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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峰，青年中医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京生，知名中医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 摘要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齐文王病案及相关早期文献分析可知，有关“精气”的运行及其与人体的关系的认识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知识背景，但在如何处理“精气”运行失常情形方面，当时社会上还存在不同的方式，仓公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方式。本研究个案提示，早期医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医学思想、知识背景与医学实践方式之间的互动。 “精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概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下简称《扁仓传》)所载的二十余个仓公医案一直是研究早期医学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其中齐文王病案中也涉及到“精气”。对仓公有关“精气”论述的分析，有助于深入认识“精气”在早期医学中的地位及作用，有助于揭示早期医学思想的内涵。 { 1 } 《扁仓传》[1]中仓公对齐文王病情的论述如下： 问臣意曰：“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臣意对曰：“不见文王病，然窃闻文王病喘，头痛，目不明。臣意心论之，以为非病也。以为肥而蓄精，身体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故喘，不当医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气当趋，年三十当疾步，年四十当安坐，年五十当安卧，年六十已上气当大董’。文王年未满二十，方脉气之趋也而徐之，不应天道四时。后闻医灸之即笃，此论病之过也。臣意论之，以为神气争而邪气入，非年少所能复之也，以故死。所谓气者，当调饮食，择晏日，车步广志，以适筋骨肉血脉，以泻气。故年二十，是谓‘易’。法不当砭灸，砭灸至气逐。” 据上文可知，虽然文王的身体情况较为糟糕，但仓公却认为文王“非病”且“不当医治”，这难免令人费解。值得注意的是，仓公在这段论述的最后还提出了一些措施，如“当调饮食，择晏日，车步广志，以适筋骨肉血脉，以泻气”，同时指出象文王这种情况“法不当砭灸”。由此可见，仓公所认为的“不当医治”应该就是指“砭灸”这样的方法，至于如“调饮食，择晏日，车步广志，以适筋骨肉血脉”等措施，在其看来并不属于“医治”类范畴。类似的情形在《扁仓传》齐章武里曹山跗病案中亦可见，如仓公所论“适其供养，此不当医治。……形弊者，不当关镵石及饮毒药也。”此外，《素问·汤液醪醴论》[2]亦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由此看来，文王的“非病”并非指健康，应是指不同于一般所谓之病，这种病用常规方法医治是无效的，应该运用一些较为特殊的措施，而且这些措施在仓公看来不属于医学的范畴。那么仓公提出这些措施的依据是什么？他是以何种理论来解释文王的身体情况呢？ { 2 } 仓公是这样解释的：“肥而蓄精，身体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无独有偶，同是西汉早期文献的张家山汉简《脉书》[3]中有相似的论述：“君子肥而失其度，是胃筋骨不胜其任，其气乃多，其血乃淫，气血腐烂，百节皆沉，款廿末，反而走心，不此豫治，且闻哭音。”不难看出，这两者应属同一种认识。仓公所谓的“蓄精”应该就是《脉书》所描述的“其气乃多，其血乃淫”。 此外，仓公还引用了一段文献来补充论证，“脉法曰‘年二十脉气当趋，年三十当疾步，年四十当安坐，年五十当安卧，年六十已上气当大董’。文王年未满二十，方脉气之趋也而徐之，不应天道四时。”《灵枢·天年》[4]中也有一段极其相似的论述如下：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藏六府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藏经脉空虚。百岁，五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不难理解，文王因“肥”引起“蓄精”，也就是“其气乃多，其血乃淫”，而气血又是在脉中运行的，这必然导致气血在脉中运行不畅，其在脉象上的反映就是“脉气徐”。其实，在古人看来，人体气血的运行是有一定规律的，这种规律性体现在哪里？《灵枢·逆顺》中的一段话简明扼要地表述了这种规律性，“气之逆顺者，所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想来，仓公也持这种认识，因此他认为文王的脉气“不应天道四时”。 { 3 } 其实，无论是仓公所谓的“蓄精”还是《脉书》所载的“其气乃多，其血乃淫”的认识均由来已久，《吕氏春秋》[5]中已有相关思想的描述：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吕氏春秋·尽数》) 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吕氏春秋·达郁》) 而且《吕氏春秋》还提出了解决“精气郁”的办法，即“动、行”。当然，这些观念在仓公所采取的措施中依然有所体现，如“车步”，而且仓公还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这种认识。如“所谓气者，当调饮食，择晏日，车步广志，以适筋骨肉血脉，以泻气。”可见，其采取的手段较为多样，“泻”字更是体现了仓公在此问题上已然具有虚实的认识，而不像《吕氏春秋》那样仅以“动、行”来表达。我们注意到，仓公的观念在当时可能已是被某些人群较为接受、认同的知识背景。因为在同是西汉早期文献的马王堆《十问》[6]中有类似记载。如“治气有经，务在积精，精盈必泻，精出必补。”此处明确指出“精盈必泻”。 正如前文分析显示，仓公这段论述与《脉书》相关记载相似，《脉书》也提出了“泻”，具体参见下文： 夫留水不腐，户枢不橐，以其动，动则实四肢而虚五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夫乘车食肉者，春秋必泻，不泻则脉烂而死。 显而易见，《脉书》对《吕氏春秋》的“动、行”与后来的“泻”兼收并蓄。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同样都是“泻”，仓公、《脉书》、《十问》各自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却不一样。仓公的方法是“调饮食，择晏日，车步广志，以适筋骨肉血脉”，《脉书》采用的是砭灸，而《十问》(黄帝与容成答问内容)则是通过呼吸的调整，如“善治气者，使宿气夜散，新气朝最……补泻之时，于卧为之”。 其实，相比而言，仓公的办法更多的是针对文王这类人群的特点而制定的，此类人正如《脉书》所谓的“乘车食肉者”，平素“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吕氏春秋·本生》)，所以“肥而蓄精”(“肥而失其度”)，针对这些因素，仓公采用“车步、调饮食”的方法。另外，当时此类人恐怕还有情志方面的困扰，正如与《脉书》同时出土的《引书》所载，“贵人之所以得病者，以其喜怒之不和也。喜则阳气多，怒则阴气多，是以道者喜则急呴，怒则急吹，以和之。”早在《吕氏春秋·孝行》中就提出“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与《吕氏春秋·孝行》的认识一致，仓公提出“广志”。至于仓公提出的“择晏日”则明显具有与时间配合的意味。而这一点在同时期的相关文献中均有所体现，如马王堆《十问》(黄帝与容成答问内容)“食气有禁，春避浊阳，春避汤风，秋避霜雾，冬避凌阴”，《引书》、《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有关春夏秋冬方面的内容。 { 4 }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仓公提出的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以适筋骨肉血脉，以泻气”。“泻气”的含义如前分析，那么“适筋骨肉血脉”如何理解呢？还是《脉书》的记载提供了相关线索： 夫骨者柱也，筋者束也，血者濡也，脉者渎也，肉者附也，气者朐也。故骨痛如殹，筋痛如束，血痛如浞，脉痛如流，肉痛如浮，气动则忧。夫六痛皆存于身而莫智治。 可见，“筋骨肉血脉”是人体生命的重要元素。仓公未将“气”与“筋骨肉血脉”一起论述，《脉书》的这段话中“气”也被安排在最后。此外，仓公还提到“所谓气者”，《脉书》也提及“气者、脉者”。可见，两者对“气”都相当重视，不同的是，《脉书》对“脉”也极为重视，认为“脉者，圣人之所贵也”，大概这与《脉书》认为“脉”是诊察、治疗疾病的部位有关。《脉书》上述这段有关论述之后紧接着就是“君子肥而失其度，是胃筋骨不胜其任……不此豫治，且闻哭音。”其实这也暗示着两段论述之间的关联密切，同时也与仓公的论述相符。“不此豫治，且闻哭音”提示此类情形较为严重，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就会有生命之忧，对此仓公直接认为“不当医治”。但反过来说，如果及早采取正确的措施，还是能够取效的。 { 5 } 按照上文分析，我们不禁要追问，齐文王的性命之忧能够解除吗？据《扁仓传》，仓公于汉文帝四年“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从而才有了仓公医案的一番记载。但有关仓公获罪的时间颇有争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为十三年。按理来说，后者因是帝王本纪，本纪是编年形式，史家在编纂时对时间敏感，一般不会出错。又，齐文王，汉文帝前元二年至十五年在位。由此看来，仓公获罪时间无论是四年还是十三年，齐文王的性命之忧最终解除了。至于如何解除的？史料阙如，不得而知。我们只能根据以上的分析，推测或许是采用了仓公提出的措施，抑或《脉书》、《引书》、《十问》的方法。 总而言之，仓公在文王病案中的相关论述所显示出的有关“精气”的思想在当时已然成为普遍的知识背景，但在如何恢复“精气”正常运行的问题上，却呈现不同的方式。本研究提示，研究早期医学思想时应注意把握当时相关的知识和社会背景，特别应探究那些拥有相同知识却呈现不同方式的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494 [2]内经.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23 [3]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简《脉书》释文.文物，1989(7)：74 [4]灵枢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102 [5]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20，168 [6]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914 本文原载于《江苏中医药》2008年第40卷第8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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