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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看起来好像是厉王贪财，任用奸佞的大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故事，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也都是这样的，但仔细阅读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猫腻。 如果是国民暴乱，有多少国民参与呢？民众的武器装备从何而来？怎么可能袭击到厉王呢？要知道这可是在周朝的都城，而不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可以说到处都是周朝的官兵，不说国家的军队了，只说王宫的卫队，也是不可小觑的。到底是谁在背后统筹并支持国人的行动呢？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周厉王在多年的积蓄力量之后，想要改变现状，加强君主的统治，于是注重新势力的培养，以此来打压和限制贵族的势力，贵族组织和支持民众叛乱，厉王失败外逃呢？ “共和”执政，传统史书的解释是召公和周公联合执政，但实际上这一说法已经基本被史学界所否定了。目前史学界大多数认同的，是“共伯和篡位”执政之说。 《吕氏春秋·开春论》中，就提到“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鲁连子》也提到“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饹子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於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 《庄子·让王》中，也有“逍遥得意于共山之首”之说。 此外，更为出名的就是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和这些比较火的清华简《系年》，都有共伯和篡位为王的记载。 以上这些先秦文献中，共伯和的身影频繁出现，证明在秦统一中国前，“国人暴动”后共伯和篡夺王位这一史实是普遍为人所知的。然而，在秦统一中国后，由于先秦史籍大多佚失，春秋之前的历史，也就慢慢模糊起来。 所以，到太史公手中，“共和执政”就异化成了召公、周公联合执政——当然，此时的召公与周公已是开国召公与周公的后代。 因为传统史料中，有关共伯和的记载少之又少，现代史学界就开始从地下发掘的青铜器中去寻找有关他的遗迹。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找到了一些可能与共伯和相关的记载。 《元年师兑簋》：“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才周，各康庙，即立，同仲右师兑入门，立中廷，王乎内史尹册令师兑：足师和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在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师和父”。“师”，为西周军队官职名；“和”，为人名；“父”，是周时对人的尊称，类似于“阁下”、“殿下”等等。“师和父”之称，还可见于《三年师兑簋》等等铜器铭文。以上这些铜器，经郭沫若先生认定，都属厉王时器。这时，师和父任王官时间不长，因此只担任管理左右走马的师氏之职。“师和父”与“共伯和”同名，又同属一个时代，而且都在王室作官，因而二者极大可能为同一人。由此推断，在周厉王刚刚上台后不久，共伯和就被提拔至王室来做官了。 《师厘簋》：“师和父乍厘叔市，巩告于王。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在周，各于大室，即位。宰琱生内右师厘。王乎尹氏册命师厘。王若曰：‘师厘，在昔先王小学，女敏可使，既令女更乃祖考司少辅，今惟踵就乃令。令女司乃祖旧官少辅暨鼓钟。易女权市、金黄、攸勒，用事。”从铭文中知，“师厘”曾经在“先王小学”学习，“王”又命其继承父职为“少辅”。虽然这次是对师厘的任命，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师厘”的推荐人不是别人，正是“师和父”！《师厘簋》是铸于周厉王时代，是在周厉王十一年。 这一年，猖狂的犬戎人刚刚灭了大骆一族，抢占了渭河上游。为应对日渐猖狂的犬戎之祸，周厉王积极尝试从学校中提拔新鲜血液，充实到周王朝各个关键岗位。在《师厘簋》铭文中再次看到了“师和父”身影，周厉王在这年已经把从学校中为王室选拔和推荐各级政府官员的大师之职交给了“师和父”，这无疑是周厉王对“师和父”的莫大信任。“师和父”在周王室政治地位稳步上升，已是位在上公了。担任大师之职，对“师和父”而言不仅仅是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他个人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师和父”任职大师几十年，这段担任“周王室学校校长”的经历，必然也为他未来追求政治野心增添了决定性的厚重砝码。 《师毁簋》：“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毁，乃祖考又劳于我家，女有隹小子，余令女尸我家，耤司我东扁西扁仆驭、百工、牧、臣、妾，东裁内外，毋敢否善。……毁拜顿首，对扬皇君休。……”根据铭文上的干支月相，晁福林先生把《师毁簋》定为共和元年时器。在此铜器铭文中，出现了“伯和父”的称谓。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在“伯和父”训话时，居然还用上了“若曰”二字！“若曰”，在周时文献如《尚书》之类，多用于周王对大臣的训话。唯一的例外，就是在记载“周公旦语录”时，也是用“若曰”！虽然周公旦不被后人看作是王，但实际上，他却是周武王临终前所选定的唯一接班人。所以，“周公旦语录”用“若曰”完全合情合理。如今，“共伯和语录”竟然也用上了“若曰”二字，他的地位在此时必然也是非同寻常。不但如此，在其后的铭文中，“师毁”还尊称“伯和父”为“皇君”。由此可见，“国人暴动”结束后，“伯和父”地位已是尊贵无比！共伯和篡位为王的记载，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以上这些铜器铭文中的“伯和父”、“师和父”，再加上史籍中出现的“共伯和”，是处于同一个时代，而且名字都相同，显然都是同指一人。 《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师厘簋》、《师毁簋》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下来，共伯和在周王室的上升途径就已清晰可见了：共伯和在周厉王初登王位时，被遴选进王室，刚开始只是担任左右走马的师氏之职；十年之后，他深受周厉王重用，被提拔为大师，位在上公，负责在王室学校中培养选拔各级政府“公务员”及“军事干部”。周厉王执政三十七年，共伯和始终得到周厉王的高度信任，在王室关键性岗位上呆了几十年，权势与威望都与日俱增。 但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共伯和虽然是周厉王一手提拔，最终却成了周厉王政权的掘墓人。在周王室与社会其他各阶层严重分裂对立的关键时刻，共伯和审时度势，背叛了周厉王。他联合朝中对周厉王不满的卿士，一起煽动军队与镐京百姓共同造反，将周厉王赶下台，最终篡位成功。 共伯和，才是在“国人暴动”过程中在幕后始终控制着一切的神秘人物！暴动开始后，他不但悍然扣押了周厉王，还残忍地对周厉王的儿子大开杀戒，就是为了清除他篡权夺位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表面上看，“国人”暴动，不过是共伯和精心策划的一场篡位阴谋。其实，共伯和之所以能掀起这场惊涛骇浪不过是因势利导。淹没在“国人暴动”背后的西周社会现实，就是周王室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因周厉王“专利”改革所引发的权力斗争。周王室与既得利益阶层之间矛盾不断激化，双方势同水火，这场决斗迟早会爆发。这也是共伯和得以成功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周王畿内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急剧恶化，共伯和的篡位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在双方冲突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共伯和为了个人政治野心，背叛了周厉王。共伯和选择与既得利益阶层合作，四处散布“仁义”，获得了既得利益阶层的一致拥戴——所谓“仁义”，就是与天下人为善，放弃“专利”政策，减轻王畿内诸侯、卿士们的负担，这当然会赢得天下既得利益集团的欢心。 人心尽失的周厉王，被身边亲信出卖，倒台的命运已是注定。 随着共伯和篡位成功，周厉王“专利”改革，也彻底落下了帷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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