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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诗和远方”，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去探索自然，去追问生命的意义，是忙忙碌碌的现代年轻人非常憧憬的一种浪漫化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在全面考察过中国地理面貌的徐霞客之前，我国历史就有这样一些人，把“诗和远方”的理想落实为行动，逐步创立了我国源流独特的地理学科。 《禹贡》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是我国最古老、最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著作。通说大概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即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交通、贸易也相应发展起来，新兴地主阶级和旧奴隶主阶级展开激烈斗争，人民经受了长期战争痛苦，渴望和平、统一。 《禹贡》假借大禹治水的传说为起点，共分《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个部分。作者在书中将他所了解的中国版图，分九个区域即九州来描述。今天我们常把中国简称为九州，就来源于此。《禹贡》的整个叙述以“冀州（相当于现在河北省的北部）”为中心，然后往南，绕到扬子江流域，再绕回到黄河中游，按照这样的顺序依次描写了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禹贡》全文只有1193个字，但因为作者的笔法高超，能够在非常有限的篇幅内很到位地描述了九州每一州主要的地理情况、特产和运输、交通道路、向中央的贡品、土壤墒情等。例如：描述当时各地植被覆盖情况情况时，先讲兖州（今华北平原南部）是“厥草惟繇，厥木惟条”（草茂树稀）；再讲徐州、泰山以南，淮河之间（今鲁南、苏北、皖北一带）是“草木渐包”（草木逐渐繁盛），最后讲扬州、淮河以南，长江三角洲是“厥草惟夭，厥木惟乔”（草极其繁盛，树木极其高大）。这么一对比，由北向南植被覆盖情况的特征立马就跃然纸上了。 在讲了九州、导山、导水之后，《禹贡》最后一部分讲“五服”。“五服”是从中央所在地区向外扩展，每五百里算一“服”，一直推到边疆地区。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考证后认为，这个理想化、以中央为中心的大一统的实体，在《禹贡》成书时并不存在，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理想——期待纷争的乱世能够早日结束，统一的中央集权早日实现，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恰恰体现了朴素的爱国悯人之心。 《汉书·地理志》 秦统一六国之后，《禹贡》作者所期待的大一统政治实体建立并巩固发展。东汉初年，班固开始着手编纂《汉书》，其中就有了专门的“地理志”。专用来指称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的“地理”一词，《汉书》是第一次用。在《汉书》之前，《史记》的《货殖列传》也描写了祖国各地的风貌，不过是以经济地理为主，其基础是司马迁本人到各地去旅行，实地考察后写下的见闻录。这种散文式的写作方式不容易被其他正史史官所沿用。 《汉书·地理志》则一种创新的姿态，开辟了以疆域和行政区划为框架来描写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先河。这种写法也成了后来正史的遵循，我国地理学逐渐形成了一门外国所没有的独特子学科——沿革地理，即描述几千年来我国疆域和行政区划变化情况。 在当时的汉朝，一级行政区划是郡和国，郡相当于省，国是分封王的领地。二级行政区划是县、道、邑、侯国。西汉末年共103个郡国，1587个县道邑侯国。班固在写《地理志》时，耗费了大量心血，不仅详细描述政区，而且包括它的沿革，甚至包括它的人口——全国103个郡、国登记的总户数为12233062户，人口是59594978人，平均每户多少人等。这一数据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口普查数据，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全国性人口数据。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不但有专门的《户律》，县与郡还专设“户曹”一职，负责户籍和户口登记，因此这一数据应该是非常精准可信的。 《汉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100篇，共80万字，对祖国如果没有一种真挚的感情，是不可能完成的。其对后代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仅以地理志为例，此书之后，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多民族、完整、疆域明确的统一政治实体的概念清晰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大国的文明和我们一样延续不断、代代传承。应该说，人们的脑海始终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祖国的“观念”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汉书·地理志》功不可没，班固的爱国心照亮了民族的未来。 《水经注》 《水经注》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由生活在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境内的一位汉族学者——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文笔绚烂多彩，被认为是古代散文杰出代表，但它首先是地理书。郦道元认为，《禹贡》很好，但毕竟太过简单；《汉书·地理志》很好，但关于人的生活讲得略少。三国时期有人写了一本《水经》，里面完全讲湖泊、河流、水道，几乎包括了全国的河流。郦道元名为替《水经》作注，但实际上是写了一本全新的作品——其行文20倍于原书。 郦道元以水道为纲，对河流行经地域的地理现状、历史事迹都进行了精彩细腻的描述。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历史地理学——赋予地理现象以时间的深度，变成了立体、发展的概念。特别难得的是，书中所写的地方郦道元很多亲自去过，比如蓟城（今天的北京）。根据《水经注》，北京西站所在的莲花池，当年真的有湖，不过名字叫“西湖”；今天的什刹海、北海、中海当年都是白石桥底下的高粱河的下游……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南方不能去，但郦道元依然坚持对全国的面貌加以描述，并没有选择只写北方的“偷懒”做法。“歌以咏志”，这其实是与《禹贡》《汉书·地理志》一脉相承的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 在根本没有户外装备的古代，“诗和远方”不但不浪漫，还非常艰苦。根据史料，明代的徐霞客每天徒步六七十里甚至上百里，“两度遇盗，三度绝粮”，最苦的时候只能脱下衣服卖钱换饭吃。那些比他们早几百上千年的地理学者游历、写作生活会更难。总之，离开了对这个国家深沉的爱，“诗和远方”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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