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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品的原始手稿大多只有一部，而传世之作《黄河大合唱》的手稿却有两部，并且同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其中一部是1939年延安的简谱手稿，简称“延安手稿”。另一部是1941年莫斯科的五线谱总谱手稿，又名“交响大合唱《黄河》”手稿，简称“莫斯科手稿”。目前这两部手稿都收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两个版本，充分展现了这部传世之作的全貌。但为什么会有两部手稿，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寻求理想，北上延安 1938年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冼星海经常在街头看到延安“抗大”和“陕公”的招生简章，以及一些朝气蓬勃的据说是从延安过来的年轻人。 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闷得很，把《抗战中的陕北》读过一次就感到很兴奋。看他们一班革命青年在节衣缩食去干革命工作，不断寻求真理和民族的解放！我们虽然在后方，可是比起他们就觉得惭愧得多！我怕自己会渐渐落后而大不前进。” 正当冼星海准备打听延安的具体情况时，接到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来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来信。这是一封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邀请函，大家希望音乐家能够到苏区任教。 1938年10月，冼星海一家起程北行。途经西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乘坐华侨捐赠的汽车，扮成侨商，躲过敌人的盘查，于11月3日抵达延安。当天晚上“鲁艺”的副院长沙可夫和音乐系主任吕骥就来拜访冼星海，并且请他观看了当时在延安难得看到的苏联影片。 冼星海渴望能够创作一部有恢弘气势，象征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抗战音乐作品。不久，这样的机会降临了。 1939年1月，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辗转从武汉来到延安，经常在黄河两岸行军、在敌后根据地活动。诗人被雄奇的山川和抗日战士的英勇所感染，默默地酝酿着一首长篇朗诵诗《黄河吟》。途经晋西吕梁游击区时，光未然不幸坠马受伤，被送到延安边区医院治疗。其间他接受了同志们的建议，将朗诵诗改写为大合唱的歌词。 位于宝塔山下的西北旅社，被称为“延安的北京饭店”，一排排宽敞舒适的石窑洞，窗明几净。外来的宾客一般都被安排住在这里。2月26日晚上，抗敌演剧三队的30多位同志在西北旅社的一孔宽大窑洞里共度除夕，光未然从位于二十里铺的和平医院赶来了，冼星海也应邀参加。 光未然先大略说明了歌词的创作动机和过程，然后充满激情地一口气朗诵了全部400多行的《黄河》歌词。掌声刚落，坐在窑洞靠门边位置的冼星海就站起来，把歌词抓在手里，激动地说：“我有把握写好它！” 呕心沥血，终成“延安手稿” 在位于“鲁艺”山坡上的一孔小窑洞里，冼星海在土炕上架起一张小书桌，开始了创作。当时延安没有乐谱纸，冼星海就请妻子帮忙划格子。他常处于一种无法自抑的兴奋状态，脑子里涌动着乐符，轻易不愿意停下来。他创作时有个习惯，爱吃糖果，但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延安，根本买不着。于是，光未然就买了两斤白糖送给他。白糖放在桌子上，音乐家写几句，便抓一把白糖送进嘴里，美妙的乐句很快就从笔下流淌出来。 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回忆：早春延安的夜是很冷的，我们用一小盆炭火取暖。我有时看他写累了，就煮一点红枣给他吃。那时候，延安的木炭还是很短缺的，夜深人静时，炭火熄了，窑洞里非常冷，但星海的创作热情却比火焰还要炽热！ 每天早上，演剧三队的两位同志都会到冼星海的住处探寻他前一天晚上的成果，拿到曲谱后马上回队练唱。延安当时缺少西洋乐器，冼星海在为大合唱写伴奏时，就利用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乐器，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军号、大鼓等等，巧妙地搭配。 邬析零回忆：3月31日，我从冼星海手中拿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清稿。手稿用白粉莲纸抄写，由冼星海夫妇手工装订成册，小16开本，册边整齐如刀切。打开看，字迹清晰秀丽，通本一字不涂、一字不改。 《黄河大合唱》的写作终于完成了，包括总谱和合唱，耗时仅6天。经过短暂排练，4月13日，演剧三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向延安各界做告别演出，不到30人组成的合唱队和由鲁艺音乐系同志组成的乐团，第一次在上千名观众面前上演了《黄河大合唱》。 5月11日，“鲁艺”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周年纪念音乐会，正式公演《黄河大合唱》。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都到现场观看。冼星海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了演出的盛况：“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 后来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回忆当年在延安演出《黄河大合唱》，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在物质条件极缺乏的边区，要组成一个完备的乐队是谈不上的，当时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地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 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你看那乐队的右角，立着一具新的“武器”，那是用汽油铁桶改造的低音胡琴，它发出了雄浑且带有金属共鸣的声音，歌唱黄河的宏伟气概； 你再看在这具新式“武器”的侧面，又是一具新型“武器”，它是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里面摆了十几二十把吃饭用的勺子。当“黄河船夫曲”的朗诵“那么你听吧！”一完，指挥者的手臂一挥，这具新式打击乐器就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齐鸣，配合着合唱队的“咳哟，划哟！……”，烘托出万马奔腾之势。 “莫斯科手稿”的由来 《黄河大合唱》问世以来，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很受欢迎。冼星海一直有意要把它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但忙于教务和创作，一直未能执笔。 1940年5月，延安第一部电影《延安与八路军》摄制完成，党中央派袁牧之携胶片赴莫斯科完成后期制作。冼星海也被指派一同前往，他的任务是负责影片的作曲配乐及配合后期制作。临行前，毛泽东在自家窑洞设便宴为冼星海一家送行，指示他们：工作时间只有半年，完成任务后马上回来。 1940年5月4日，冼星海离开“鲁艺”，在只有空地一片的延安机场与前来送行的“鲁艺”师生告别合影，然后乘坐周恩来的汽车到达西安，准备前往苏联。 虽然离开了延安，但冼星海对《黄河大合唱》手稿仍然十分关心，5月16日，他写信给还在延安“鲁艺”的妻子钱韵玲：“现在全国都风行着一个《黄河大合唱》。我想以后要把原稿保存得很好，不然，外界的音乐商人乘机做他们的生意。 《音乐季刊》最后在上海印出的《黄河大合唱》，上海非常欢迎。你有空要替我留心关于我的一切消息，尤其在各报上和音乐杂志上的批评。” 当时的国内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冼星海一行人的行程都由党中央直接决定，再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临时通知。直到10月19日，他们才接到通知，乘火车离开西安，22日抵达兰州后又改乘苏联的飞机飞往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再从那里直飞莫斯科。 抵达莫斯科后，冼星海化名黄训。在一次座谈会上，冼星海向苏联同行介绍了中国的音乐，并用钢琴弹奏了《黄河大合唱》。这是这部作品首次在国外演奏，它给苏联音乐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可惜，当时弹奏的钢琴乐谱至今未能找到，也没有写入音乐家1941年春天完成的“交响大合唱《黄河》”的总谱里。但可以肯定，音乐家在“交响大合唱《黄河》”之外，一直有意要完成一部钢琴协奏曲《黄河》。 1941年春天，在莫斯科，冼星海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完成了对1939年《黄河大合唱》简谱手稿的整理、加工和修订。但当时，冼星海远离祖国，生活动荡，总谱完成后没有机会试奏、修改，所以这个版本在和声、配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成为永远的遗憾。 两部手稿回归祖国 1941年6月，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已接近尾声，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与袁牧之被迫停下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离开莫斯科，准备取道蒙古回国。 几经辗转，冼星海开始了流浪生活。当时，他化名孔宇，受聘在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当音乐教员。在那里，他组织了俱乐部最大规模的音乐会，公演了《黄河大合唱》。 当时“交响大合唱《黄河》”已经完成，音乐家当然希望能够亲自指挥大型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出，但刚刚组建训练不久的中国工人俱乐部属业余文艺队伍，无论乐队装备条件，还是队员演唱、演奏水平，都远远达不到演出交响作品的基本要求，所以这次公演仍然使用的是1939年“延安手稿”。 1942年冬季，冼星海秘密离开乌兰巴托，经莫斯科到达阿拉木图。经过长期的流浪和长途跋涉，冼星海到达阿拉木图时已是精疲力竭，身无分文，身边只有一把小提琴，一个塞满作品手稿的枕套布袋和一个装生活用品的小皮箱。他仍然用黄训这个化名，在贫困交加、身染重病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创作，期待着革命胜利后重返延安。 由于病情恶化，有关当局经共产国际批准，于1945年5月将冼星海送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抢救。10月30日，年仅40岁的音乐家画上了生命休止符。 1946年7月，延安的中央管弦乐队因工作需要，增加了一批新艺术骨干，其中就有刚从苏联留学回延安的孙维世。孙维世介绍，冼星海病逝后，大部分作品手稿都留在了苏联。乐团为此向上级提出将这些遗物设法运回国的申请。 中央批准由李立三将这些东西从苏联带回，并交给乐团保存，同时组织专人研究、演出。手稿包括《民族解放交响乐》、《中国狂想曲》等，《黄河大合唱》厚厚的管弦乐总谱也在其中。 1947年，乐团奉命撤离延安，前往华北解放区。经过战争、土改，乐团最后将这批手稿带回北京，保存在中国音乐研究所。最后，这批手稿交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收藏。《黄河大合唱》的两部手稿，作为珍贵的音乐遗产就这样被保存下来了。（来源|档案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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