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共和执政”不是召周二公联合执政，而是共伯和篡位执政。《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这是流传至今的西周官方史籍中有关“国人暴动”的记载，为众多现代人所认可。所谓“国人”，参照齐国“都鄙”制度的划分，通常都认为是周时对居住于国都之内民众的统称。就此，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国人暴动”既然是“国人”发起，那么这肯定是一场由民众自发而起的、反抗暴君残酷统治的百姓起义。 可是，“国人暴动”真是百姓自发而起的一场起义吗？ 《国语》记载的“国人暴动”虽然是家喻户晓，但期间经过数百年人为修缮，把事件很多重要细节都给湮灭了。而这些湮灭的细节，对于定位“国人暴动”的性质却至关重要。 “国人”一词，实在是用得妙。因为“国人”这一词，“国人暴动”背后深深隐藏的周厉王末年西周王室政治博弈的云海诡谲，也就被人为掩盖起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都被后人囫囵吞枣地忽视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笔法”，由“国人”一词的应用，就可见一斑。 事实上，“国人暴动”，远远不是百姓起义所能概括！从后世发掘的青铜器铭文中，就可探查出“国人暴动”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X盨》（注：“X”为铜器主人之名，但是此字在电脑输入法中找不到，而且不同学者对这个字的识别也有差异，所以暂时只能用“X”替代）上有这么一段铭文：“……又进退，雩邦人、正人、师氏人又罪又故，乃协佣即女，乃由宕，卑复虐逐厥君厥师，乃作余一人咎。”郭沫若先生将其解释为：“上级之有司平时怠于政事，不善检束，待到欲于僚属有所进退以及下属民众有罪有辜时，乃遣属员奉闻于‘X’，己仍淫怠，复使僚属民众终至于猖獗，至有逐君逐师之事。”此铜器铸于周宣王时期，根据这段铭文内容，目前学术界公认它是记载“国人暴动”之事。 表面上看，青铜器铭文上并未记载任何特殊的信息。但深入分析之后，人们却发觉了这其中所隐含的重大异常！ 从铭文中可知，在这次暴动中，造反之人不但有“邦人”，还有“正人”和“师氏人”！其中，“邦人”即国都中的平民；“正人”即“政人”，是在周王都内“上班”的卿大夫和其他公务员；“师氏人”，则是驻扎在京师的王室正规军。透过这件铜器铭文，后人得以知晓另一个令人震惊、却长期被人掩盖的事实：参与推翻周厉王的暴乱者，不仅仅是有平民，还有卿大夫和王室军队！ 不光是青铜器铭文中记载了这一事实，在西周各诸侯国的史籍中也可找到类似记载。楚简《系年》第一章：“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可见，在楚国史籍中，也同样记载下“卿士”、“诸正”、“万民”都参与了此次暴乱。 不同出处的史料相互印证，说明“国人”，不仅仅是指平民，还包括卿大夫和军士。“国人”暴动，居然连卿士和军队都参与其中，那正说明它绝非平民反抗暴君的起义那么简单。公元前841年，在低收入水平下艰难生存了几十年的镐京民众围住了王宫，发起了暴动。 可接下来，不同史籍的记载又出现了细微差异： 《史记·周本纪》：“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彘（今山西霍县境内）” 《国语·周语上》：“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系年》：“乃归厉王于彘。” 《今本竹书纪年》：“王亡奔彘。” 《史记正义》引《鲁连子》：“周厉王无道，国人做难，王奔于彘。” 暴乱结束后，事件主角周厉王的下场，按《国语》与《系年》的记载，是被众人流放到彘；而按《史记》、《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却是周厉王逃亡到了彘。按前者之说，周厉王在暴动中根本来不及逃亡，是被暴动者俘虏，暴动平息下来后才被流放到了彘；按后者之说，周厉王是在暴动中逃脱，最后逃亡到了彘。 究竟哪种说法更加可信？ 如果周厉王成功地从暴乱中逃脱，而且能够逃亡到彘，那说明他仍然保存了部分实力——至少彘地之人就是他的支持力量。以周厉王强势的前半生而言，实力尚存的他完全可以卷土重来、反攻倒算，而不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彘十四年，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光临。这显然与周厉王的强硬个性极其不符。 从以上推断，在“国人暴动”过程中，周厉王应该是被暴动者完全控制住了，根本就无法脱身而去。“暴君”是被赶下台了，但暴动者们却还不甘心。“暴君”虽已被囚禁，但“暴君”还有一大堆儿子。为了防止周厉王后代将来反攻倒算，暴动者决心要杀光周厉王所有的儿子！周厉王对别人都是“勿遗寿幼”，现在别人对他，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彻底斩草除根！ 就在众人欢庆抓住了“大暴君”之时，突然有神秘人物传出来一条可靠消息：王室大臣召伯虎家还收留了周厉王的一个儿子！ 暴君之子，谁还敢收留？听闻此信，暴民们群情激昂，二话不说，立刻就把召伯虎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在召伯虎家门外，众多暴徒们不断地喧闹着、谩骂着，让召伯虎立刻把周厉王的儿子给交出来！ 周厉王执政长达三十七年，到他被赶下台时，至少已是五十岁上下。古代帝王结婚一般偏早，而且妻妾成群，年龄这么大的帝王，生下的儿子必定不少。消息如此灵通，能辨认出周厉王的众多儿子，还能随时掌控他们的动向，在没有各类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等现代化媒体工具的古代，普通人绝不可能做到。当然能做到的，就绝非一般人！ 不仅仅是如此。 召伯虎家族虽然倍受周厉王打压，可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世袭大家族，在周王畿内实力雄厚。周厉王执政期间，召伯虎不顾个人安危，多次犯颜直谏，在周王朝上上下下也是威望颇重。如此实力庞大而又威望厚重的召伯虎，居然还有人敢煽动民众，轰轰烈烈地堵在他家门口要人，此人胆识也是非同一般！ 追杀周厉王一家的幕后黑手，至今尚未露面，却牢牢地把控着局势，引导着众人按照他的谋划稳步向前推进，此人心智及城府之深，令人不寒而栗。 此时，逃入召家的不是别人，正是姬静。 以周厉王被推翻时年过半百的年龄推断，正常他的长子应该是在三十岁左右。可姬静，史书上却有“王少，大臣共和行政”的记载；也就是说，周厉王被推翻时姬静还未成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此推断，姬静应该不是周厉王的长子。（《西周共和新探》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 郭霞著）然而，“国人暴动”后，唯一能继承王位的，却只剩下姬静——这证明“国人暴动”不但将周厉王赶下台，还杀死了周厉王的众多儿子。周厉王的儿子们中，能逃脱追杀、幸存至暴动之后的，就只有成为漏网之鱼的姬静！ “国人暴动”，对周厉王不但是场政治灾难，更是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大悲剧！回顾整个暴乱，《国语》中以“国人”来统称参与暴动者，固然不能算是错；但是，“国人”绝不仅仅是平民老百姓，还有卿士、军士。笼统地以“国人”来命名这场暴乱，所掩盖的关键问题是：究竟是谁，能有那么大能耐，可以同时煽动从卿大夫到百姓、从平民到军队等等各阶层人士，共同起来造反？又是谁，在整个暴动过程中牢牢掌控局面，从容不迫、精心布局、步步为营，对周厉王的儿子务求追杀殆尽？究竟是何方神圣，能够从容不迫地驾驭这场威震天下的惊涛骇浪？
两千多年过去了，历史似乎就没给出过答案。 然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任何人做任何事，只要是做过，无论他怎么掩盖，都会不可避免地留下诸多蛛丝马迹。透过这些蛛丝马迹，后人就可对这场暴动所掩盖的云海诡谲了解个大概。 随着事态不断向前继续发展，事情的真相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周厉王倒台后，西周进入了“共和”时期。 所谓“共和”，按《史记》之说，就是召公和周公两相共同执政。这与现代的“共和”政体概念有些相似。或许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又一次政治创新，率先在人类文明史上探索出了“共和执政”的理念。
但是，所谓“共和执政”的说法，随着其它史料被不断发掘整理出来，已被证实不太可靠。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幽）「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按《竹书纪年》所说，所谓“共和”，实际上是指共国之伯，他的名字叫“和”。“国人暴动”之后，周王室是共伯和摄政，而不是《史记》所记载的召周二相“共和执政”。在《史记索隐》中，还引用了《汲冢竹书纪年》中最原始的记载：“共伯和干王位”！“干”，篡也。也就是说，共伯和还不能说是摄政，而是干脆就篡夺了周厉王的王位！ 共伯和执政的说法，从其它史籍中也可得到证实。
《史记正义》引《鲁连子》：“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举和以行天子事。” 《系年》第一章也写到：“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 不同史料都记载下了同一事实，再综合衡量“国人”暴动过程中的多处疑点，已经可以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国人暴动”，并不只是一场民众自发而起的起义，而是以共伯和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背后策划、推动；共伯和们不但煽动民众推翻了周厉王统治，共伯和还成功地火中取栗、趁机篡位为王！所以，召周二公在周厉王被推翻下台后，不可能立即拥立太子为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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