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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腾虎，字弢甫，江苏阳湖人。咸丰五年(1855年)来江西投身曾国藩大营。 彼时，曾国藩既遭遇了九江之败，又与江西地方官员斗得死去活来，人们都纷纷质疑他领兵作战的能力，甚至认为他庸碌无能，不堪一击。 南昌地处江西腹地，受到太平军威胁日益趋紧。而曾国藩手上掌握的武装并不多，留下跟他坚守到底很有可能只是与太平军同归于尽，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大多数选择明哲保身，退隐而去。 周腾虎来大营之前，曾与清朝众多高官大吏打过交道。在曾国藩最孤立无援之时，慧眼识英雄，不仅认定曾国藩可以成就一番大业，而且把后来成为曾国藩心腹幕僚的小舅子赵烈文推荐给曾国藩。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发觉，曾国藩是一个做事肯“用心”之人。周腾虎“做事肯用心”这句话让困境中的曾国藩颇感温暖，且感慨万端，终生难忘。时隔十年后的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藩与赵烈文回忆往事时，还特意提到最佩服周腾虎的，就是在江西时所说的做事肯“用心”这句话。 曾国藩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忆驶甫始到余江西军中，即言自古成事，皆用心人。某遍历下游无一人知此，必至溃败后已。公虽兵微将寡，然成事者必公也。余时深佩其心一语。其论世超出寻常者甚多，不可谓非异才。”(《能静居日记》) 通俗讲的意思是：“回想周腾虎刚到我江西军营时，就对我说：‘自古成就大事的人，都是肯用心的人。我普遍观察了长江下游的统兵将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料定他们最终都会失败。曾公您目前虽然兵微将寡，但最后能成就大业的人一定是您。’我当时很佩服他所说的用心这句话。他评论世间的事情，确实超出寻常者许多，不能不说是一个怀有异才的人啊。” 这句话不仅彻底点醒了曾国藩，而且让他对自己的性格和行为重新进行了审视。 他不仅对周腾虎肯“用心”这句话反复琢磨，而且对以往的做法进行了全面深刻反思，进而大彻大悟：“常把自己看得太高，对事太急于求成，对人太严格要求，加之个性太过倔犟，脾气太过暴躁，这才弄得里外不是人。” 从此，曾国藩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还常告诫自己：对别人的原谅和理解，比什么都重要；要想取得成功，只能取决于自己，不能怨天尤人。 曾国藩在对诸弟家书中屡次提到：“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咸丰七年)、戌午(咸丰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戌午(咸丰八年)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肯用心”也体现在曾国藩办理团练一事上，正是他的“肯用心”，才在众团练大臣中独树一帜，练出一支劲旅，自己也能出将入相，在晚清政坛上占有重要一席。 太平天国起义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之后，咸丰皇帝就尝试着在“贼氛逼近”地区省份直接下令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在江西、湖南、安徽等省份分别任命陈孚恩、曾圈藩、周天爵等四十多名团练大臣。这些在籍大员协助当地督抚办理团练后，利用乡情乡谊及广泛的社会关系，在联络和发动群众组成团练武装、配合军队作战、维持地方治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毋庸讳言的是，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毫无军事素质的“乌合之众”，看家护院搜查土匪还勉强管用，一与强大的太平军交手，就彻底露出本相，不少团练大臣也因此成了团练的牺牲品。 薛福成在《叙团练大臣》一文中说：“团练之说，即古保甲之法之遗意，防小则可，御强寇则不可；有得力之劲军以剿强寇，而以团练辅之，为坚壁清野计则可，专恃团练以剿强寇则不可。”清政府后来不得不将各省团练大臣陆续裁撤，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裁撤完毕。 唯独曾国藩与众不同。他到长沙接受协办团练任务后，一开始就只办练而不办团。他深知要与强大的太平军作战，团营绝对派不上用场，只有另练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武装，才能匡扶时局。虽然这犯了汉人不能握有军权的大忌，但由于战争形势发展也需要这么一支集中而强大的“练勇”来对付太平军，清政府最后也就默认了湘军的存在。 薛福在《叙团练大臣》一文中深有感触地说：“是文正(曾国藩死后谥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 曾国藩能够在复杂局势下，“用心”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因势利导发展壮大，并能够顶住压力，迅速改弦易辙，把办团变成了办勇，取得消灭太平军的成就，不得不说“用心”二字功不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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