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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遇星海  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初冬的一天，位于延安北门外不远的鲁迅艺术学院内，25岁的广东青年李凌正与其他音乐系同学全神贯注地听着曲式分析的讲座。突然间，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星海来了！”几乎刹那间，教室里就炸开了锅，初到延安几个月李凌早就听闻过冼星海的大名，他内心的激动之情同样难以平复。在后来的回忆文章《星海在延安》中，他曾对此有过这样生动的记述： “这次突如其来的传达，把大家的心神整个变了，不管在座的友人中也许在创作技术的钻研上较星海超越，然而星海创作的光和力，星海的创造奋斗的精神，的确慑服所有的人。座谈会几乎是散了，就这样散了，开始询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到，有几个熟人已经一溜烟出去接他了。”  人民艺术家冼星海 1938年11月初，冼星海受邀与夫人钱韵玲几经辗转，来到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初来乍到，冼星海应酬颇多，这一天，在人群中他未必记得李凌的样子，但英姿勃发的冼星海却让李凌过目不忘，记忆犹新。 “我是第一次看到星海。朋友热烈鼓掌迎接他，那么放任，那么露骨。我想，当他在外边所碰到了的是到处攻击、排挤，而这里所遭遇的是温暖，无比的温暖与勉励的时候，他的心是多么愉快呢！不骄傲吗？人民享有这样的人才！从此，我们在一起，他写我们唱，我们说他听。”  李凌在广东台山老家（摄于1954年） 他乡遇故知，对于冼星海的到来和任教，李凌颇感骄傲，同为广东人又迅速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授课时，冼星海是李凌的老师；闲暇时，冼星海经常会邀请李凌和其他几位广东好友，来到自己的窑洞里，畅谈未来。有时，连创作作品时，冼星海都会招呼他们过来，一起烤火，一起取暖。那是让李凌一生难忘的温馨场景： “星海得到了一个创作间（小窑洞）的便利，生着火，他伏在案上记录他的音符，多少朋友一声不响地围绕着他的火炉取暖。他声明，大家来烤火不会打断他的思路，相反地反而增加了他的'热气’，他是喜欢有朋友的，他多么想把大众的温暖填满自己，也把温暖施给别人。” 就这样，李凌见证了《生产大合唱》的创作，也目睹了《黄河大合唱》的诞生。《黄河大合唱》首演前，为了组建一支伴奏乐队，冼星海动员向隅、李焕之、李鹰航、梁寒光、汪鹏等一批鲁艺师生参与其中，拉得一手好二胡的李凌也加入了到这支由二十多人组成的临时乐队之中。 此时的李凌或许还不知道，这次演出将永远载入中国音乐的史册。1939年4月13日晚，李凌以乐队成员的身份参加了《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的首演。从此，《黄河大合唱》响彻华夏大地，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不朽之作。 在冼星海的身旁，李凌耳濡目染，音乐素养提升很快。此时的他，从鲁艺音乐系毕业后，被选中进入高级研究班，继续深造。然而，没过多久，一封来自桂林的信件却使李凌不得不离开延安鲁艺和他的老师。  李凌（左）与林路 1939年，远在大后方广西桂林担任《每月新歌选》主编的林路希望从延安派人过去，与他共同编辑出版进步音乐杂志。经时任陕甘宁边区工会主席邓发与哲学家艾思奇共同推荐，李凌成为南下人选。得知李凌即将离开的消息，冼星海十分不舍，他对李凌说：“我写的《九·一八大合唱》已经在排练，准备在'九·一八’纪念节上首演，你一定要听过演出才走。” 《九·一八大合唱》是冼星海继《生产大合唱》与《黄河大合唱》之后的又一首大合唱作品。虽然首演十分成功，但李凌的心里却是五味杂陈。第二天，他即将离开延安，前往重庆。 虽然在延安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但李凌炙热的心中却从此埋下了为中国音乐事业奉献终身的种子。在这里，他汲取着艺术养分，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色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批充满艺术理想的同道中人，并与冼星海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对于延安，李凌曾饱含深情地说过： “一旦要离开这块圣地，真是从心里难以割舍。延安，令我们无限景仰、大开眼界！在这里，我真正觉醒！延安告诉我：远景是靠许许多多朋友的流血流汗，经历无数的血雨腥风的折磨，在颠扑不灭的战斗中成长。我此去，一切要在所不惜，在非常艰险的地下作战，要初出茅庐，两手空空，一点一滴，创辟阵地，不断进击，扩大战果。还要准备，做好了一座楼房，被摧毁，又做好了一座楼房，又被摧毁，那样不怕屡战屡败，再爬起来，向前走的硬拼精神，才能做出一点微弱的成就的精神。一句话，勇敢前进，才有出路。” 延安成为了李凌红色艺术人生的起点，离别延安，纵有万般不舍，李凌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新的征程——那是开拓新中国音乐之路的伟大征程。 白区里的红色音符  李凌南下重庆时使用的“身份证” 1939年深秋，李凌只身一人南下重庆，那里是抗战大后方，也是进步音乐的“荒芜之地”。初到重庆，刚刚安顿好，李凌就与当地友人一起投入到《新音乐》月刊的筹办工作之中。那时的重庆，大街小巷遍布宪兵特务，李凌的工作只能在地下进行，在艾思奇介绍的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的帮助下，很快谈定了月刊出版的相关事宜。 为了扩大《新音乐》的社会影响力，团结重庆及大后方各地的音乐骨干，在南方局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李凌还组建了由他本人和林路、沙梅、赵沨等人组成的新音乐社。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40年1月，《新音乐》月刊在重庆正式出版发行。起初，月刊编辑部在重庆，林路所在的桂林出版处，负责月刊的校对、出版与发行，印刷出版后再从桂林寄到重庆，对外发行。三期之后，由于李凌和林路沟通不甚方便，月刊主编改为与李凌同在重庆赵沨共同担任。  李凌创办的《新音乐》月刊一经发行 就成为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音乐刊物 与其它国统区发行音乐杂志有所不同，《新音乐》贵在“新”，那么，什么才是“新音乐”呢？对此，李凌曾有过这样的说明： “具体地说，中国新音乐是反映中国现实，表现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与生活要求，积极地鼓励组织中国人民起来争取建造自己的自由幸福的国家，创造自己的自由幸福的生活的艺术。” 显然，从延安走来的李凌，虽然此时尚年轻，却早已形成了人民创造音乐，音乐服务人民的“新音乐”思想。很快，《新音乐》便犹如一股春风，驱散了重庆的迷雾，成为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音乐刊物。 作为国统区传播进步音乐的主阵地，《新音乐》还因此成为了《延安颂》《白毛女》《八路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由解放区传往国统区的重要媒介。在《新音乐》刊发的众多革命歌曲中，影响力最大的无疑是李凌的老师冼星海所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李凌与严良堃，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先后担任中央乐团团长， 为乐团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1940年创刊后不久，《新音乐》便开始陆续刊登《黄河大合唱》的乐谱。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乐谱正是从由南下成都疗伤的词作者光未然，托人专程送到的重庆。《黄河大合唱》乐谱的刊登很快在重庆掀起了一股学唱热潮，也开启了著名指挥家严良堃与《黄河大合唱》延续70多年的不解之缘。据当时担任孩子剧团指挥的严老日后回忆： “每个月《新音乐》出版后，孩子剧团就派人翻山到重庆城里去买回来，大家按照这个谱子排练……《新音乐》上都登完整了，我们排练完后，就演出了全部作品。” 作为冼星海在延安鲁艺的学生，1940年，李凌本人也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公演当天，剧场里早已人满为患，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为防止特务破坏，周恩来带领进步人士和文化界名流亲赴现场观看。 这次演出阵容强大，“大合唱由明敏指挥，词作者光未然自己担任朗诵，赵沨演唱《黄河颂》，赵启海、赵宝定演唱《黄河对口唱》，瞿希贤用凤琴伴奏”。演出结束，周恩来特别来到后台，向全体演员表示祝贺，还勉励大家：“用音乐为人民服务是音乐家最神圣的义务、最光荣的责任。” 周恩来的话，一下子说到了李凌的心坎儿上，他正在追求并从事着的事业，不正是为人民服务的音乐吗？ 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战时陪都重庆，浴火淬炼的李凌把为人民服务的“新音乐”作为民族解放、人民斗争的“武器”，赋予了音乐以新的力量与时代内涵。 然而，正当李凌在国统区大展拳脚时，1941年初皖南事件的爆发，使他的人生再次发生了转折。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掀起反动高潮，正在重庆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屡遭逮捕。白色恐怖下，周恩来指示光未然与李凌等人紧急撤离重庆，前往遥远的缅甸。 奠基中央乐团  青年李凌与夫人陈云枫 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李凌从重庆流亡缅甸，却又因日军进攻，从仰光一路北上，历尽艰险，返回祖国。远走他乡，心中难免伤感，所幸在缅甸时，妻子陈云枫为自己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李妲娜，自己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李凌（前排左二）在上海筹办中华音乐学院， 他的身旁便是《黄河大合唱》首演指挥邬析零（前排左一） 回国后，李凌先是在老友马思聪的介绍下，来到重庆加入中华交响乐团，随后又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音乐教育活动，分别在两地建立中华音乐院，发掘、教育、培养音乐人才。但不管在何处，以何种身份从事音乐事业，从延安走来，身上流淌着红色基因的李凌，都始终没有忘记音乐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与理想。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补充，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出的优秀艺术管理人才，李凌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歌舞团担任要职。1956年，根据原文化部周巍峙同志“细胞分裂”的设想，中央歌舞团的乐队、合唱队、连同创作组、独唱独奏演员从母体中独立出去，组成中央乐团。时任中央歌舞团团长，深谙交响乐艺术发展规律的李凌被任命为中央乐团首任团长。 李凌在中央乐团成立大会上讲话 这张照片是1956年7月10日，李凌在中央乐团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的历史瞬间。很少有人知道，大会现场，情绪激动的李凌竟然流下了热泪，以至哽咽不成语。当时在场的原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也不由得感叹：“李凌真是个艺术家的性格!” 这一年，李凌43岁，年富力强的他仍然有着当年在重庆创办《新音乐》时的干劲儿。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级乐团，李凌为她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交响乐、合唱、独唱、独奏艺术。同时，介绍世界上优秀的音乐艺术，以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新中国音乐尤其是交响乐艺术的发展也面临着转变与调整，但李凌在制定中央乐团的发展目标时，依然没有忘记当年在延安孕育的伟大理想，更没有忘记在重庆时，周恩来对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盼——用音乐为人民服务是音乐家最神圣的义务、最光荣的责任。  李凌（右一）与韩中杰（右二） 右三、右四为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及其夫人 曾在重庆中华交响乐团工作过的李凌深知一个专业乐团的发展离不开骨干力量的壮大。为了进一步培育人才，李凌积极提出“走出去，请进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中央乐团中严良堃、韩中杰、司徒志文、盛明耀这样的青年骨干公派留学；同时聘请外国专家来团指导。  李凌和周巍峙 1956年中央乐团成立后不久，李凌便通过周巍峙向周恩来总理提出邀请德国著名指挥家戈斯林来华，在中央乐团担任驻团艺术指导。 当时的新中国，正值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家建设急需资金。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依然为来华专家争取到了大额经费。对此，李凌曾满怀感激地回忆： “国务院、文化部毅然同意拨这么巨大的经费来执行这一计划，在全国是仅见的。这也体现周总理、周巍峙同志等对中央乐团的巨大关怀。” 这是如此难得的机会，李凌还借此机会率先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交响乐指挥“大师班”，由戈斯林亲自授课，本团指挥与国内其他艺术院团共18位指挥共同参加，从整体上迅速提升了国内交响乐指挥的艺术水准。此外，戈斯林授课时使用的乐队也是中央乐团，乐队中年轻的演奏员们也因此受益匪浅。 事实上，当时与戈斯林一同来华的还有德国小号大师克拉切克、圆号演奏家霍夫曼、单簧管专家克利斯特曼和双簧管演奏家洪格夫人（后由魏切希教授替补）等四位器乐专家。与戈斯林一样，他们也同样在中央乐团开设各自乐器的“大师班”，加之此前来团担任合唱艺术指导的苏联指挥家杜马舍夫。建团之初的中央乐团就以蓬勃向上的姿态与世界积极接轨。 1956年，德国指挥家戈斯林应邀来华驻团培训 大师云集，这是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所有人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都在抓紧一切时间提升自己的艺术造诣。随着中央乐团艺术水准的稳步提高，李凌的目光放到了同样重要的演出之上。戈斯林与其他外国专家的到来，让他又想到了一个促进乐团演出水平迅速提升的好路子。 中央乐团第20期“星期音乐会”节目单封面 中央乐团第20期“星期音乐会”节目单内页 这张珍贵而又颇具艺术品位的节目单是1956年12月中央乐团在北京工人俱乐部举行的第20场“星期音乐会”。在节目单的内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本场指挥正是中央乐团艺术指导戈斯林。 “星期音乐会”中的室内乐演出（摄于1958年） “星期音乐会”并不是李凌首创，早在抗战时期，李凌在中华交响乐团工作时，当时的乐团指挥林声翕就曾举办过“星期音乐会”。每周演出一套新曲目，作品多为西方古典音乐，也有柴可夫斯基、强力集团与肖斯塔科维奇等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 李凌觉得这种演出形式很好，新中国成立后，便在中央歌舞团推出“星期音乐会”。成功举办13期之后，因中央乐团成立而暂停演出。1956年乐团正式成立后，借着戈林斯的到来，李凌为戈斯林和中央乐团量身打造了中外经典音乐作品荟萃的“星期音乐会”。为了延续此前中央歌舞团已完成的13场“星期音乐会”，中央乐团首场“星期音乐会”以第14场的编号继续排序。 韩中杰指挥“星期音乐会” 小提琴独奏司徒华城（摄于1960年） 从1956年9月到1957年6月，戈斯林在中央乐团整整工作了十个月，这期间，他带领中央乐团排练并上演了八场“星期音乐会”。经典的作品与精彩的演绎，音乐会一经推出，便一票难求，赢得观众们的一片好评。此后，“星期音乐会”又陆续演出了数百期，成为中央乐团演出的“金字招牌”，大大充实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李德伦指挥“星期音乐会”（摄于1988年） 场场爆满的“星期音乐会”让李凌十分欣慰，在他的乐团发展计划中，除了培育人才，市场的培育同样相辅相成、必不可少。“星期音乐会”的推出，不仅提高了乐团的演出质量和舞台经验，同时也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代交响乐爱好者。交响乐，这个曾经让中国老百姓难以触及的西方艺术，开始在新中国的沃土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与苏联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一同排练 奥伊斯特拉赫演出后与中央乐团一同谢幕 在中央乐团建立之初，李凌为乐团发展费尽心力。为了让乐团专注于艺术提升，自己承担了大量行政工作，还吸收李德伦这样的优秀人才进入乐团。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和渠道，想方设法地让乐团观摩、参与国外乐团或音乐家的演出及指导活动。无论是后来英国兰伯特芭蕾舞团和苏联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访华，还是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的历史性访华，中央乐团都参与其中，与之共同演出。 中央乐团首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时的盛大场景 指挥：严良堃 领唱：梁美珍、蔡焕真、魏鸣泉、魏启贤 1959年7月5日，中央乐团为建国十周年大庆献礼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精彩首演，在李凌的带领下，这支当时平均年龄仅25岁的国家乐团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也由此奠定了中国交响乐“旗舰”乐团的艺术地位。 李凌在中央乐团 从延安走来，在白区淬炼，投身新中国音乐事业，带领中央乐团扬帆起航。几十年的艺术人生，李凌始终胸怀红心，坚守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至高理想。战争时代，他舍身忘我，壮怀激烈，热忱传播红色文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艰苦创业，求贤聚力，为乐团培基铸魂。改革开放后，他不忘初心，老骥伏枥，引领乐团吐故纳新，走向未来。他，无愧于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的缔造者，更无愧于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奠基者。 李凌同志生平简介 李凌（1959年摄于北京） 李凌，1913年12月6日生于广东台山，1938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0年由延安南下重庆，创办《新音乐》月刊，并成立“新音乐社”。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转移至缅甸避难，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返回重庆，担任中华交响乐团编辑，随后在上海、香港创建中华音乐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教务处副主任、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团长、中央歌舞团副团长。1956年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成立，担任首任团长，1978年任中央乐团领导小组负责人。后历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音协副主席。2001年荣获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荣誉奖章。2003年11月3日病逝于北京。 （撰稿：王耿 胡实 资料整理：徐建飞） 参考文献及资料： 1.李凌：《跋涉人生：李凌音乐人生回忆录》 2.刘洪庆：《俯首鼎和》 3.周光蓁：《凤凰咏》——中央乐团1956—1996（上、下） 4.李凌：《音乐流花新集》 5.李凌：《答词——深致谢意》 6.刘新芝：《李凌研究文集》 7.冼妮娜：《黄河大合唱》 8.任文：《永远的鲁艺》（上） 9.王楚喻：《李凌国民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10.赵冬丽：《李凌音乐大众化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探究》 11.边文：《杰出的人民音乐家——李凌》 12.严镝:《黄河大合唱》各版本的产生和流传 13.赵阿颖、普丽华:《黄河大合唱》演出史述略（1939-2019） 14.严良堃:《我与黄河六十年——答黄叶绿同志问》 15.张安东:《黄河大合唱》传奇 16.李澄:《黄河大合唱》寻访记 发表于北京，文章已于2022-05-14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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