是哪位在牯岭街首先卖中文书？朴子在其文中给出了如下答案：“传说当时开牯岭书市先河，是一个叫‘阿彪伯’的摆摊最早，一般有说‘松林书店’招牌最老，应是指的它是第一家搬进店面的旧书摊。现在‘松林’老板也说，一九五六年‘松林’老老板在国都戏院隔南昌街对面开店卖书之前，牯岭街一带就已经有旧摊了。而且‘松林’之号，是他们父子兄弟在一九五八年迁入牯岭街，今天‘竹林书店’现址正式登记为书店才有的，后来兄弟分家，哥哥迁‘松林’新址，弟弟改号‘竹林’。这同时，牯岭街在一九六○年前后，旧书市集渐成气候，以至魏先生为文时候的鼎盛时期，到一九七四年三月书摊再迁光华，已届牯岭书业风烛残年，时不我与了。”

然而从各种文献来看，牯岭街最初只是一些地摊，到后来才形成了固定的商店。朴子在《牯岭拾遗》一文中写道：“牯岭街是台北的一条小马路，当年即以旧书摊闻名。说它是摊，那真叫写实，除了少数几家有字号开了铺子的，其他都是利用路肩人行道上摆露天摊，克难凑合书架倚墙而立，杂志画报堆满一地，字画就挂在树上，大多摊位依稀相接，连绵约占三条街。六十年代旧书业鼎盛时期，这里聚集有六七十家书摊。”

店主的工作台

能够形成旧书街，货源丰富当然是第一大要素。对于书源的来由，赵长海在文中写道：“这一时期的旧书摊有着丰富的旧书来源，其中最主要的为日本侨民遣返，无法带走的图书、古玩字画等；另外一个因素即台湾光复后至国民党退居台湾，大量撤退到台军民人口，生活艰难，许多人不得不处理图书等旧物勉强度日。因此，50、60年代贩卖旧书以及其它流动摊贩四处流窜街头的情形是随处可见。”

因为都是临时交易，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店铺，就地摆摊虽然方便，但也同样会引起道路的拥挤，因此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有关部门就会出面管理。对于这样的管理，赵长海在文中写道：“旧书摊则在牯岭街一天天集中，至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发展到有58家旧书摊的规模。到1968年台湾政府公布‘台北市摊贩管理规则’，牯岭街开始分配固定的书摊位置，旧书摊贩增加至80家左右，因固定位置有限，摊位难求，据1974年报载，转让行情已经高达四万八干元台币。从1954年到1969年间，牯岭街旧书业为其发展期，而在1969年此后的十年间，则为其鼎盛时期。”

我感兴趣的书

既然有了固定摊位，这就意味着市场的合法化。为什么在这条街上会形成如此庞大的旧书群落？其实这跟朝鲜战争后的国际局势有一定关系，这场战争之后世界形成了冷战格局，而西方的一些智囊团为了研究中国的方方面面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然而那个阶段大陆与国外很少有文献资料的交流，于是西方有关部门就到台湾和香港等地去搜集相应的资料。而这样的搜集活动恰恰使得牯岭街旧书市场繁荣了起来。傅月庵在《蠹鱼头的旧书店地图》中写道：“有些美国学术机构如史丹福的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社等，则干脆派人长期驻在台湾搜罗采购，像国语、台语、粤语都嘛会通的美国人甘乃元，身怀巨赀下牯岭，许多好书都被他整批买走了。秦贤次先生自言‘有时恨得牙痒痒的，但一点也没奈他何。’”

这段话中提到了美国人甘乃元先生，对于此人的购买能力，李志铭在《半世纪旧书回味——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一书中写道：“在牯岭街的书贾手上，外籍大买家甘乃元挟着美钞金元大肆廆购，不知有多少的珍本秘籍就此外流异邦、永无归日。”

向外张望

看来这位甘乃元买书出了名，而恰巧我也认识这位甘先生。在近二十年前，潘家园市场刚刚形成，甘乃元就至此大量购买旧书。他的买法很特别，据说他在国内多个古旧书集散地都有他的固定商户，甘乃元给这些合作的商户每家一定的定金，而后让他们收购自己想要的品种。他的中文很好，据说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几种语言，他都十分之熟悉。正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大量资料都汇集到了他的手中，而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整集装箱地运到国外。正因为有这样密切的交往，故旧书业都亲切地称这位大鼻子洋人为老甘。

我跟甘乃元接触大约有两件事，一是琉璃厂古旧书市的重新开放，当年的书市举办地乃是在海王村公园内。大量的书籍散乱地堆放在公园正中的广场上，到了开市的时间，甘乃元像其他爱书人一样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冲向书堆，而在开门的一刹那，甘乃元振臂一呼：“冲啊！”他在喊出这句口号的同时，右手也攥着拳头向空中挥舞。看来这是他在中国拍摄的某个“打仗片”中学到的标志性动作，故而给许多爱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能是大家当时都把精神关注到了旧书方面，并没注意喊出这一声者是谁，因此不少的写琉璃厂书市的文章都会讲到有人喊过这么一嗓子，但少有人留意喊出这句口号的人是老甘。那个时段他已年纪不小，身体发福，竟然还有这样的体力和姿态，真的令人刮目相看。

我关注上面三本的版本

而再一次与之接触，则是在潘家园旁边的一家宾馆内，当时某位朋友要卖给甘乃元一批书，让我陪同前往。我在他酒店房间内看到了他收来的一些书，听朋友说，老甘买回这些书后编成目录寄给西方不同的图书馆，以这种方式售出。而从台湾的这些史料中能够看到，他在早年就大量购买中文资料，其眼光之独具，时间之久远，没有一位外国人能够超过这位老甘。

虽然甘乃元曾经是牯岭街上的大买家，然而他一个人并不能把市场买起来，牯岭街的繁荣跟当时资料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李志铭在其专著中写道：“当时就在海内外各地争购之下，一般出版管道已无法满足市场上的中文书籍需求，古旧书买卖以及影印旧版书成了此时主要的图书来源。许多新、旧书店除了既有店销生意之外，普遍都有影印书籍的经验。比如高贤治先生1961年间开设的‘古亭书屋’，就是专门翻版影印各种期刊学报以及中、日文台湾史料专书，而萧孟能的文星书店则翻印了《大英百科全书》以及《大汉和辞典》。当时这些影印盗版书对于整个台湾的学术发展作出了相当的贡献，新光华‘百城堂’店主林汉章甚至认为：‘若没有古亭书屋，台湾史研究可能要倒退十年。’”

单层导轨

大量影印相关史料，这种做法与当年的香港极其类似。香港的旧书街——西洋菜街也是这样繁荣起来的。其实这样的繁荣带来了另一种恶果，那就是当地旧书货源的枯竭，因为这些旧书流失海外再难有回头之日。而书店也就更加难以收到更多的货源，这也是牯岭街衰落的原因之一。对于资料外流的恶果，李志铭在其专著中写道：“从民初北京琉璃厂到50年代台北牯岭街，一部近百年的华人旧书史几乎等同于西方国家廆购典籍文物的掠夺史。”

虽然如此，其实一些有头脑的爱书人也会从牯岭街中大量地寻找有价值的版本，而李敖先生无疑是其中最有名气的一位。对于李敖的买书方式，李志铭在其文中描绘道：“早年素有‘文化太保’之称的李敖，可说是台湾旧书摊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禁书大王’，不但本身能写（作品虽然几乎本本被禁、却在旧书摊最常看到），也最能买，更最会杀价。杀价不仅是一种交易手段，同时也是旧书摊的一门沟通艺术。很会买书的李敖，其熟稔的杀价方式在软硬兼施之余不失幽默，虽有些赖皮却从不透露贬抑口气……于是，在眼明手快的杀价技巧与大笔金钱的双重攻势之下，店里所有贩卖的违禁书终于大都被李敖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