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问题，事关社稷 | 冰川观察

一个社会，稿费高低曲折地反映出社会自由度的大小。

文人的生计，虽然由文人自己操心，但也事关社稷。

 

这个话前半段容易理解，后半段略微费解。

 

李世民和他爸爸一起造反，见识过“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厉害。李家据有天下后，这大概成了他的心腹大患。

怎样收拾这些厉害角色呢？

▲李世民画像

有一次，他“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也就是说，既然有了一个办法，让天下英雄十分愿意领他李家的工资，何愁辖制不了他们呢？

在古代，天下文武人士的饭碗和收入，皇帝竟操心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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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人士高自标持，对收入不满意，也会找其他理由搪塞。听不出内里玄机，往往犯错。

 

文学作品里记载了不少穷酸文人的窘境，譬如范进、孔乙己之类。这些人畜无害的文人并不足虑，他们不像洪秀全那样有奇理斯玛，实际上穷困如此也是极少数。

 

《清末民初的文人与稿费》这篇文章称，即便终生考场失意的读书人，也可通过科举制度衍生出的职业——塾师，维持生计，年收入在30两到150两不等。而当时中农一年收入仅在33～50两之间（19世纪下半叶）。

 

也就是说，即便到科举制晚期，文人的物质经济生活，大体上也是相当于小地主的水准。

▲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场景

清末新政一声炮响，历经千年的科举制废了。出身贫苦的山西塾师刘大鹏一个月后才听到这个消息，他在日记中直言“心若死灰”，称“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

 

人皆认为，废科举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因为天下英雄不入你的彀中了嘛；他们造反去了，加入“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了嘛。

 

但实际上，社会巨变，洋务给文人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新式学堂，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新式买办，等等，哪怕是传统文人，也可以依附于现代新闻出版养家糊口。

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颁布，这相当于朝廷以律法的形式，向文人指明了一条谋生的出路。而相当一部分文人也的确不再向庙堂要出路了。

 

所以，文人的出路问题，说白了就是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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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毅然教授在《稿费初始——推动现代文学勃兴的经济基础》一文中提到，1880~1890年代，凡是能用文字换钱的职岗，必然竞争者众。如粮道衙门要抄一种粮册，千字3分钱，一般学子一天可抄5千字，不过得1.5角。

 

但是到清朝灭亡前的10年左右，工商业愈加发达，新式出版传媒渐成气候，内容需求大增，1907年小说期刊《小说林》创刊，公开“募集小说”，酬资标准为：

甲等千字5圆，乙等千字3圆，丙等干字2圆。书店报馆给名家开出的稿酬更高。商务印书馆给林纾的是千字6元，给梁启超则高达千字20元，专著可抽版税40％。

▲《小说林》第一期

稿费高，使很多文人已经不乐于听从朝廷的使唤。

 

裴毅然先生举例称，李伯元谢绝荐举仕进，宁愿在报馆当编辑。于右任说：“报馆中人，鄙官而不为者，不知多少也。”

林纾译《茶花女遗事》大获成功，亦算“闻达”，尝到甜头后放弃十余年对进士及第的执着，绝意仕途一心译述。此后，礼部侍郎郭曾折、邮传部尚书陈璧先后向清廷郑重推荐林纾，林纾力辞不就。

 

裴毅然先生认为，由于文人不再受朝廷或官僚豢养，有了直接来自社会的经济收入，成了所谓自由职业者，从人生道路上，入仕也就不再是文化人的惟一之途，有了多种择业可能。

于是，中国文人便渐渐生出那种叫独立性的骨头来，形成中国第一代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作用。

 

可以说，一个社会，稿费高低曲折地反映出社会自由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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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稿费标准越来越低，从1966年6月起，各出版单位自动取消稿酬。文章在报刊发表，或图书出版，一律不付报酬。稿酬制度实际上被废止。

 

1977年，恢复了基本稿酬。1980年，恢复了印数稿酬。1981年，开始对超过800元的单笔稿费征收个人所得税。

▲我国基本稿酬规定

对稿酬征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1985年4月25日，全国政协文化组召集部分委员，座谈稿费所得税问题。

 

在这次座谈会上，北师大教授陶大镛说，国家每年征收稿费所得税不过70万，这笔收人与国家财政收入相比，数量极少，对国家财政无补。相反，因为要收这笔税，得罪了广大知识分子，消极作用比积极作用大，得不偿失。

 

作家姚雪垠说，作家写一部作品有些是要付一生的心血，他写《李自成》用了二十几年时间，但所得的稿费按一个月劳动所得抽税，很不合理。

 

书法家启功说，对于那些粗制滥造、对读者无益的东西，他赞成收重税，收80%也没意见。但对于那些好的作品不能这样。

 

总的意见是反对对稿酬征收个税。这个意见一致持续提了30多年，并未奏效，一直到最近，仍是一个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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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得不说，这三十多年来，写字界的稿酬收入爆发性增长。

 

2017年4月12日的《华西都市报》等刊登了“第十一届作家富豪榜”。

 

网络作家排名第一的唐家三少，收入12200万元，排名20位的雨魔，收入1000万元。编剧作家榜排名第一的周梅森，获得1400万元的收入，排名第30位的编剧作家王宇民，收入也有300万元。

在另一份明星作家榜上，排名第一的白岩松，收入400万元，排名20位的何炅，收入30万元。

▲第十一届作家榜榜单

从这份作家排行榜上看，各类顶级作家中，网络作家的收入，是编剧作家的好几倍，是明星作家的二三十倍。

 

高度商业化的创作也得到股市的认可。网络文学为主打的阅文集团，去年在香港上市时，估值高达400亿港币。

 

这一波高稿酬与上世纪初延续三四十年的高稿酬的共同背景，是中国近代以来两次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有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科举被废，工商业社会带动新闻出版，制造了大量的内容需求。

这一波高稿酬，除了由工商业的发达所带动，还内涵有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后，更多的人需要打发无聊时间的刚性精神需求。

 

就像曾经出现过全民搞饭吃一样，今后，搞饭吃的人，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会投入到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中。

稿酬，包括但不限于文字稿酬，将不只是文章家的收入，普通人，兴许只是拍了一张有趣的照片，一段爆款视频，也完全可能会有一笔稿酬。而人为设定不合理限制，使人无法取得稿酬，无异于夺人口食，制造精神李自成。

 

从这层意义上，稿酬问题，事关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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