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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国学报名家学术访谈录第九期 本期内容：汉语诗歌词汇研究及其他 杨阿敏：您写过一本《隋唐气象》，您认为隋唐的气象是什么？表现在什么方面，有何魅力与独特之处值得后人反复追忆与诉说？ 谢思炜：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早的作品，大概是九二年、九三年那时写的。那时是在北师大的同事编一套丛书，组稿找到我，大概就是按时代分的，分给我的是唐代，但是把隋代也加进去。书起一个什么名字呢？有一个说法叫做“盛唐气象”，我就借用这个说法，把它扩大一下，把隋也包括进去，就是隋唐气象。整体上来看，唐这个时代，再加上隋，有一种后人非常向往的文化上的创造，体现出一种精神、气度。当然，什么叫“隋唐气象”？你让我说，我也没法儿用一两句话把它说清楚，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里面也是讲了大家公认的、比较主要的一些方面。我后来写《唐代的文学精神》，里面有一些主题还是有延续性的，基本上还是围绕那些问题来讨论的。 杨阿敏：在《隋唐气象》中您专门讨论了“韩文杜诗”，“韩文杜诗颜书”的典范性是如何形成的？对我们今天而言，有什么价值和影响？ 谢思炜：这个“韩文杜诗”还有“颜书”，这是一种时代的选择吧。如果看唐代当时，诗坛上，以诗歌名家的还是有一批诗人，不只是杜诗，还有李白等其他诗人。书法上，也不是说只有颜真卿。颜真卿之前，唐初还有几大家。到了中唐韩愈这个时候，韩愈提倡道统，排斥佛教，提倡古文的写作。他推动古文运动，和中唐时候兴起的尊王攘夷的思潮，和时代的政治、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有关联的，韩文本身就有这种道德涵义和思想追求。 那么这个东西是到什么时候发扬光大了？应该是到宋代。宋代经过种种选择，从宋初开始，先后流行过白体、西昆体等等，还有像欧阳修他们学李白等等，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最后集大成确立起这个典范，他们认为是杜甫。在诗歌方面，树立起这样一个典范，这跟韩愈在文章上树立的典范，可以说是相互呼应的。另外再加上书法方面，书法和诗文相比，道德的意味不是很直接，不是那么很明显。后来大家从审美的这个角度来看，认为他们在风格上是一致的。这个我想应该是历史的一种选择吧，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杜诗韩文颜书”的典范。 这代表了那个时候审美的一种规范、标准，影响了后来的好几百年。但也不是说大家都只推崇这个，还是有些人会标新立异，提倡另外的一些风格，另外的一些代表，这种情况也还是有的。现在就更不应该受这个局限了。承认他是有很高的艺术水准，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艺术风格。但是现在来看，我们的标准当然不是那么单一，不是那么简单了。从现在艺术的借鉴或者发展的角度来看，更不能局限在一种艺术风格之下了，应该还是多样化。 杨阿敏：您还写过一本《燎之方扬——中华文学通览明代卷》，这本书和一般的文学史有何区别，当时为什么会写一本明代文学的书？ 谢思炜：这也是一个集体合作的丛书，傅璇琮和董乃斌先生主编的。他们当时的意思就是想编一套不那么像教科书，比较活泼一点，生动一点的有关文学史的书。然后就约了一些相对比较年轻的学者，比如说像郭英德先生，这样一批学者。明代这部分，还真不是我要求做的，是他们给我分的。唐代可能另外找了别人，宋代也找了人，明代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分给我了。其实我对明代文学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当然，一些名著读过，但是没有做过专题性的研究，真的是没有做过。分给我之后，我想可以说试试吧，因为都是选择一些大家基本比较了解的题目来说，那么我就接了这个任务。我写这个书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参考相关的研究。比如说我写到《水浒传》，那我就把有关《水浒传》的著作拿来看一下，其他的也是这样。但是自己没有同时做一些专题研究。写作的过程中，当时的想法就是尽量要写得活泼一些，生动一些。另外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些个人体会，尽量放进去。像对《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的个人阅读感受。这个书应该不算是很严格的学术性著作，不过社会反响好像还不错。这个书好像在香港、台湾都有出版。 杨阿敏：在集体项目中，您参与过《全宋诗》尹洙卷（卷二三〇）、吕本中卷（卷一六〇五至一六二八）的校点，从参与者的角度，您如何评价《全宋诗》？ 谢思炜：那时是傅璇琮先生，因为我硕士论文做吕本中，答辩时傅璇宗先生参加了，他知道我做的工作，然后他就给我派的任务。《全宋诗》当时先做几个样稿出来，然后就让我做吕本中，还有尹洙。这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训练，因为以前你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有这个机会还是很好的。后来有一些研究吕本中，我看他们有一些新出的学位论文，也有吕本中集的校注等也出了。但是我想我一开始做的那个工作也还是相对比较完善的。 杨阿敏：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第一、三、五章由您执笔写作，第一章为何题为《先秦的文学阐释》而非如全书其他各章一样题作“文学研究”？各章都专辟一节讨论历代的文献整理状况，为什么要这么做？ 谢思炜：这是我们几个同学也是同事的一个合作项目，当时还申请了国家社科的一个青年基金。因为需要申请项目，申请项目就需要提一个比较好的课题，而且要有新的角度，不能和别人重复，就想了这么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报上去之后还不错，有一年社科成果的评奖还把这个评上了。我们几个人商量确定的体例、内容。先秦、魏晋这一部分是我先写出来的，写出来之后给大家看。后来宋代没有人写，我又写了宋代。 文学研究，我想就是比较专业化的，比较成系统的研究。而先秦文学相对比较分散，比较零散。在谈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文学作品的理解、阐释，所以不好说是研究。研究应该有专门讨论的问题，设定了一个对象，这个叫做研究。我想先秦时代还没有形成，所以当时就用了“阐释”这样的提法。 历代的文献整理状况是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的反映，总得从文献整理入手，这是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做魏晋南北朝这段的时候，我当时就注意到这一时期正好是集部文献成立、四部文献独立的時期。这本身就是跟文学研究有很大关系的事情。 学术史本身需要做一个总结。我们这个学术是怎么来的？现在说我们做古典文学的研究，这个研究它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怎么发展来的，需要做一个回顾和总结。做回顾和总结的同时，就会意识到里面的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问题，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在哪些方面努力，就可以更自觉一些，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和启发。现在一般讲学术史，可能更强调近代以来的，我们把它推得相对更远一点，从最早的开始写起。 杨阿敏：在傅璇琮和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中，您撰写了《隋唐五代文学与政治》这一章。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对文学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呢？二者的关系如何？ 谢思炜：这个题目其实也是他们分给我的，他们分了若干专题，由不同的人来做。我想文学与政治是相互有关联的，我们讲文学与历史的关联，这里面就包括政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是文学的一个背景，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文学。政治本身对文学，在有些情况下会有很直接的影响，会规定文学应该写什么。但不是说所有的时代都是这样，有的时代根本是不管的。但有些情况下它会发生非常直接的影响，有些情况下可能不是很直接的影响，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性的东西存在，文学又会或多或少的涉及到它。我想一般的说法恐怕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很多人做这种题目，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或者影响，但是要实事求是，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治条件下，政治和文学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关联，这个关联的强度和形式是什么样，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具体讨论。隋唐这个时代，可能有一些关系，比如说当时政治上的一些观念，影响到了文学。但是好像唐代当时由政治势力直接进入到文学的这种情况不是很多的，不像后代说有什么文字狱这些，唐代没有这种情况。 杨阿敏：您是如何处理集体项目与个人著述之间的关系呢？ 谢思炜：集体项目还是有所收获的。一般情况下，自己是有一点研究基础的，比较熟悉，然后才会在集体项目里承担一些工作。在做这个工作的同时，会有意识去弥补自己的一些不足。参加某个大项目，分给你的一些工作里面有一些是你不熟悉的，那就逼着你重新去熟悉材料。我觉得就跟我们在学校上课是一样的，比如我在学校开一个课讲唐宋文学，那我都要讲，都要讲的话有一些过去没读过，那怎么办？那你就要在讲课的过程中要重新读。所以做集体项目，可能会帮助你弥补一些知识上的不足，拓展一下视野和研究领域。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集体项目不能占用太多的时间，如果把过多的时间都占用了，你就没有办法做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一些题目。 杨阿敏：您分别出版过《白居易诗选》和《杜甫诗》两种诗歌选本，您如何看待选本的作用？ 谢思炜：我想它本身就是承担一个普及的功能，不可能大家都去读全集，有更多的人可以通过选本来了解一个作家。另外，即便从我们学习的角度来讲，我们大家也不可能一开始就直接接触全集，都需要从读选本开始，所以选本还是承担着一个重要的经典普及的功能。 阅读选本，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六十年代出的《中国古代文学读本丛书》就是比较好的。选择选本，一个要看出版社，一个要看编者，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人，有些大家做出的确实是比较好的。 杨阿敏：您最近发表了对李陵、苏武诗，《古诗十九首》，《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古典诗歌所用词语进行全面考察的论文，这应该是您“汉语诗歌词汇研究”的部分成果。请您阐述一下什么是“汉语诗歌词汇研究”？ 谢思炜：这个是我尝试做的一个事情。我想考察一下汉以后的，汉以前的《诗经》《楚辞》这些我现在没有纳入，已经有学者做过很多的专门研究。我主要是研究五言诗、七言诗，我的说法叫做“诗歌词汇系统”，就是诗歌使用的词汇。不同的社会语言，各种话语形式、文体，在使用词汇上是有明显不同的。这其实是汉语词汇学的研究领域，这就需要具体的词汇调查来说明。词汇学基本的一种工作方法就是专书调查，一本书一本书的调查，比如《史记》这本书是什么情况，《汉书》是什么情况。我想就是借鉴这种方法。诗歌作品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基本上可以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去调查，一部文献一部文献的去调查。我是有这样一种想法。当然，靠一个人来做，要把它全部做下来，这恐怕是做不到的。我就尝试着先选一些这样的文本、样本来做一些调查。 现在做的一个课题就是“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诗歌词语演变”的调查，也是选了一些样本。我想如果对这方面研究感兴趣，包括研究生，都可以加入到这个工作中来。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作家或者一部文献，来做这种研究调查。这个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所谓语料库语言学，利用语料库提供的这种材料，对词汇进行一种全面的调查。 以前学者做这种工作没有现在计算机方便，那么他只能靠自己的积累，考察一个词，他只能是看文献，查有多少种用法，在哪些文献里出现了。那么现在利用计算机建立的语料库，就可以把所有文献中出现的、使用的情况都可以统计出来。这样就是很彻底的，这种文献的调查，对于说明词汇的使用，词汇的演变等等，是非常有用的。在这种背景下，当然，我们可以尝试着对诗歌文献里面词汇的使用情况，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词汇，又有哪些是和其他文献里面的词汇用法不一样的等问题，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比较彻底的解决。 杨阿敏：请您谈一下汉语诗歌词汇研究的现状、进程与展望？ 谢思炜：通过一个个文本，一个个作家，一部部文献的调查，然后就可以梳理出一个线索。比如说汉代的诗歌作品，每一个都做了调查，那么整个汉代的诗歌词语的情况，就有一个比较全面地了解。再进入下一个阶段建安时期，以后是西晋、东晋到南北朝，也是这样调查，对这个时期的整个诗歌文本里面词汇的使用情况，就有一个全面地了解。这样，经过积累，就可以把不只是同一个时期的，而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诗歌词汇使用的情况，演变的情况弄清楚。我想这还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工作。以前我们做不了这样的工作。有了计算机语言学提供的方便，现在我们可以尝试去做这种工作。实际上现在有一些机构已经在做这种工作了，做唐代的，做宋词的，都是有的。已经建立了一些语料库，也有一些成果发表，当然还是很不够的，还可以进一步的开展。 杨阿敏：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谢思炜：是这样，前一段我在做词汇的调查。和这个相关的就是我现在同时做的有关诗歌句法的研究，这个也有一两篇文章发表了。还有一些没有发表的，就是诗歌句法学，句法的分析的研究。也是向前辈学者学习，比如说王力先生、蒋绍愚先生，他们都有汉语诗歌句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我想能够吸取最新的、现代的语言学语法研究的成果，针对汉语本身的特点，汉语诗歌的特点，能够对句法各方面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 我希望建立一个有关诗歌句式分类的体系。我现在已经选了一些样本，这些样本诗句，总数大概有一万来句，总结出它有多少种句式，然后统计每种句式使用、出现的情况，进行这样一种工作。按照这种分类体系来给诗句分门归类，看它分布的情况，在不同的文本中，不同的时代，有没有变化。希望以后也能够为调查其他样本提供方便，也能够采用这种分类体系，对它进行分门别类，然后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变化。我想对于说明诗歌的句法，诗歌写作的一些变化，还是很有帮助的。不像过去，古代诗话里面有一些也讲句法，但都是蜻蜓点水的，举一些例子，没有比较全面的调查，当然更没有数据的统计。我们现在也可以尝试做更全面的调查，然后提供一些统计数据，这对说明诗歌形式方面的变化还是有意义的。 （访谈：杨阿敏；录音整理：李雅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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