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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交响乐在四十年的春风里，如饮甘露、蓬勃成长，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的“中国交响乐之春”也步入了第十年。在美好时代的感召下，众多音乐家笔耕不辍，用动人的旋律绘制出四十年光辉岁月的交响画卷。在“中国交响乐之春”的舞台上，用交响乐这一世界共通的语言，讲述着迷人的中国故事。 大师背影·朱践耳   在第五届“中国交响乐之春”中，作曲家朱践耳先生采访中留下了最后的影像。老一辈先驱凭借着对音乐创作的热爱与执着，为中国交响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家 陈燮阳 “朱践耳先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曲家，他的作品非常多，除了大家熟悉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他还写了很多管弦乐作品及交响曲作品。我们经常把中国的作品带到世界去，中国的作品在世界上十分受欢迎。我们也曾把朱践耳先生的《第十交响曲》带到美国，他们觉得非常新奇。”  ▲苏州交响乐团 4月11日，在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舞台上，苏州交响乐团作为中国交响乐的新生力量将实力演绎朱践耳这一中国交响乐里程碑式作曲家的优秀作品专场。此外，4月21日，指挥家张艺也将执棒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奏响朱践耳先生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佳作《纳西一奇》。 艺术前辈们在动荡的环境下笔耕不辍，走进新时代的作曲家们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滋养下迅速成长，他们将西方音乐语言与中国声音相融合，迎来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春天。用音乐为新时代而歌，成为了艺术家们心中不变的创作宗旨。 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选取了22位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与鲍元恺的《炎黄风情》《京剧交响曲》。对于两位“40后”作曲家来说，改革开放后正是他们在创作上日臻成熟的阶段，经历过时代变迁的他们对于创作环境的改善也深有感触。 大爱情怀·赵季平  您还记得第一次采风时的场景吗？有哪些记忆深刻的画面？ 1963年，我们第一次去陕北采风，当时我还在西安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我们从西安出发，走了两天才到延安，长途跋涉每个人都风尘仆仆。我印象最深的是，从山洼一拐、看见宝塔山的那一刻，夕阳西下的这幅画面对于年轻人来说倍感激动、热泪盈眶。我们都激动地喊着“我们看见宝塔山了！”那是一种怀着质朴之心、追求理想的真实写照。1983年，陈凯歌、张艺谋和我为电影《黄土地》又去陕北采风了一个月，历历在目。八十年代初，陕北还是很艰难的，住的都是“车马大店”，但我们非常深入当地人民的生活。  ▲从左至右：陈凯歌、赵季平、张艺谋 您对之前采风的地方会产生特殊的情怀吗？是否会故地重游？ 会的。比如重回延安，这是经常的事情。但是，故地重游有喜悦也有担忧，喜悦的是当地的经济飞速发展、老百姓生活更好，担忧的是一些原生态音乐的“丢失”。我在西安音乐学院担任院长的时候，成立了陕北民歌班，这个成效很大，把陕北民歌歌手招到音乐学院，给他们平台让他们接受新音乐的教育，但有一点不能变，就是他们的唱法。我们还建立了西北音乐研究中心，用现代科技抢救原生态音乐，把那些素材全部录入计算机留下来。我们还将陕北民歌和红色民歌重新整理加上钢琴伴奏，出版后进入高校，甚至传播到国外，这就是抢救传统音乐。   ▲赵季平率领采风团听民间音乐 您觉得现在的创作环境有哪些变化？ 现在的创作环境更为开放和多元，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交响音乐的发展，让艺术在新时期实现新飞跃。要实现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目标，绝不能只靠一个人，而是需要有一批优秀的作曲家，以及供他们展现自我的平台。对于新时代的歌颂也应该有创新并且是真情实感的。《共同家园·和平颂》就是一个例子，这部作品的核心概念就是天地人和，整个歌曲的风格也是开放、包容、大气、辉煌的。我们要爱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对传统深入研究并热爱，才能有自信。同时也要静下来心来学习外来的技法，最终让技法与传统的精华相融合。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即将再度奏响赵季平《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本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将要上演您去年创作的新作品《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请您谈谈它的创作过程。 这部作品酝酿了十年之久，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契机让它能够面世。2016年底，我开始进入案头工作，钢琴部分写了约5个月，总谱的创作耗时约3个月。《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个作品展现的是充满温暖、光明和希望的大爱情怀。我希望中国的作曲家能够静下心来，将不同的技术融会贯通于中国的故事之中，创作出更多百姓喜欢的、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作品。
炎黄赤子·鲍元恺 鲍元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创作的《炎黄风情》可谓是中国交响舞台上常演常新的作品。《炎黄风情》一经推出便引起轰动，更受到世界的欢迎，成为中国当代管弦乐创作的一座丰碑。
《炎黄风情》当时的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炎黄风情》的创作背景有很多特定的条件，首先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科技发展迅速，国家政治地位提高，但传统文化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断层”，很多民间文化消失了，我感觉到一种责任，需要把它传承下来。在新的形势下，想要把传统和新生活嫁接起来，让它有新的生命力，就需要把它嫁接到新的审美中。当时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了解和尊重，远远高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了解和尊重。我们需要借用西方的音乐形式——交响乐，来表现中国的故事。交响乐的适应性是最强的，中国的前辈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更地道的音乐。 ▲鲍元恺进行民间采风 《炎黄风情》的采风中有过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 《看秧歌》的采风经历印象很深，我们想找“看秧歌”这个故事的发生地点，同时也想把时间放在元宵节，看看当地的灯节。那次采风天气非常寒冷，但收获很大，当天晚上还听到了当地村民唱得最地道的《看秧歌》。他们的《看秧歌》和我的《看秧歌》没有艺术水平高低之分，他们在用更原汁原味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而我是在用世界语讲述中国故事。《炎黄风情》创作于1990年，首演于1991年，当时的中国交响乐市场还是比较冷清的。而当《炎黄风情》面世25周年时，正好赶上国家大剧院第五届“中国交响乐之春”，迎来这部作品历史上最火爆的一场演出。 ▲2016年国家大剧院第五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完整演出《炎黄风情》 本届“中国交响乐之春”还将上演您在2006年创作的《京剧交响曲》，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音乐创作过程中有哪些新的体会和感悟？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交响乐是西方精粹，两种音乐形式的成长环境和受众都不一样，这就需要在两种形式背后找出共同点。这种把西方经典和东方经典相结合的尝试实际上是一次呕心沥血的创作，从构思到完成花费了三年时间。 创作《炎黄风情》时我已经46岁了，觉得自己才步入正轨，对于“中国音乐到底应该怎么走？”这个问题才逐渐找到答案。中国有着非常浩瀚的传统音乐宝库，作曲家应该下功夫去学。作曲的四大件：和声、对位、曲式、配器，我觉得还有一组“四大件”也非常重要：民歌、曲艺、戏曲、古曲，没有这四大件的积累，不能展示传统的魅力，这种积累与运用必须是发自肺腑的，涌动在血液里的。我们吸收西方音乐，刚开始是为了让观众听西方作品，现在是用西方的乐器演奏中国的故事，使交响乐真正从引入西方到用西方的形式传递中国声音。老前辈们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的中国交响乐都是传承的结果。 ▲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即将上演鲍元恺《京剧交响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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