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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纪七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庚申，公元1380年） 春，正月，戊戌，胡惟庸谋反，及其党陈宁、涂节等皆伏诛。 居士曰：胡惟庸一案纰漏百出：一、陈宁和胡惟庸一同观看全国军力分布统计时，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场？这要关涉需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才能调阅军力统计。如果需要复杂的程序，胡惟庸不必冒此风险；如果不需要复杂程序，则陈宁一人在侧即可，不许他人在场，则此时是怎样泄密的？二、以胡惟庸当时的地位和实力，政变远比武装叛乱更为容易，因为他在中央有人脉，在地方上却缺乏足够的军事基础。如果是为自己构建政变条件，则应勾结的是禁卫军和中央军的掌控者；如果是为自己构建武装叛乱，则需要勾结地方实力派，李善长都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何况李善长本人在胡惟庸谋反案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完全没有谋反的必要（具体分析见公元1391年王国用的上奏）。三、胡惟庸没有理由向北元皇帝称臣，历史上所有的皇帝对外称臣无非是担忧北方威胁或者希望借助其兵力，但事实上，当时的明朝首都在南京，若就借兵层面来说，北元帝国的兵力可谓鞭长莫及；而在边防上，北元与明帝国正在僵持状态，胡惟庸根本不必对之退让。何况长途奔袭传递消息，在技术上也不可能。所谓谋反大概是冤案。 上惩胡惟庸乱政，遂定制，不置丞相，仿古六卿制，以政归六部，并著之《祖训》，其略谓：“自古……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 居士曰：秦以前虽然没有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时，商朝仲虺是子太乙（汤）的左相，傅说也是子昭（武丁）的相，春秋时管夷吾是姜小白（姜齐桓公）的相，被后者尊为“相父”。相是最高领导人的辅弼者，也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参询者，它的职责在于连结最高领导人和民众，提供不同的理政思路。朱元璋对这一职务只进行历史探讨不进行功能溯源，只进行道德评价而不进行功能评价，显然不合时宜。何况秦朝并没有皇帝，如果将其《祖训》中把“丞相”二字置换为“皇帝”，同样适用，所以他这一套理论有根本性的错误。胡惟庸之死标志着帝制时代来到后期，即从皇朝时代转为皇权时代。虽然后来的内阁和军机还有部分的宰相职能，但朝臣权力已完全对皇权失去控制。 （朱元璋）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称第一。为胡惟庸所恶，坐营建扰民．请知嘉兴府。惟庸诛，复召为工部尚书，帝曰：“谗臣害汝，何不言？”对曰：“臣不知也。” 居士曰：薛祥所谓“不知”表面上是说自己戆直，不知道胡惟庸从背后陷害。实际上是拒绝承认胡惟庸陷害，不愿意为胡惟庸案落井下石。但在朱元璋听来，未免有连受害人都不知道自己被陷害，讽刺朱元璋罗织罪名的意思，可他又实在在“臣不知也”这四个字上抓不出把柄，于是只好在明年用其他罪名将这位正直的官僚活活打死。 遣应天府官祀历代忠臣，汉蒋子文，晋卞壸，南唐刘仁赡，宋曹彬，元福寿，凡五庙。寻徙建鸡鸣山下，以春秋致祭．著为祀典。 居士曰：蒋子文即蒋歆，三国吴国人，在追捕强盗过程中殉职，死后因为显灵被追封为十代阎罗中的秦广王；卞壸是东晋时期的名臣，在苏峻之乱中殉难；刘仁赡是南唐将领，临死时投降后周；曹彬是宋代名将；福寿是元末忠臣，明军攻破集庆（今江苏省南京市）时他坐在胡床上等死。此五人性格不一，事迹指向不同，如卞壸死节、刘仁赡投降，相互抵牾，不知朱元璋选择此五人的标准是什么。今日所提倡的岳飞、文天祥等何以不在这份名单之中？ 番禺知县道同，执法严……同积不平，条其事奏之……上不知其由，遂遣使诛同。会同奏亦至，上悟……复遣使宥之。两使者同日抵番禺，后使至则同已死。上怒亮祖诬奏，趣召还，与其子府军卫指挥暹俱鞭死，盖欲为同论抵也。 居士曰：朱亮祖在上奏之后，朱元璋不经调查即做结论诛杀道同，证明他刚愎自用且不把人命看在眼里。只要派人稍作访问、研究，再等一些时候作出结论，道同就不会死。所以在整个案件中，最应该为道同偿命的是朱元璋而非朱亮祖。回护朱亮祖是出于对自己喜爱的功臣，而杖杀朱亮祖则是朱元璋感到自己被愚弄，被朱亮祖当做杀人的工具，这当然使他不满，至于道同的生命，根本不在他的算计之中。 时胡惟庸伏诛，上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析及锥刀，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遂罢天下抽分竹木场。 居士曰：锥刀之利指即微小的利润，宋代李纲《理财论·中》：“释此弗议而欲聚敛掊克，与民争锥刀之利，亦可谓不知理财之本矣。”朱元璋特别指出婚丧嫁娶等都不必上税，但只是列举，没有归纳。事实上，判断一个国家的税收项目是否属于苛捐杂税，只要观察其收税的对象是针对商业行为还是民生行为便可以。凡是民生都需要生儿育女，所以人丁税为苛捐杂税；婚丧嫁娶是民生的必要方式，当然也无需税收。民间私自交易，不涉及商业往来，同样不该缴税。否则便是利用国家意志，进行对民众的剥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