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穆王的远征以后，西周开始走向了衰落。周穆王去世后，西周经历的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几代，其在位时间都不长。这时期，戎狄不断进攻周朝，《竹书纪年》曾记载，懿王时期“西戎侵镐”、“翟人侵岐”，懿王为了躲避西戎的锋芒，“自宗周迁于槐里”。不过在这段时期，周朝和周边部族总体还是处于互有进退的阶段，懿王时，“虢公帅师北伐犬戎，败逋”。孝王时期“命申侯伐西戎……西戎来献马”，夷王时，“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该时期的诸王还能勉强维持对周边的主动态势。此时，南方的楚国更加强大，甚至公然挑战周天子的权威。楚国吞并了江汉地区的许多小国，当时楚国国君为熊渠。《史记》载：熊渠甚得江汉闲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楚国自从周昭王南征以来，就一直是周朝的强敌。昭王和穆王的不断征伐并没有遏制住楚国的发展势头。熊渠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就是试图和周朝平起平坐，甚至分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也就是公然挑战周朝。
卫盉，是一种酒器，在盖内铸有132字铭文，记载了在周共王三年三月，矩伯为参加共王的太常典礼，与裘卫(掌管裘皮生产的小官)用朝觐的玉彰(一种玉器)、赤琥(赤色的虎皮)等物交换了13田土地(约合现在的1300多亩)，荣伯、定伯等执政大臣命令有司主持双方土地交易，这件器物的铭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地契。 在内政方面，诸侯和周天子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竹书纪年》载：“懿王之世，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共其职，诸侯于是携德。”由于年代久远，诸侯国已经和周天子的血缘已经疏远，其关系也逐渐疏散，开始出现离心离德的局面。《史记》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在号令不时的局面下，周天子不得不采取一些残酷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权威，《竹书纪年》记载，夷王曾烹杀齐哀公，这在周朝建国以来，算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公元前865年，胡继位，称“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著名的“暴君”，《国语》中就有《召公谏厉王弭谤》一篇专门讽刺厉王实行特务统治，监察国人言论，以至于“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好利，近荣夷公”“专利作威”，垄断山林川泽。此项政策无疑破坏了其他贵族的利益，因此遭到大夫芮良夫等人的反对。此外，厉王“爵以贿成”，也就是允许卖官鬻爵。
这从侧面反映了周厉王时期王室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因此实行自然资源国有化和“爵以贿成”的政策，这和汉武帝实行的“盐铁官营”有相似之处。之所以会出现财政困难，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边患严重，需要加强军事投入；二是修建宫殿等建筑。史料记载了周厉王时期与周边部族的战争不断，且多以失败告终，如“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征之，不克”，“西戎入于犬丘”、“皞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帅师追荆蛮，至于洛”。戎狄和淮夷已经长驱直入宗周和洛阳，足以证明当时国家危机严重。
周厉王时代的《多友鼎》铭文，就记载了一场王畿内周军抗击玁狁的短线防御战。 《竹书纪年》载厉王初期，“作夷宫”，也就是修建新的宫殿，修建宫殿肯定是一笔大的花费。从戎狄的入侵和修建宫殿来看，足以证明西周财政危机的严重。但周厉王的政策影响了贵族的利益，因此最终导致贵族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公元前841年，共伯和发动贵族发起了著名的“国人暴动”，将周厉王驱逐到了彘。此后，共伯和摄行天子事，控制朝政，长达14年之久。另外一种观点是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号为共和。同时，中国历史有严格的纪年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周厉王实行的政策是针对西周当时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政策，但是由于周厉王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加上采取高压政策，导致国内矛盾激化，最终引起了政变。周厉王没有让西周度过危机，周厉王也成为了历史记载的“暴君”之一。但是历史总是为胜利者书写的，如果周厉王在这场斗争中胜利，或许书写的就是另外一个版本。
这是西周的周厉王的名字，周厉王害夫 (hu)作器，高大魁伟，稳重大方。内底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四字，是周厉王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词。大意为：我昼夜尽心经营先王事业，以配皇天，我任用义土献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将彝宝簋，安惠干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赐降多福、长寿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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