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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从总体上规定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全貌和品格特色，还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儒学在中国社会文化中，起支配的作用。 其一，儒学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对于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两方面。古代中国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深刻的受到了儒学的影响。很多作品甚至直接表达出来的就是儒学的思想观念。如唐代诗人杜甫，在本质上，他其实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信仰者。他曾说：
杜甫在诗中常自称为儒生、老儒，而且他的的抱负是“致君尧舜仁，再使风俗淳”。这正是儒学那种关心民间疾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唐代大家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实质上也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古文运动与韩愈同时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在内容上有着紧密的联系。 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在文学理论建构上表现为文以载道，其主要的内容依然是儒家所谈的仁者、王道概念。两宋以后，文道关系成为理学家与文学家共同讨论的问题。尽管观点不尽一致，但文以载道这种观点却流传了下来。 其二，儒学对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可以从史书编纂及史学理论两个方面来看。《史记》就深受儒学的影响，如通篇强调的大一统思想及尊王攘夷的思想，正是源出儒家。司马迁对《春秋》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春秋》是礼仪之大宗。他还对孔子十分尊重，以《世家》这样的高规格阐述孔子生平，还不时用孔子的言语来评价历史事件及人物。 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也处处体现着儒家观念。他说：
在这里，司马光把礼、仁、义、德等儒家的核心内容作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石。 并且在实质上讲，后世史书基本都是在通过历史更替变迁来阐释孺学理想。儒学成为史官们指导思想。比如东晋史学大家袁宏，在其《后汉纪》书中能很明显的看出他的思想承接于玄学。他的修史的原则十分清晰：君臣父子是名教之本，修史就是为了就是通古今而笃名教，弘扬王道。 其三，儒学对佛道两教的影响。古代中国文化结构由儒释道三教共同来维系，这三种文化形态在形式上相互联系，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在保持各自的特征的同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儒学是主干，佛道为补充。 在佛教的传人与道教的产生之前，儒学就以中国文化的主体的身份占据着文化传统的核心。因而佛教、道教的传入、产生与发展，都不免受道儒家文化的影响。 道教在产生之时就吸收了先秦道家与儒学的学说。道家哲学使道教具备了形而上的哲学基础，而儒家学说又使它在政治理论与伦理观念上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相容。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需要处理的是自己与儒学这种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佛学融入文化主体的过程，也正是儒学影响佛教的过程。比如魏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实际上是玄学的佛学版。 一般说来，宗教提倡出世主义，而中国的佛道两教都大量包含了许多比较入世观念，尤其是两宋以后，佛道两教都包含有大量的儒家世俗伦理学说。甚至像佛教中的高僧智圆还号称中庸子。由此可见儒学对佛教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儒学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前文所述，也只是一个侧面。但必须指出的是，儒学在广泛传播的同时，其自身也无时不刻地接受着古代史学、文学及佛道两教的影响而不断进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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