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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有延安版、莫斯科版（有人建议把五十年代由苏联艺术家“斧正”过的那版成为莫斯科2版）、进城版（项目负责人李焕之，总政文工团演出，此版在八十年代有过修订，由上海乐团演出）、中央乐团版（项目负责人严良堃，中央乐团演出）的说法。这是指管弦乐队与合唱队的形式，陈田鹤先生在五十年代也编配过一版，是钢琴伴奏的。 在中央乐团版成为业界和观众都比较认可的版本后，2015年有过这么一次演出。↓
这次演出的宣传阵仗主要在上海地域扑腾，重要策划人查太元先生是一位台湾学者。
上图 左为台湾学者查太元，右为指挥家张亮 发布在“查太元网志”的这些话，不知是否可以理解为查先生掀动“莫斯科版”复原演出的“初心”↓
1、这个版本的配器十分「魔性」，有不少和声、织体的运用脱离作曲常识，且频繁转调、音域过高，使得演奏（唱）的难度大幅提升，且有些音响效果并没那么悦耳。早年间，学界多以冼星海在外困苦、病痛缠身，作为作品新版本效果「奇异」的推脱之辞，但又矛盾于「人民音乐家」的作品岂能有「错」？于是这份莫斯科版《黄河》稿件回到中国后，未能经常演出，尘封许久。一九五零年代，李焕之曾试图简化莫斯科版《黄河》的织体设计，编写出一版谱稿，并曾录制唱片、电影；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因《冼星海全集》的编纂需要，李焕之再度将莫斯科版《黄河》作有限度的调整，并交由上海乐团试演。据说，当时演出虽有安排正式录音，但录音母片被有关单位要求不能公开、唱片无法发行，所幸有一份风衣录音流出，人们才得以稍微认识冼星海作风。 2、二零一五年五月，上海爱乐乐团在张亮指挥下，联同上海广电合唱团、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台湾新节庆合唱团，假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演出原版《黄河大合唱》，这是自一九四一年冼星海配器完稿以来，七十四年首度完整的呈现。虽然，部分观众在乐曲中出现的多处不谐和音响及花腔中，仍有些找不着北的体验，总觉得听到一个不熟悉的《黄河》，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最后十几把铜管、十几架小军鼓齐鸣的震撼效果，还是很能吸引观众掌声。 3、虽然包括严良堃在内的诸位乐界前辈，均认为中央乐团版《黄河大合唱》是基于延安首演版本编写，很能体现「原貌」，但若与一九四一年冼星海亲编的莫斯科交响合唱版本对照，会发现情况并不那么单纯。从冼星海的原始谱稿中，可看出其深受法国浪漫派风格影响，后又吸收苏联大编制交响乐的创作思维，试图打造一个印象式的演出效果。例如：在《黄水遥》中，「自从鬼子来」一句仅由女声部弱声唱出（中央乐团版是混声四部强音唱出）；《保卫黄河》原本是四部渐入轮唱、层层迭加，成为在前后乐章过渡的曲目，仅作为转场式的片段（中央乐团版改为三部轮唱，经一段主题旋律间奏后，转调为混声合唱，成为完整独立的「战歌」）。又如上文提及，《黄河之水天上来》几乎扬弃原作不用，改以另人新配，强力凸显旋律而失去原本复杂的织体设计，亦鲜见演出艺团如实将真正作者的姓名署于明显之处。 4、二零一九年是《黄河大合唱》问世八十周年，与二零一五年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一样，海内外都有不少演出《黄河》的音乐会，有些演员阵容坚强、演出质量确实挺高，但几乎选择了一九七五年出现、改变原作风貌的中央乐团版《黄河大合唱》，作为演出曲目。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能试着思考：我们纪念一出作品、一位作曲家，到底是要纪念些什么？是纪念一个人的创作伟大吗？是纪念作品的历史意义重要吗？那为何不拿那个人本来写的，而是找一个「代笔」来偷天换日呢？ 这几段话我自己的解读是：因为要抬高冼星海“无错”的总体要求在，所以当下各种场合必然演出“偷天换日”的《黄河大合唱》。 我个人认为查太元先生2019年既然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四年前在上海宣传“莫斯科版”首演时，就应该直接说中央乐团版是“偷天换日”，他策动复排的这个“莫斯科”版才是让广大爱乐听众看清了“人民音乐家”的本来面目。丑也好，俊也罢，你们大陆几十年推广的那个版本是假托冼星海原作搞的“代笔”。宣传语完全应该说“朋友，冼星海黄河的真面目你知道吗？”
作为考据爱好者，我认同较真，但不接受“偷天换日”这形容词。严良堃先生接受访谈时没有避讳冼星海原稿的缺陷。让一个体制内的老艺术家还要怎么讲话才符合查先生的求实标准？从严老这段话里，我看到了严良堃先生作为专业音乐人对《黄河大合唱》的敬意，却未见他有何浮夸和遮蔽。
“从维护这部伟大作品的角度出发，使其能更好地流传”，这话说得还不明白么？ 中国官方从来没封杀过“莫斯科版”总谱在民间以及学界流转，谁人有兴趣，去查总谱是不难的。中央乐团版与冼星海莫斯科版之间的差异，也不是什么不可言说的事情，更不是什么多数人不知道的“隐秘”。我一个既不是圈内人，更不是器乐曲粉丝的人，耳朵里都听了好多年这方面的议论，更不要说业内。至于市面上常见的录音是中央乐团版，那是因为这一版比较“好听”，一般老百姓也听着顺耳。 我从不忌讳说战争年代革命文艺队伍水平有限，但不赞成只谈绝对水准，隔绝背景交代。我想呢，为了让大家对比严良堃先生领衔的团队做了怎样“伟大”的修改，倒是可以把查太元先生与张亮先生联合制作出来的演出录音发一发。
张亮指挥 乐队：上海爱乐乐团
序曲  一、黄河船夫曲（混声合唱）
独唱：田园  三、黃河之水天上来（朗诵）
四、黃水谣（女声合唱）
五、河边对口曲（男声对唱与合唱）
六、黃河怨（女高音独唱与女声合唱）
七、保卫黄河 （混声合唱）
八、怒吼吧，黃河！（混声合唱）
1940年5月，作曲家冼星海受党中央派遣，与袁牧之一起携带在延安拍摄的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胶片，经哈萨克斯坦远赴苏联莫斯科完成影片的后期制作任务。抵达莫斯科后,冼星海化名黄训,他们通过共产国际与有关部门接上头,很快开始工作。冼星海除了担任《延安与八路军》的作曲外,还与当地的作曲家协会取得联系,结识了一批苏联著名音乐家。在一次座谈会上,冼星海向苏联同行介绍了中国的音乐,并用钢琴弹奏了《黄河大合唱》这是这部作品首次在国外演奏,它给苏联音乐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只可惜,当时弹奏时钢琴乐谱至今未找到,也没有写入音乐家1941年春天完成的“交响大合唱《黄河》的总谱里。但可以肯定,音乐家在“交响大合唱《黄河》之外,一直有意要完成一部钢琴协奏曲《黄河》。 在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时,冼星海想用管弦乐但因条件有限,就只能因陋就简,有什么用什么、没有低音提琴,就把中提琴声音调低,或者用煤油筒掏个洞,拿弓子在边缘锯木头发出声音来,甚至连三弦都派上了用场。冼星海当时非常想用双钢琴,可是很遗憾,延安没有这个条件。 图为延安手稿“保卫黄河”乐章 原词为“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 他还计划在原来八个乐章的基础上,补写乐队序曲、说白和各乐章之间的连接音乐,形成九个乐章。整个作品改用用五线谱谱曲（延安的曲谱是简谱）,采用欧美各国都采用的三管编制的大型交响乐队伴奏,成为规模巨大、气势恢弘的交响声乐作品。 1941年春天,在莫斯科,冼星海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完务成了对1939年《黄河大合唱》简谱手稿的整理、加工和修订。这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莫斯科版”的《黄河大合唱》。这个版本是为专业合唱团与大型管弦乐团写的作的,一些和弦结构和应用、声部组合或织体写法均运用了多种复杂的艺术表现手段。比起简谱,它更加西化。但当时冼星海生活动荡,总谱完成后没有机会试奏、修改,所以这个版本在和声、配器、织体写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成为永远的遗憾。
2015年适逢冼星海先生诞辰110周年、逝世70周年，同时也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第32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期间，由上海爱乐乐团、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台湾“新节庆合唱团”与上海文广合唱团两岸三地的艺术团体联袂于2015年5月16日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隆重举行一场冼星海作品的专场音乐会。其中《黄河大合唱》使用了台湾学者查太元（台湾逢甲大学博士候选人）根据冼星海“莫斯科版”手稿的修订的总谱。 指挥张亮的公号上曾经这样介绍这次演出
撰稿的“Suzu7ann”应该就是乐评人苏立华先生。苏生于1963年，四川人，干乐评之前是个很独特的导游。
查太元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宣讲他对《黄河大合唱》的研究 比较我看过的国内艺术学科硕士们的学位论文，查先生下面这篇文字中显示的学问是真好，不是假好。
对《黄河大合唱》这个作品突出有爱的读者，可以去看看“《黄河大合唱》交响合唱版手稿校订研究” 的全文→（点击这里访问全文）。查太元先生对于“莫斯科版”整理过程的叙述很详尽和严谨，腹诽同行的气息未见，所以我觉得学者干专业事儿与写杂文叨逼心思，还真是两重天呢。 由于“莫斯科版”存在着众所周知的缺陷，“首演”意义更在于学术上。指挥张亮先生的解说更平和一些，他委婉地就“莫斯科版”是否好听表明了态度。对一般听众来说，听1975年中央乐团版本更为顺耳。没听过冼星海“黄大”的“莫斯科版”？没听过就没听过吧。 吐槽查先生使用形容词失格，也是感慨两岸的语文，这大约是一同堕落了。对岸学问那么精的学者，在自媒体说起话来，也跟嗑了药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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