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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艺术作为一门“边缘艺术”，从古代的凭信实用发展到今天的独立艺术形式，随着报刊杂志、艺术展赛以及出版物等传媒的推波助澜，已经成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印学发展可谓流派纷呈，风格多样，每位印人都在不断汲取古典精华的同时，探求着现代的审美特征，强调风格倾向，突出个性而表现自我，形式趣味浓郁。 正是在基于这样的一种创作观点，无论是取法传统或借鉴西方艺术，都以宣情抒意为特征，“写意”印风占据了当代印风的主流地位。“写意”作为我国传统美学观的精髓，在文人艺术中得到了极大地延伸。这一类型的篆刻作品，线条极具动感，字法新奇夸张，刀法酣然痛快，构图大胆泼辣，各具面目而又各有所依。如王镛取法“晋砖”而尽显质朴率真，韩天衡取法“鸟虫篆”得迂曲婉丽之姿，马士达取法“封泥”得斑驳绚烂之境，李刚田取法玉印直率遒劲三昧……从陶文刻划到殷墟甲骨，再到晋砖汉瓦，从秦篆谬印再到宋体美术字、草书等种种书体形制都为当代印人提供了绝好的创作之源。 艺术史在不断地衍进，我们的篆刻创作也在不断地“开拓形式”，正是基于这种审美方式的思维导向，当代篆刻的审美特征整体趋于一种平面视觉传达的感观冲击和个性的外露，强调其“独创”，而正是这个所谓的“独创”，又被笼罩在了一个‘千人一面’的怪圈之中（即“追星”现象），每一个有“觉悟”的印人都知道，艺术创作有其不可重复性，任何一种固定的印风对形式美的探索都是一种束缚，只有不断地汲取古典精华，融合当代中西方美术交融的审美特点，才能探求新的篆刻形式语言和创作模式，“笔墨当随时代”，篆刻亦然。这同时也是当代篆刻创作实现新一轮审美转换的唯一途径。 清代中后期，印学在碑学及金石学的刺激下出现了“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美学观点，这是当时审美局限的一个突破，从局部拓展了印章的表现形式。这显然是不能达到视觉美感的最佳效果。与今人相比，今人的审美取向则是主张从“刀出、书出、画出”等多维的创作观，强调视觉感观的冲击及震撼力。 清代孙光祖在《六书缘起》中首先以印章的在外形式为出发点，着力讨论了印章的形式美领域，这一论点为印章形式美探索的各个层面的展开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尽管有以“浙派”为代表的印人们努力实践汉印的努力，试图向更广泛的领域开拓，但是他们付之于实践的“印式”亦为“大匠造屋”者，基调仍是在古法的框子里徘徊，古意有加，创新不足。而正是由于清代印人过于强调考究学问，篆刻与金石的概念模糊，学术代替艺术，重视文字，而疏于了对篆刻自身审美个性的要求，没有明确的纯艺术创作观念，其创作模式终在平和的基调上落下了“篆书加锲刻”的遗憾。 历史进入近现代，各方面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吴昌硕到齐白石，由于他们广阔的美术视野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其创作图式和精神内质得到了多元的发展。如齐璜老人的大力阔斧、对此强烈的视觉效果，全以一种画家的眼光来审视篆刻，突出地表现了现代审美语境性格，对当代篆刻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我们用现代艺术的眼光来审视古代篆刻时，我们不能不为当代篆刻艺术创作的异彩纷呈和飞速发展感到自豪。 社会环境、学术氛围、艺术观念以及姊妹艺术的参照前引等因素是形成艺术审美立场的外围导因。当代篆刻的审美视野是多元化、多角度的纵深拓展，西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日本现代书法、现代篆刻，以及经济浪潮，展览效果的冲击，在流派纷呈，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标举个性、抒情达意显得格外重要。 具有思想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我们身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时代，各种艺术观念都在影响和冲击着我们的创作意识。我们必须不断调整、充实我们的篆刻审美观，以一种全新的艺术视角去重新审视传统的篆刻艺术，寻求更加有效的艺术语言和更新的表现形式，表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艺术精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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