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巧琳 江盈科，明嘉靖、万历年间常德桃源人。他属于大器晚成的那种人，40岁才成进士。著名学者陈蒲清先生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治理长洲，恤刑黔滇，提学四川，皆能体察下情，是一位难得的好官；他跟袁宏道一起创立公安派，影响及于全国和后世，更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江盈科被袁宏道兄弟称为诗文大家，留有现代人辑校的《江盈科集》。他收集民间故事和笑话，有《谐史》一卷。至今流传的《崔婆井》的故事就是他收集流传下来的。 当县官， 地方大治百姓受益 江盈科当官，在张居正变法失败不久，当时的明朝政治陷于内外忧患的深重危机之中。他任职的长洲，税重难治，号称“东南最严邑”。所以他是仕非其时，选非其地，自己感慨说：“宦套笼人类缚鸡，风流两字再休提。”一任县官3年，他当了6年，因为不愿加重百姓负担，被问责。后被调任，先报吏部，即组织人事部门，在当时可是肥缺，但还来不及赴任，便被排挤改任刑部。江盈科为官的特点，老朋友袁宏道最清楚，“痛民心似病，感事泪成诗”。 江盈科任长洲县令6年虽被问责，但地方大治，百姓受益，贤令声名远播。当时毗邻的无锡县令邹迪光称赞道： 时闻有贤府君者，朗如鉴，平如衡，清如玉壶，泽如春台，信如四序，剖解如郢斤，乳翼群萌如父若母，遂良孱安堵，鸱张匿迹，悬蒲成谣，鸣琴作诵。中丞而下，大府以上，荐札纷驰，交满公车，从数十年来所未有。 邹迪光赞扬江盈科为官像镜子一样明朗，像衡器一样公平，像玉壶一样清纯，像春台一样光泽，像四季更替一样守信，剖析事理像身怀绝技一样才干不凡，像父母一样心系子民，安良惩恶，有口皆碑。 论爱民，治国之道要体恤百姓 江盈科在《治世莫若爱民论》文中说“善治世者，归本于爱民；善爱民者，必切于自爱。则知一日不爱吾民即非，所以博爱于天下。”他主张“推爱”，当官的要经常从吃、住、行等7个方面把官民处境作比较，扪心自问，我应该怎么做。他还写了一篇《王者所天在民论》。一般地说，民众依赖王者为天。但深入分析，民众才是真正的天，因为“王者之权能荣辱天下，而民之权能荣辱王者”。两者有不同特点，“王者之予夺天下以迹，而民之予夺王者以心”。王权表露形迹，民众可以设法逃避；而民权表现的是心，无迹可寻，民心相背，关系社稷存亡。因此，“不敢忽民，不忍残民，不能一瞬息忘民！”统治者的治国之道，是要体恤百姓，不能竭泽而渔。《蜂丈人》是江盈科写的讽喻时政的佳品。明太祖微服私访，一养蜂老翁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此为一奇；还有一奇，村翁养15桶蜂，与明太祖治理两京13省的数字也一样。朱元璋从村翁养蜂的经验悟出治国不能竭泽而渔的道理。村翁的经验是春夏花多，蜂采蜜容易，结蜜不难，他就逐日割蜜出售，得资糊口。入秋以后花渐少，仅割蜜三成，留七成，让蜂自食卒岁。而其他养蜂人却不分春秋，不留余蜜，很多蜜蜂冻馁而死。太祖感叹：民犹蜂也，君人者不务休养，竭泽取之，民安得不贫以死？民死，而国无其民，税安从出？是亦不留余蜜类也！蜂丈人言，可以传矣，可为养民者法矣！ 写小品，深刻揭露贪官庸吏 《催科》讽刺只顾完成上级任务、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官吏。江盈科把这种人比喻成治驼背的医生：昔有医人，自谋能治背驼，曰：“如弓者，如虾者，如曲环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驼。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卧驼者其上；又以一压焉，而脚躧焉。驼者随直，亦复随死。其子欲鸣诸官，医人曰：“我业治驼，但管人直，哪管人死？” 江盈科不仅呼吁“世之为令者”不能做医人致死的驼医，而且要求朝廷“躬节损之政，下宽恤之诏”，这样才有理由要求下面的官吏不做驼医。 江盈科为政清廉，他写有一则讽刺贪官的小品，对其虚伪性揭露深刻：有官人性贪，而示人以廉。初任，向神发誓曰：“左手要钱，烂了左手；右手要钱，烂了右手。”久之，有以百金行贿者，欲受之，而疑前誓。左右为解，曰：“请以此金纳官人袖中，便烂也，只烂了袖子。”官人然其言，辄纳之。 他的这则小品，在现今的现实生活中，在反腐方面依然有其警示意义：有的贪官不就是在台上做着反腐倡廉的报告，在台下“左右为解”吗？ 相关链接 江盈科，字进之，号绿萝山人，常德桃源人，明万历二十年进士，先后历任长洲县令、大理寺正、户部员外郎，卒于四川提学副使任上。他是明朝晚期文坛公安派的重要成员之一，诗文理论主张为文应抒发当时代个人的真性情，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说法，极力赞成灵性说。著有作品《雪涛阁集》《雪涛诗评》《谐史》等。 公安派是明神宗万历（1573—1620）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这一派作者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等。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文风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