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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研究《诗》的著作有《诗传》20卷、《诗辨妄》6卷、《辨诗序妄》127篇、《原切广论》320篇，以及《诗名物志》，（注：见《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寄方礼部书》，卷三《上宰相书》。）均已亡佚。 南宋周孚撰《非诗辨妄》2卷，专门反驳郑樵的《诗辨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蠹斋铅刀编三十二卷》提要云：“郑樵作《诗辨妄》，决裂古训，横生臆解，实汩乱经义之渠魁。南渡诸儒，多为所惑，而孚陈四十二事以攻之，根据详明，辨证精确，尤为有功于诗教。今樵书未见传本，而孚书岿然独存，岂非神物呵护，以延风雅一脉哉！是尤可为宝贵者。”周孚《非诗辨妄》的写作体例是先引一段《诗辨妄》的原文，再予以驳斥。在我们看来，《非诗辨妄》“尤可为宝贵者”，是它保存了郑樵《诗辨妄》的部分内容，顾颉刚曾据以纂成《郑樵诗辨妄辑本》（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6期），为我们研究郑樵的《诗辨妄》提供了方便。 郑樵《诗辨妄》的主要成就是否定《诗序》为子夏作，批驳了《诗序》的谬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诗序》强加于《诗》的封建说教，为正确地理解和研究《诗》，作出了突出贡献。 首称《诗序》为子夏作者乃郑玄。其于《小雅》之《南陔》、《白华》、《华黍》三诗《笺》曰：“此三篇盖武王之时，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遭战国及秦而亡。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他在回答张逸的问题时说得更加明白：“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商为之《序》。”（注：《郑志》卷上。）其后，三国时魏王肃《孔子家语》注云：“子夏所叙《诗》义，今之《毛诗序》是。”（注：《孔子家语》卷九《七十二弟子解》。）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亦称：“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梁萧统编《文选》，收《毛诗序》一首，作者题“卜子夏”。 《诗序》长期被奉为学《诗》的圭臬，而郑樵却旗帜鲜明地指出，《诗序》是托名子夏的伪作，其《诗辨妄》云： 汉之言《诗》者三家耳。毛公，赵人，最后出，不为当时所取信，乃诡诞其说，称其书传之子夏。盖本《论语》所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注：本文所引郑樵的话，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周孚《蠹斋铅刀编》卷三一、三二《非诗辨妄》，亦见顾颉刚《郑樵诗辨妄辑本》。） 班固已看出了这一点，其《汉书·艺文志》云：“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唐韩愈也指出：“察夫《诗序》，其汉之学者欲自显立其传，因藉之子夏。”（注：《毛诗集解》卷一引。）北宋苏辙复云：“今《毛诗》之《叙》……世传以为出于子夏，予窃疑之。子夏尝言《诗》于仲尼，仲尼称之，故后世之为《诗》者附之。”（注：《苏氏诗集传》卷一《国风》。）郑樵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因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尤为可贵的是，郑樵对《诗序》作伪的方法进行了总结，指出：“作《序》者有可经据，则指言其人；无可经据，则言其意。”传《诗》者为了取信于人，千方百计地引经据典，加以附会引伸，是普遍现象，不独《诗序》然。班固《汉书·艺文志》尝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郑樵不仅揭示了这一手法，而且还进行了具体分析。例如《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显然，这首诗表达了一位热恋中的年青女子，既怀念恋人，又害怕父母、诸兄，以及其他人干涉、议论的矛盾心情。但是，这首诗的《序》却说：“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毛公《传》、孔颖达《正义》也迭床架屋地加以重申曲解。郑樵批评道：“此实淫奔之诗，无与于庄公、叔段之事，《序》盖失之，而说者又从而巧为之说，以实其事，误亦甚矣！”细玩诗意，确实与庄公、叔段事毫无关系。《序》、《传》、《正义》的作者大概觉得这首诗系郑风，题目为《将仲子》，而《左传》隐公元年又记载了“郑伯克段于鄢”的事，于是将它们生硬地拉扯到了一起。 如果在文献中实在找不到附会的依据，《诗序》无法指言某君某事，便只好介绍一下诗的写作宗旨。如《邶风·凯风》《序》云：“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郑樵调侃道：“幸哉《凯风》诗也！其诗若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定为庄姜之诗无疑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排列在《凯风》前面的《绿衣》、《燕燕》、《日月》、《终风》诸诗，均被《诗序》附会成“卫庄姜伤己”之作。由于“庄姜美而无子”，（注：《左传》卷二《隐公元年》。）而《凯风》诗中的“母氏”却“有子七人”，《诗序》实在无法再将《凯风》说成是庄姜的作品，故郑樵说《凯风》未被附会，算是幸运的了。《诗序》在无法指言某人某事的情况下，只好对《凯风》一诗的主题思想作了规定。其实这首诗深刻地反映了母子之情与夫妇之爱之间的矛盾，并无《诗序》所谓的赞美孝子、批评母氏改嫁的用意。 郑樵还发现了《诗序》确定美刺的一个奥密，即文献中对某君事迹无明文记载，也可依据某君的谥号来定夺。如《陈风·宛丘》《序》称：“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东门之枌》《序》称：“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衡门》《序》称：“诱僖公也。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诗以诱掖其君也。”郑樵指出： 《宛丘》、《东门之枌》，刺幽会，《衡门》，谓刺僖公。幽、僖之迹无所据见，作《序》者，但本谥法而言之。 如《周公谥法》称“动静乱常曰幽”、“小心畏忌曰僖”，与《诗序》内容的确是一致的。郑樵的发现也为朱熹所认同，有人问朱熹《诗集传》为何尽撤去《诗序》，朱熹曰： 《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若其他刺诗无所据，多是世儒将他谥号不美者挨就立名尔，今只考一篇见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注：《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 郑樵还成功地运用了一些辨伪方法否定《诗序》为子夏作。 首先是查《诗序》的来源。关于毛诗的流传情况，前人有两种说法。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毛诗》云：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 《经典释文》卷一《注解传述人》引三国吴人徐整的话说：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 不难看出，两种说法有许多矛盾：一、陆说“商为之序”，而徐未提到这一点；二、陆说从子夏到小毛公经过八传，而徐说从子夏到小毛公经过六传；三、两者所传授的人，除大、小毛公外均不同；四、陆说大毛公为鲁国人，而徐说大毛公为河间人。如果《诗序》果真为子夏所作，当然会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不至于产生这么多的矛盾说法。所以郑樵对《诗序》为子夏作的说法，鲜明地提出了疑问： 设如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 如前所说，郑樵认为《诗序》是根据经书杂说杜撰而成的，根本不可能是子夏写的，他还举了一个有力的反证： 诗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惟《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书传不见有所说，故二风无指言也。若《序》是春秋前人作，岂得无所一言。 郑樵还采用考查史实的方法来辨证《诗序》之谬。如《邶风·式微》《序》云：“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郑樵批评道： 卫本纣都，周得天下以为卫国；而黎乃商之侯国，今潞州黎城是，周时且无黎也，何得于此有寓卫之黎侯！ 再如《小雅·节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郑樵批评道： 《节南山》言家父作，家父乃桓王时人，当隐桓之时，家父使鲁，自幽及桓，盖七十年，何得家父复仕幽朝？ 又，《小雅·十月之交》《序》云：“大夫刺幽王也。”显然，《诗序》将这首诗当成了西周幽王时的作品了。但是这首诗的开头写道：“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郑樵考证了这次日食现象，指出： 继桓王者，庄王也。按《长历》，“庄王二年十月辛卯，日食。”又《春秋》鲁桓公十七年，书“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庄王二年，岁在丙戌，即桓之十七年也。此甚明白，亦足以见平王之后，其诗皆列《雅》，亦足以见作《序》者之谬。 此外，这首诗中还有“皇父孔圣，作者于向”两句。郑樵继续分析道：“向，东都畿内陆也，凡卿士采邑，必于天子畿内，则知此诗不为西周诗矣。”应当说郑樵对史实的考证是非常细密而有说服力的。 郑樵还从语言文字入手，论证《诗序》非子夏作。如《诗序》谈到《小雅·南陔》等六篇笙诗“有其义而亡其辞”，郑玄《笺》亦解释道：“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既然孔子论《诗》、子夏序《诗》时，这六篇诗尚存，怎么会在《诗序》中，预言“有其义而亡其辞”呢？故郑樵指出：“据六亡诗，明言“有其义而亡其辞”，何得是秦火前人语！”又，《小雅·裳裳者华》《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焉。”只有后世，世袭制遭到较为彻底的破坏之后，才会讲出“古之仕者世禄”这样的话，故郑樵云：“《裳裳者华》，‘古之仕者世禄’，则知非三代之语。” 《诗序》用词不当，郑樵也作了批评。如《诗》之首篇《周南·关雎》《序》云：“后妃之德也。郑樵分析道： 《关雎》言“后妃”便无义，三代之后，天子之耦曰皇后，太子之耦曰妃，奈何合后世二人之号而以为古一人也！ 郑樵还注意从《诗》的命题方法角度来批驳《诗序》之谬。章学诚尝云：“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较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较雠，即以其人名书。”（注：《文史通义》内篇《繁称》。）《诗序》作者不了解这一点，常据并无深义的诗题去阐述诗义。如《周南·螽斯》《序》云：“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郑樵指出： 《螽斯》者，取二字以名篇尔，实无义也。言“螽斯羽”者，谓螽之此羽耳，何得谓螽斯为一物名！ 再如《大雅·召闵》《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坏也。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郑樵指出： 《召旻》诗，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为题，更无他义。 《诗序》的封建说教主要是通过美刺观来贯彻体现的。朱东润尝云：“总诗之美刺与夫类似美刺者言之，《风》、《雅》二百六十五篇之诗，十可尽其八九，而刺诗为尤众。”（注：《诗三百篇探故》《诗心论发凡》。）郑樵《诗辨妄》一个显著成就是注意结合诗歌创作的特点，来分析批评《诗序》的美刺说。如《关雎》，《诗序》云： 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毛公《故训传》也称： 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光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延正，朝延正则王化成。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第一·序》对“关关雎鸠”一句诗作出了科学的解释： 凡雁鹜之类，其喙褊者，则其声关关；鸡雉之类，其喙锐者，则其声骘骘。此天籁也。关雎之喙似凫雁，故其声如是，又得水边之趣。 郑樵《诗辨妄》认为《关雎》头两句只不过是诗歌中常用的起兴句，雎鸠也可以用其他水鸟代替，“设若兴见鹙鹤，则言鹙鹤；兴见鸳凫，则言鸳凫。”并指出，此诗作者“每思淑女之时，或兴见关雎在河之洲，或兴感雎鸠在河之洲。雎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喻淑女不可致之义。何必以雎鸠而说淑女也！毛谓以喻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何理？” 再如《周南·苤菅》《序》云：“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郑樵批评道： 以《苤菅》为妇人乐有子者，据《苤菅》诗中，全无乐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盖书生之说，例是求义以为所，此语不徒然也，故以为乐有子尔，且《苤菅》之作，兴采之也，如后人之采菱则为采菱之诗，采藕则为采藕之诗，以述一时所采之兴尔，何它义哉！ 郑樵的《诗辨妄》产生了巨大影响，既遭到了周孚的激烈反对，也得到了朱熹的充分肯定，如《朱子语类》卷八十云：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疑之，后来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 故其《诗集传》不录《诗序》。朱鹤龄《毛诗通义·自序》云：“汉唐以来，《诗》家独宗《小序》，郑夹漈始著《辨妄》，朱紫阳从之，掊击不遗余力。《集传》行而《诗序》几与赵宾之《易》、张霸之《书》同废。”郑樵的《诗辨妄》打破了《诗序》、毛《传》、郑《笺》、孔《疏》的一统天下，使《诗》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诗辨妄》虽仅残存部分内容，但是其功不可没，故表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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