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三族，用管窥天——上古玉器族、中古夏商周观天玉器总论

（上海200435）

【内容摘要】该文为作者所创伏羲学第二部分《玉器之道》系列论文之五。根据考古、文献双重证据，论证上古玉器三族的玉器分为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四类；观天玉器是华夏一切玉器的源头，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是观天玉器的衍生；上古玉器三族的观天玉器被夏商周三代承袭，成为华夏天文历法长期领先世界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伏羲族立圭测影；玉器族用管窥天；观天玉琯；璇玑玉衡；多孔玉圭。

【作者简介】张远山，作家，学者，现居上海。研究先秦诸子、中华道术三十余年，创

立新庄学、新老学、伏羲学三学。

弁言：伏羲族立圭测影，

玉器族用管窥天

人类异于动物，始于旧石器时代的创造工具，学会用火，仰望星空。有些动物能够制造和使用简单工具，但是没有一种动物学会用火，更没有一种动物为了发现天象的周期变化而仰望星空。

旧石器时代的远古先民已经开始观测天象，也能制作粗糙的石制工具、木制工具、骨制工具，但是普通石头无法精密加工，木头容易腐烂磨损，骨头的形状则有天然限制，所以不能制作精密的观天工具；只能凭借肉眼夜观星象，除了发现太阳每日东升西落和月亮每月盈亏圆缺，无法发现更深层次的天文规律。

新石器时代的上古先民不再仅凭肉眼夜观星象，而是开始制作观星工具，记录天文历法。

华夏新石器时代，除了精细石器，另有两种“新石器”：一是人造石器——陶器，这是全球新石器时代的共同标志。二是特殊石器——玉器，这是华夏新石器时代的独有标志。

我在伏羲学首部专著《伏羲之道》中，已经运用遗传学、考古学、文献学三重证据，系统论证了华夏上古的两支四族：华夏全境，生活着六万年前从非洲抵达华夏区域的晚亚洲人两支四族。

内陆的晚亚洲人西支，是唯一的彩陶族：甘青地区、大地湾一马家窑文化的伏羲神农族。他们创造了抵达全球巅峰的精美彩陶，使用除了玉器之外的各种材料制作精密观天工具，并以彩陶的形制和纹样记录天文历法知识。

沿海的晚亚洲人东支，是玉器三族：蒙东辽西地区、兴隆洼一红山文化的黄帝族，黄河下游、大汶口一凌家滩文化的东夷族，长江下游、河姆渡一良渚文化的南蛮族。他们创造了抵达全球巅峰的精美玉器，使用包括玉器在内的各种材料制作精密观天工具，并以玉器的形制和纹样记录天文历法知识。

《易传·系辞》记载：“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天文之官，仰占俯视。”两种记载共同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上古先民：仰观星象在先，俯察圭影在后。《系辞》所言“仰则观象于天”，《后汉书》所言“仰占”，就是抬头夜观星象，由上古华夏四族各自独立发明。华夏境外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也都各自独立发明。因为夜晚的月亮盈亏周期，是最易发现的天文规律，满天繁星也只能夜晚观察，所以夜观天象是全球智人的普遍行为，只不过夜观星象的工具、方法、领悟、发现，各族既有差异，也有早晚。《系辞》所言“俯则观法于地”，《后汉书》所言“俯视”，就是低头昼观圭影，由上古伏羲神农族首先发明。因为白天只能看见太阳，强烈的阳光遮蔽了月亮和繁星的光芒。肉眼虽能直观发现太阳每日东升西落的浅层规律，也能直观发现太阳每年北归南藏的深层规律，但是无法直观判断太阳每日东升西落、每年北归南藏的精确移动距离，除非借助于立圭测影。而华夏全境甚至全球范围，唯有伏羲族发明了立圭测影。

伏羲族既能“仰观于天”夜观星象，又能“俯察于地”昼观圭影，能够不间断地全天候观测天象，观测体系最为完备，因此早期伏羲族创造了上古最为完善的太阳历——伏羲连山历，晚期伏羲族（神农族）又用伏羲六十四卦配伏羲太极图，创造了上古最为完善的阴阳合历——神农归藏历，成为中国天文历法和农业文明领先全球长达七千年的终极原因。

玉器三族只会“仰观于天”夜观星象，不会“俯察于地”昼观圭影，无法不间断地全天候观测天象，观测体系不够完备，因此天文历法全面落后于伏羲神农族。但是玉器三族均有观天玉器，专注于夜观星象，尽管天文历法水准落后于伏羲神农族，但是全都发现了作为北极天枢的北极七星和围绕北极天枢旋转的北斗七星，并且创造了独特的天文历法符号．，体现于玉器的形制和纹样。

玉器三族的所有玉器，可以按照使用功能分为四大类别：观天玉器，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观天玉器用于夜观星象，是另外三类玉器的源头和原型。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形制，植根于观天玉器。而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纹样，记录了使用观天玉器夜观星象获得的天文历法知识，以及植根于天文历法知识的宗教神话内涵。

本文总论上古玉器族、中古夏商周的观天玉器，作为论证华夏一切玉器植根于观天玉器的基础。

一、黄帝族观天玉器：

兴隆洼玉琯，红山旋垣

上古黄帝族的玉器文化，是华夏八千年文化的两大源头之一。其对华夏文化的影响力，仅次于上古伏羲族的彩陶文化。上古黄帝族的兴隆洼一红山文化区域，处于西辽河流域，今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是华夏东部沿海玉器三族中最北的一族。兴隆洼一红山文化区域的上古黄帝族，具有悠久的观星传统。始于八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公元前6200-前5400)，中经赵宝沟文化(公元前5200-前4400)的发展，在红山文化（公元前4700-前3000）时期达于极盛。小河沿文化（公元前3000-前2500）时期向南扩张，融入覆盖华夏全境的龙山文化(公元前3000-前2000)。龙山末期，黄帝族通过“炎黄之战”南下入主中原建立夏朝。夏商周黄帝族的玉器，承袭上古黄帝族的玉器。

兴隆洼文化早期的黄帝族天文窥管，是骨管、石管。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的白音长汗遗址，出土了动物腿骨制成的骨管（图1-1）和汉白玉制成的石管（图1-2）。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也出土了两件石管（图1-3、4）[1]。

骨管的加工难度最低，优点是天然有孔，不足是直度、长度受到天然限制，于是黄帝族把天文窥管从骨管升级为石管。石管的加工难度较高，优点是直度、长度不受天然限制，不足是硬度不够，容易风化损坏，于是黄帝族又把石管升级为玉琯。玉琯的加工难度最高，优点是千年不坏，便于长期观测星象。兴隆洼文化的早期黄帝族，攻克了玉质太硬的加工难题，掌握了打通玉琯中孑L的管钻技术，制作了华夏最早的玉琯，开启了华夏八千年玉器史。

赤峰市兴隆洼遗址出土了三件观天玉瑁（图2-1、2，图3-3右最长者），另有三件征集品和传世品（图2-3、4、5）。辽宁阜新查海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观天玉琯（图2-6）。赤峰市白音长汗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了四件观天玉琯，其中一件长达9.5厘米（图2-7）[2]。赤峰市兴隆沟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了四十多件观天玉琯（图3）[3]。兴隆洼文化早期，黄帝族制作了骨管、石管，开始使用天文窥管夜观星象。兴隆洼文化中期，黄帝族制作了少量玉琯，提升了天文窥管的质量。兴隆洼文化后期，黄帝族制作了大量玉琯，进入了系统化的夜观星象。

装饰派学者认为玉琯是装饰品，但是无法解释骨管、石管有何装饰作用，更无法解释长达10厘米的玉琯是什么装饰品。兴隆洼文化的骨管、石管、玉琯，均为实用观天工具，是华夏最早的天文窥管。

上古黄帝族的第二种天文窥管是块形玉琯。内蒙兴隆洼遗址出土了四件（图4-1、2、3、4)，另有一件征集品（图4-5）。辽宁查海遗址也出土了一件（图4-6）[4]。

装饰派学者认为玉块是耳环，但是无法解释块琯如何充当耳环。长达4厘米的块琯，超出了耳垂的宽度，不可能是用于装饰的耳环，而是用于观星的特殊天文窥管，即单星追踪仪。使用方法是：中孔瞄准北极天枢，块口瞄准特定的亮星，观测什么时间旋转到什么方位。

玦琯用于观星的证据，见于兴隆沟4号墓：墓主右眼眶内嵌有一枚块口向右的玉块（图5）[5]。`

有些学者猜测，或许古人有“以玉示目”的风俗，因为牛河梁女神庙的泥塑女神也用玉珠作眼珠（图6）[6]。然而后者与前者并无因果关系，何况后者所嵌是玉珠，前者所嵌是玉块。另有学者猜测，或许墓主生前右目失明，或许古人有“目盲嵌玉”的风俗。姑且不论两项均属猜测，即使墓主生前确实右目失明，也不可能生前就把玉块嵌入眼框。

探索眼中玉块的意义，首先必须厘清玉块进入眼眶的过程：入葬之时，玉块置于墓主右眼之上。右眼腐烂以后，玉块落人眼眶。其次必须厘清两个互有关联的重要细节。一是玉块置于墓主右眼的眼皮之上，证明玉块的母型玦琯是观星工具，因为大多数人单眼观察时使用右眼，夜观星象者也不例外。二是玉块的缺口方向向右，亦即向东，也证明玉块的母型玦琯是观星工具，因为东方是日出方向，夜观星象的起点也是东方。

除了上古考古证据，中古文献证据同样证明玉琯、玦琯是天文窥管。其一，《大戴礼记·少间》注：“琯，所以候气。”“候气”是天文术语，动词。“气候”是历法术语，名词。使用玉琯夜观星象“候气”，方能编制符合“气候”的历法。证明玉琯是“候气”的天文窥管。其二，《庄子·秋水》日：“用管窥天。”“管”即玉琯，证明玉琯是夜观星象的天文窥管。其三，《玉篇》日：“珖，琯也。”珖是琯的异体字，从玉从光，证明玉琯是观测星光的天文窥管。

上古考古证据和中古文献证据共同证明：兴隆洼文化的骨管、石管、玉琯、玦琯，是华夏最早的天文窥管。黄帝族在兴隆洼文化时期，首先发明了初级版的天文窥管，即骨管、石管、玉琯，追踪大量亮星。通过长期观测，黄帝族发现了基础性的天文规律：整个星空围绕北极天枢顺时针旋转，一年一循环。为了验证这一天文规律，黄帝族又发明了升级版的天文窥管，即块琯；中孔瞄准北极天枢，玦口瞄准特定亮星。通过长期观测，黄帝族验证了基础性的天文规律：整个星空围绕北极天枢顺时针旋转，一年一循环。

黄帝族长期使用玉琯、玦琯夜观星象，又发现了更为简便易识的天文规律：整个星空围绕北极天枢顺时针旋转的标志，就是北斗七星。黄帝族以北斗七星为天文核心，考古发现的直接证据、间接证据、相关证据无数，本文先举直接证据。

赤峰市敖汉旗的小古力吐祭坛（图7-1)、城子山祭坛（图7-2），均有北斗七星岩刻。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十三处地点的选址，按照北斗七星总体布局（图7-3）[7]：最高祭坛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对应北斗第一星“天枢星”；制高点所在的第十三地点，对应北斗第七星“摇光星”。可见上古黄帝族的天文学核心是北斗七星。

牛河梁是晚期黄帝族的最大祭祀中心，不仅按照北斗七星总体布局，而且大量出土了用北斗七星判断四季的观天玉器：四斗旋垣（图8）。

红山文化的四斗旋垣，学术界称为“勾云形器”。这是缺乏文献依据、与中国文化脱钩的错误命名，正确命名应为“四斗旋垣”，简称“旋垣”，因为黄帝族的族名是“玄鼋氏”或“轩辕氏”，而华夏天文学把北极天区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黄帝玄鼋氏”发明“旋垣”，正如“伏羲连山氏”发明连山历。

“勾云形器”有三种基本形制，即观天玉器“旋垣”及其衍生的祭天玉器“玄鼋”“玉帝”（详见续文《黄帝族玉器总论》）。“四斗旋垣”仅指勾云形器I型（图8-1），形制分为内外两部分。中心的顺时针旋转，标示北斗七星围绕北极天枢旋转。其正面的中心是顺时针，反面的中心则是逆时针，正反面的打磨痕迹差异很大（图8-2)[8]。外缘的四条弧线，标示春夏秋冬的四季北斗。比对四季北斗与四斗旋垣，即可判断一年四季。黄帝族以渔猎、采摘为主，以农耕为辅，谷物仅占食物的三分之一，无须精密历法，只要使用四斗旋垣判断一年四季即已足够。

中古黄帝族通过“炎黄之战”入主中原建立夏朝以后，根据上古黄帝族的旋垣（图8-1），造字为“亘”。“亘”是“垣”的初文，金文作亘，拟形天象旋转，逆时针是地面坐标。后来亘旁加土，作垣，训墙，“旋亘”遂成“旋垣”。“垣”又称“元”，二字音同。《淮南道训》日：“元者，气之始也。”[9]意为：北极旋元（旋垣），气候之始。

上古黄帝族的三种观天玉器玉琯、玦琯、旋垣，是上古黄帝族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源头和基因（详见续文《黄帝族玉器总论》）。

二、南蛮族观天玉器：

河姆渡漆管，良渚玉琯

河姆渡一良渚文化区域的上古南蛮族，也有悠久的观星传统。始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和马家浜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中经崧泽文化（公元前4000-前3300）的发展，在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200）时期达于极盛，融入覆盖华夏全境的龙山文化（公元前3000-前2000）。南蛮族的良渚文化虽然在“炎黄之战”中遭到黄帝族重创而急剧衰落，但是抵达上古顶峰的良渚玉器却被夏商周黄帝族充分吸收，成为夏商周玉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兴隆洼文化的观天玉器玉琯、玦琯，以及取自玦琯截面的祭天玉器玉块，迅速向外传播，因为其他区域尚无玉器文化。但是红山文化的观天玉器旋垣，基本没有向外传播，是红山文化独有的观天玉器。其他民族接受黄帝族的玉琯、玦琯以后，形成了本族玉器的传统，发明了本族的新型观天玉器，于是不再接受黄帝族的新型观天玉器。

早期南蛮族接受了黄帝族影响，制作了观天玉琯（图9—1、2）[10]，观天玦琯（图10-1-5)[11]，以及祭天玉块（详见续文《南蛮族玉器总论》）。今俄罗斯远东滨海地区的上古民族和日本的上古民族，也有小型的观天玉琯（图9-3、4、5）[12]。

南蛮族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尚未掌握打通大型玉器中孔的技术，只能制作小型的玉琯、玦琯，不能制作大型的玉琯、玦琯，于是用木管代替玉琯夜观星象。为了避免木管腐烂，发明了髹漆工艺，制作了华夏最早的漆管，开启了华夏七千年漆器史。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二十多件打通中孔的髹漆木管（图11-1），长达二十多厘米。余姚鲻山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打通中孔的木管（图11-2、3），长达三十多厘米[13]。

南蛮族在良渚文化时期，掌握了打通大型玉器中孔的管钻技术，于是制作了大量的观天玉琯（图12）[14]，精美程度超越了黄帝族的兴隆洼玉琯。

良渚玉琯是观天玉器，形制是圆柱圆孔，中古文献的专名是“琯”，学术界旧称“柱形器”或“玉管”。纹样朴素，雕饰简单。器形中等，通常长度五六厘米，巨制可有十几二十多厘米。

良渚玉琮是祭天玉器，形制是方柱圆孔，中古文献的专名是“琮”。纹样精美，雕饰繁复。器形有大有小，通常长度十几厘米，巨制可有四五十厘米。由于玉琮的祭天功能植根于玉琯的观天功能，所以无论玉琮多长，必须费尽万难地仿照玉琯凿通中孔。

长江中游的西扩南蛮支族“屈家岭一石家河文化”区域，也有圆柱圆孔的观天玉琯（图13）[15]，俯视图是一条首尾相衔、终始循环、顺时针旋转的块形龙，是玉块取自块瑁截面的重要旁证。

南蛮祖族处于长江下游，西扩南蛮支族处于长江中游，长江中下游是全球范围最早出现人工栽培水稻的地区。目前考古所知的最早人工栽培水稻，见于公元前85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长江中下游的南蛮族，是华夏全境的三大农耕民族之一，比内蒙古区域的黄帝族更加依赖农业，更加需要使用观天工具夜观星象，发现天文规律，编制精密历法，所以南蛮族虽然从模仿黄帝族的观天玉器开始起步，琢玉技术却很快超越了黄帝族，天文历法长期领先于黄帝族和东夷族，仅仅落后于伏羲族。

上古南蛮族的观天玉器，是上古南蛮族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源头和基因（详见续文《南蛮族玉器总论》）。

三、东夷族观天玉器：璇玑玉衡，原始浑天仪

上古东夷族的大汶口一凌家滩文化区域，处于黄河下游和淮河下游，北有从西辽河流域南扩的黄帝族，南有从长江中下游北扩的南蛮族，西有从黄河上游东扩到黄河中下游的伏羲族，生存空间和文化发展受到三大外族挤压。而且第四纪冰川末期的全新世（11000年前至今）全球气候变暖，两极冰帽、高山积雪融化，海平面上升，海岱地区长期遭遇洪灾、海侵，导致东夷族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的文化发展时断时续，常有断裂期和空白期，玉器制作和天文历法较为落后。东夷族玉器始于大汶口文化中期，早期玉器深受黄帝族玉器、南蛮族玉器及其天文历法内涵的双重影响，后期玉器又深受伏羲族彩陶及其天文历法内涵的强烈影响。

目前考古所见的东夷族最早观天玉琯，见于安徽凌家滩遗址（图14）[16]。

三大外族的持续影响，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爆发出多种文化融汇聚变的巨大能量，于是东夷族发明了超越黄帝族、南蛮族的玉制浑天仪“璇玑玉衡”。“璇玑玉衡”共有三大构件，主件是玉琯，辅件是东夷族创制的两种异形玉器，学术界旧称“三牙璧”“有领环”。

“三牙璧”的演变过程，较为复杂。最早的牙璧，是黄帝族接受伏羲族影响而制作的太极形二牙璧，目前发现的一例见于辽宁大连四平山的红山文化遗址(图15—1)，二弧分别标示上下半年。随后黄帝族按照北极三垣分区和斗魁猪崇拜，制作了猪首形牙璧，目前发现的一例见于辽宁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吴家村的红山文化遗址（图15-2）。东夷族接受了黄帝族影响，也制作了猪首形牙璧，目前发现的一例见于大汶口文化区域的江苏花厅(图15-3)。这是牙璧的早期起源。随后东夷族把黄帝族的猪首形三牙璧，改造成标准三牙璧，见于海阳司马台、安丘老峒峪、胶县三里河、滕县庄里西、五莲丹土、临朐西朱封等大量遗址（图15 -4-9）。东夷族的标准三牙璧，北传黄帝族，见于辽宁大连的文家屯、四平山和辽宁建昌和尚房子等遗址（图15 -10- 12）。东夷族的标准三牙璧，南传南蛮族，见于石家河文化区域(图15-13、14)；再西传西扩黄帝支族，见于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图15—15）。至此，东夷族的标准三牙璧传遍了玉器三族及其支族。然而西扩黄帝支族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除了三牙璧，另有四牙璧（图15-16）。伏羲族的中原龙山文化区域，目前没有发现三牙璧，却在山西临汾下靳陶寺文化遗址和陕西延安芦山峁等遗址发现了四牙璧（图15-17、18）[17]。因为伏羲族为了对应二十八宿的四大天区，把三牙璧改造成了四牙璧，西扩黄帝支族紧邻伏羲族，因此既接受了东夷族的三牙璧，也接受了伏羲族的四牙璧。

以上是龙山时代牙璧演变和传播的基本情况。栾丰实《牙璧研究》统计：

有出土地点的54件牙璧中，辽东半岛地区发现了16件，约占全部的30%，其中四平山和文家屯积石冢就出土了10件。山东地区发现了21件，约占全部的39%，其中三里河和丹圭两处遗址就发现了10件。仅辽东和山东两个地区之和，便超过了已发现牙璧总数的三分之二。而且辽东半岛和山东地区的牙璧出现时代较早，除后两件外，其他均为新石器时代。其他地区发现的牙璧则多属夏商和西周时期。另外，在辽东半岛还发现有陶质牙璧，山东地区则有蚌壳做成的牙璧，这是其他地区所未见到的现象。因此可以认为，牙璧首先产生于山东和辽东半岛南部，后来逐渐向外传播，其扩散方向以西部地区为主。

山东地区的21件牙璧，除了庄里西和刘家店子发现的两件外，均应属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准确地说，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到龙山文化前期之间，其绝对年代约为距今5400- 4300年[18]。

综上所述，龙山时代的牙璧共有三型。黄帝族的二牙璧是初形，对应上下半年。黄帝族的猪首形三牙璧是三牙璧的雏型，东夷族的标准型三牙璧是定制，对应玉器三族的北极三垣。伏羲族、西扩黄帝支族的四牙璧是特例，对应伏羲族二十八宿的四大天区。三种形制均有精确的天文历法内涵。

“三牙璧”是缺乏文献依据、与中国文化脱钩的错误命名，正确命名应为《尚书·尧典》所言“璇玑玉衡”之“璇玑”。清末吴大澂所著《古玉图考》，根据商代璇玑的传世品（见下图27-8），最先予以正确命名：

运玑使动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者是也。但是吴大澂仅见“璇玑”实物，未见“玉衡”实物，不知“璇玑”必须与“玉衡”配套才能旋转，因而错误理解了“璇玑”的旋转原理：

是玉外郭，有机牙三节，每节小机括六，若可钤物使之运转者，疑是浑天仪中所用之机轮。今失其传，不知何所设施。夏鼐《所谓玉璿玑不会是天文仪器》一文，对吴大澂误解的“璇玑”旋转原理，进行了有力驳斥（撮引）：

我们看它的图像，便知道这玉器不能起齿轮的作用，不能扣住他物使它运转的。吴氏虽承认这只是一个“疑是”的假设，也承认他不知道这零件怎样配起来使用。后来美国汉学家劳佛在《玉器》一书中大量引用吴大澂的说法，包括璿玑在内，并加以高度的赞许。由于这两位学者在学术界的地位，所以后来中外学者几乎都相信他们的说法。但是他们也都提不出它们的使用方法。1947年比利时人密舍尔提出一个说法，认定它是‘环极星的观测板’，还认为玉琮是套在板的中心圆孔的窥筒。他的意思似乎以为二者一起便可作简易的浑仪使用。他的说法一出来后，便被许多中外学者接受，包括李约瑟教授在内[19]。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一文，再次驳斥了吴大澂所言的璇玑旋转原理：

另一异形的璧，吴大澂称为“璇玑”，据说是浑天仪一类天文仪器的构件。这种璧的外周边缘有三组齿状突出，实为边缘有饰的璧，和天文仪器无关。这样以凹槽分离开作三组齿形突起，各齿高低阔狭又不一致，是不能作为仪器中齿轮以起转动之用[20]。然而夏鼐的正确驳斥，仅仅适用于吴大澂所言的错误旋转原理，并不适用于璇玑的正确旋转原理，不足以否定三牙璧是“璇玑”和浑天仪构件。然而夏鼐却以中国考古界最高领导的身份，“建议今后璇玑这名称在古玉实物的命名中可以删除不用”，蛮横干涉学术自由，导致牙璧研究长期误入歧途。

吴大澂误解璇玑的旋转原理，夏鼐被吴大澂误导而否定三牙璧是“璇玑”，共同原因是没有见到考古出土的“璇玑（三牙璧）玉衡（有领环）”玉器套装。“有领环”（玉衡）是为“三牙璧”（璇玑）定制的玉制浑天仪配件，没有复杂的演变过程，出现以后很快定型。目前考古所见的东夷族最早“有领环”，是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中期遗址的七件象牙“有领环”（图16-1），内缘仅有单面凸起。台湾卑南文化的玉制有领环也是内缘单面凸起（图16-2），是东夷族有领环东传所致[21]。上古、中古的大量“有领环”，内缘均为双面凸起。

“有领环”或“碟形璧”“凸缘璧”“异形琮”等等，都是缺乏文献依据、与中国文化脱钩的错误命名，正确命名应为《尚书·尧典》所言“璇玑玉衡”之“玉衡”。错误的命名，导致了错误的解说。早期的“乳环说”过于荒谬，近年已被“手镯说”取代。然而“手镯说”只能勉强解释直径10厘米左右、略微大于手腕的小型“有领环”，无法解释直径20厘米左右、远远大于手腕的大型“有领环”[22]。

1982年，山东海阳司马台的大汶口文化中期遗址出土了“三牙璧”套在“有领环”之外的玉器套装（图17）[23]，一举推翻了夏鼐的错误观点，证明“三牙璧”正是《尧典》所言“璇玑”，“有领环”正是《尧典》所言“玉衡”。

1988年曲石发表《为璇玑正名》一文，2000年王大有出版《三皇五帝时代》一书，都认为司马台玉器套装是“璇玑玉衡”[24]。2005年栾丰实发表《牙璧研究》，认为：“能否最终否定牙璧和有领环就是古文献所载用来‘以齐七政’的‘璇玑玉衡’，还需要假以时日。”也有学者认为，司马台玉器套装仅是孤证，尚难动摇夏鼐的观点[25]。

司马台的“璇玑玉衡”玉器套装，并非孤证。山西芮城清凉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又名“山西龙山文化”）遗址，也出土了伏羲族的“璇玑玉衡”套装（图18）[26]，只不过“璇玑”是对应二十八宿四大天区的四牙璧，“玉衡”外缘亦非圆形，这是东夷族“璇玑玉衡”西传伏羲族产生的变异。

东夷族两大异形玉器“三牙璧”“有领环”之谜破解以后，东夷族发明的玉制浑天仪“璇玑玉衡”的三大构件组装方式及其旋转原理，均已水落石出（图19）：组装方式——“璇玑”（三牙璧）套在“玉衡”（有领环）外面，“玉衡”套在“玉琯”（天文窥管）外面。旋转原理——居内的“玉瑁”不旋转，仅用于观星。居中的“玉衡”也不旋转，其平面是“璇玑”的承托面，其内缘凸起是“璇玑”的稳定轴，确保“璇玑”围绕“玉琯”平衡旋转，减少旋转误差，提高观测精度。“玉”言材质，“衡”言平衡，故称“玉衡”。最外的“璇玑”，三牙对应北极三垣，随其同步顺时针旋转。“璇”言旋转，“玑”言几微，故称“璇玑”。 《周髀算经》如此记载“璇玑玉衡”的使用方法：

欲知北极枢、璇玑四极：常以夏至夜半时北极南游所极，冬至夜半时北游所极，冬至日加酉之时西游所极，日加卯之时东游所极。此北极璇玑四游，正北极璇玑之中，正北天之中……春分、秋分，日在中衡……立二十八宿，以周天历度之法……立周度者，各以其所先至游仪度上……凡八节二十四气[27]。使用“璇玑玉衡”，首先可以“知北极枢”“正北极璇玑之中，正北天之中”。其次根据“北极”的“璇玑四游”判断二分二至，“南游所极”为夏至，“北游所极”为冬至，“日在中衡”为春分、秋分。最后根据二十八宿旋转到“游仪”上的刻度，测知全年的“周天历度”“八节二十四气”。

《尚书·尧典》如此记载尧舜时代的“璇玑玉衡”：

正月上日，（虞舜）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璇玑玉衡”后面的八字“以齐七政”“禋于六宗”，乃言北极七星、北斗七星、苍龙七宿、朱雀七宿、白虎七宿、玄武七宿共计“六宗”的“七政”。“政治”二字的本义：政，即正天象；治，即治万民。夏商周“政治”的两大要义：一是使用浑天仪“候气”，编制符合“气候”的历法；二是根据天文历法，治理天下万民。

汉代以降的历代天文学家，曾经反复论证《尧典》所言“璇玑玉衡”是尧舜时代的浑天仪，姑举五例。

其一，东汉的马融——

璇，美玉也。机，浑天仪，可转旋，故日机。衡，其中横篙。以璇为机，以玉为衡，盖贵天象也。（《史记·天官书索隐》）

其二，东汉的郑玄——

璇玑玉衡，浑天仪也。运转者为玑，持正者为衡。（《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马融所言“以璇为机，以玉为衡”，郑玄所言“运转者为玑，持正者为衡”，正确解释了《尧典》所言“璇玑玉衡”的使用方法。马融所言“机，浑天仪”，郑玄所言“璇玑玉衡，浑天仪也”，石破天惊地认为尧舜时代的“璇玑玉衡”是中国最早的浑天仪，把浑天仪从公元前后的西汉落下闳、东汉张衡，上推至公元前2200年代的尧舜时代，提前了两千年，逼近东夷族发明“璇玑玉衡”的龙山时期。

其三，东汉的蔡邕——

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宿，并悬玑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转玑窥衡，以知星宿。玑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而强也。（《史记·五帝本纪》“璇玑玉衡”集解）“悬玑以象天”，明言璇玑（三垣牙璧）的三牙，对应北极天枢的三垣。比马融的含糊之言“盖贵天象也”，更加明确。“转玑窥衡，以知星宿”，正确解释了璇玑玉衡的使用方法和初始功能。蔡邕所言浑天仪，并非龙山时代的1.0版、尧舜时代的2.0版、西汉落下闳的3.0版，而是其亲眼所见的东汉张衡4.0版，即“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28]。“候台”即天文台，“铜仪”即铜制浑天仪。张衡的4.0版铜制浑天仪，“玉衡”“玉琯”已经合一，所以长八尺，径一寸。

其四，三国的王蕃——

《虞书》（即《尚书·尧典》）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今浑天仪，日月五星是也。郑玄说“动运为机，持正为衡，皆以玉为之。视其行度，观受禅是非也。”浑仪，羲和氏之旧器，历代相传，谓之机衡，其所由来，有原统矣。而其器设在候台，史官禁密，学者寡得闻见，穿凿之徒，不解机衡之意……郑玄有瞻雅高远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然独见，改正其说，圣人复出，不易斯言也。（《宋书·天文志》引王蕃《浑天象说》）

王蕃赞成郑玄的观点，认为《尧典》所言“璇玑玉衡”即“今浑天仪”的祖型，为“羲和氏”创造。反对汉代经学家对“璇玑玉衡”的错误解释，理由与蔡邕相近，认为浑天仪“设在候台，史官禁密，学者寡得闻见，穿凿之徒，不解机衡之意”。王蕃不仅见过张衡的4.0版浑天仪，而且制作了新型的5.0版浑天仪，成为其后各版浑天仪的定制。

其五，北宋的沈括——

以玑衡求极星，初夜在窥管中，少时复出，不能容极星游转，乃稍展窥管候之，凡历三月，极星方游于窥管之内，常见不隐。（《梦溪笔谈·象数一》）沈括所言“玑衡”，是“璇玑玉衡”的简称。所言“窥管”，是张衡以后“玉衡”“玉琯”合一的铜制天文窥管。所言浑天仪，是其亲眼所见的北宋苏颂8.0版浑天仪，并非东汉张衡的4.0版、三国王蕃的5.0版、东晋孔挺的6.0版、唐代李淳风的7.0版。沈括所言“以玑衡求极星”“极星方游于窥管之内”，点明“璇玑玉衡”是以北极为中心、以北斗为核心的观天工具。

马融、郑玄、蔡邕、王蕃、沈括都是精通天文历法的天文学家，至少亲眼见过浑天仪，甚至亲手制作过浑天仪，所以都能正确解释《尧典》所言“璇玑玉衡”，仅因两千年来未有考古实证，不被经学家们采信。

正如王蕃所言：“浑天之义，传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闻见。”由于经学家们都不精通天文历法，也没见过深藏秘府的浑天仪，只能望文生义地胡乱解释《尧典》所言“璇玑玉衡”，然而两千年来，经学家们的错误解释压倒了天文学家的正确解释，成了权威谬见。幸而考古出土的上古东夷族“璇玑玉衡”玉器套装，证实了历代天文学家对《尧典》“璇玑玉衡”的正确解释，并把中国浑天仪的起源时间从西汉上溯至龙山时代，提前了整整三千年，终结了西汉以降的两千年聚讼。

龙山时代的1.0版浑天仪，深埋地下四千年而幸存至今。而从尧舜时代的2.0版浑天仪，到北宋苏颂的8.0版浑天仪，均已化为历史尘沙。只有元代郭守敬制作的终极版中国浑天仪，亦即9.0版浑天仪，今存北京国家天文台（图20）[29]。

清代孙家鼐《钦定书经图说》的“璇玑玉衡图”（图21），仿照元代郭守敬的9.0版浑天仪，图解《尧典》所言2.0版浑天仪“璇玑玉衡”，尽管照猫画虎，时代错置，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但是再次证明：即使经学家们拒不采信天文学家的正确解释，但是天文学家始终坚信《尧典》所言“璇玑玉衡”正是浑天仪。

龙山时代的1.0版浑天仪实物，元代郭守敬的9.0版浑天仪实物，以及文献记载的中间各版浑天仪，清晰呈现了中国浑天仪的五千年发展史。

东夷族的玉器制作和天文历法，原本落后于黄帝族、南蛮族，更落后于伏羲族，为何能在龙山时代创制1.0版浑天仪“璇玑玉衡”？一是东夷族具有融汇三大外族文化养料的后发优势，二是东夷族受到了伏羲族天球仪的启发。

仰韶时代中期（公元前4500），伏羲族制作了1.0版天球仪（图22-1）。龙山时代早期（公元前3000），西扩南蛮支族接受了伏羲族影响，制作了2.0版天球仪（图22-2-5）。龙山时代中期（公元前2500），东夷族接受了伏羲族、南蛮族双重影响，制作了3.0版天球仪（图22-6-13）[30]。

东夷族受到了伏羲族天球仪的启发，于是为南蛮族的“玉琯”增加了两个有助于精密观星的配件。配件之一“璇玑”（三牙璧），是对黄帝族二牙璧、三牙璧的改造。配件之二“玉衡”（有领环），是东夷族的创造。上古华夏四大族群文化交融的共同结晶，导致了1.0版浑天仪“璇玑玉衡”的问世。

东夷族的观天玉器“璇玑玉衡”，是融汇三大外族文化养料的产物。东夷族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也是融汇三大外族文化养料的产物（详见续文《东夷族玉器总论》）。

四、龙山时代观天玉器：

多孔玉圭，星组定位仪

上古玉器三族的观天玉器，各有特色，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黄帝族的四斗旋垣，可以定位观测北极天枢和北斗七星，但其不足是观测精度较低，只能大致判断四季转换。南蛮族的观天玉琯，可以定位观测任何天区，但其不足是仅有单孔，无法锁定两颗以上亮星的相对位置。东夷族的璇玑玉衡，可用璇玑三牙锁定北极三垣，提高了观测精度，但其不足仍是仅有单孔，观测范围仍然局限于北极天枢及其周边，不能扩大到北极天枢以外的全部星空。

早在先仰韶时期(公元前6000-前5000)，伏羲族已把夜观星象的范围，从北极天区扩大到全部星空；仰韶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伏羲族又把地面坐标二十八山投射为天空坐标二十八宿，对全部星空予以精确分区和坐标定位。

仰韶、龙山之交（公元前3000），东扩伏羲支族到达黄河下游，与玉器三族相遇，进入了华夏四族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的龙山时代，于是龙山时代的华夏全境，出现了一种按照伏羲族二十八宿的分区需要观测星组的新型观天玉器：不规则多孔玉圭（图23）[31]。

龙山时代的不规则多孔玉圭，出土数量极大。由于是实用观天工具，所以极其朴素，鲜有雕饰。孔数、孔径、孔距、孔位全无定制，是上古最为奇特的异形玉器。学术界对其功能做出了种种猜测，普遍认为：上古先民不能打成孔数、孔径、孔距、孔位相同的多孔，一不小心就会打歪打偏，打大打小，打远打近。

这一观点完全无法成立，驳正如下。其一，龙山先民若欲制作孔数相等、孔径相同、孔距划一、孔位笔直的有规则多孔玉圭，轻而易举，证见无数精美玉器。其二，龙山先民为玉器钻出孔径不同的钻孔，必须调换直径不同的管钻。钻孔并非开枪，无法瞬间完成，每一钻孔，必须钻磨甚久。假如一不小心拿错管钻，打错孔数、孔径、孔距、孔位，可以立刻修正位置、调换管钻，无须将错就错、费时费力打通钻孔，做出毫不美观的不规则多孔玉圭。其三，假如没有实用功能，费尽万难制作毫不美观的不规则多孔玉圭，就是不可理喻的非理性行为。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非理性行为固然不少，然而某种特定的非理性行为，多为特定地区的特定民族所为，不可能是不同族群共有的普遍行为，更不可能成为不同族群持之以恒的千年传统。

龙山时代遍布华夏全境的大量不规则多孔玉圭，决非技术低劣的无意失误，而是技术高超的有意制作，亦即对应特定星组的星组定位仪。每一星组的星数多少、星体大小、星距远近、星位正偏都不相同，必须特制一件星组定位仪，所以龙山先民制作了大量的不规则多孔玉圭：孔数多少，对应星数多少；孔径大小，对应星体大小；孔距远近，对应星距远近；孔位正偏，对应星位正偏。

夜观星象者使用不规则多孔玉圭，就能锁定特定星组的二维分布，及时发现任何一星的异动：某星偏离孔心或偏出孔外，某星亮度突然提高或突然降低，二星距离逐渐增大或逐渐缩小等等。龙山先民遂从此前的初步认知天象基本恒常，进至深入认知天象偶有异常，甚至发现短期异象的长期规律：某星并非年年出现，而是按照特定周期有规律地出现，比如约12年循环一周的木星，约76年出现一次的哈雷彗星等等。

龙山先民通过使用不规则多孔玉圭夜观星象，确定了大量星组的二维分布，于是制作了四千年前的最早中国星图：有些无孔，仅以若干凹坑标示星组的二维分布（图24-1）。有些凿有一孔、二孔标示主星，再用若干凹坑标示其余各星(图24-2、3)。[32]

作为观天玉圭的无规则多孔玉圭，衍生出了作为祭天玉圭的有规则多孔玉圭，孔数虽然不同，但是孔径相同，孔距相等，孔位对称。正如祭天玉琮的祭天功能，植根于观天玉琯的观天功能；祭天玉圭的祭天功能，同样植根于观天玉圭的观天功能（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

龙山时代的不规则多孔玉圭和有规则多孔玉圭，学术界统称“多孔玉刀”。这是缺乏文献证据、与中国文化脱钩的错误命名，正确命名应为“玉圭”，因为创制灵感来自伏羲族的圭表。

圭表用于昼观日影，玉圭用于夜观星象，两种天文工具的观测对象、观测方法、观测时间全都不同，为何均以“圭”名？首先是玉圭的创制灵感来自圭表。其次是两者的功能实有相似之处，圭表用于观测太阳的位置，玉圭用于观测星宿的位置。

二种不同的天文工具同名，容易搞混。口语区分，加言材质：昼观日影的天文工具，称为“圭木”。夜观星象的天文工具，称为“玉圭”。书写区分，采用专字：昼观日影的天文工具，专字为“晷”，全称“日晷”。夜观星象的天文工具，专字为“珪”，全称“玉珪”。

龙山时代的观天玉器无规则多孔玉圭，是龙山时代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源头和基因（详见续文《龙山玉器总论》）。

五、夏商周观天玉器：承袭上古，兼收并蓄

中古夏商周的观天玉器，全盘承袭上古玉器三族的观天玉器，而以伏羲族的天文历法体系为基础，融合了上古华夏四族的天文历法精华。但是黄帝族通过上古、中古之交的“炎黄之战”入主中原建立夏朝以后，实行“绝地天通”，严禁传播涉及天文历法的一切知识和一切器物，观天玉器属于“史官禁密，学者寡得闻见”（王蕃），中古文献基本不记夏商周的观天玉器，因此本文只能根据考古发现，抉发夏商周的观天玉器。

考古发现的夏商周观天玉器，无不承袭自上古观天玉器。但是夏代尚未被公认为信史，导致龙山文化的下限被延长了四五百年，截至于商代以前。目前考古界习惯上把夏代文物的时间，判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龙山文化晚期。将来夏代被公认为信史以后，需要有系统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龙山文化晚期的文物中，把夏代文物甄别出来。目前还不具备这一条件，因此下文仅以商周观天玉器为例。

其一，商周的玉琯。夏商周黄帝族承袭了上古黄帝族的“用管窥天”“以琯候气”，仍以玉琯、玦琯为天文窥管。形制基本不变，仅是增加一些纹饰。

商代玉琯（图25上排），与兴隆洼玉琯（图2-1、2、5）一样，也有斜口。斜口便于观星者的眼睛紧贴玉琯，兴隆洼之后四千五百年的商代，由于功能不变，所以形制不变。

周代玉琯（图25中排，最右者除外）和春秋战国玉琯（图25下排）、玉琯（图25-17）的工艺逐渐精致，琯身外壁刻有精美的天文纹样。

江苏徐洲汉墓出土的双管玉琯（图25中排最右），类似现代的双筒望远镜，长达26.2厘米，居于目前所见的中国玉珀长度之最[33]。

长度四五厘米以下的玉琯，可以勉强解释为组玉佩的管状珠。但是长度10厘米以上的玉琯，很难解释为组玉佩的管状珠。比如殷墟花园庄东地的最长玉琯是10.25厘米，山西潞城的西周玉琯长16.5厘米，江苏徐洲西汉楚王墓的双筒玉瑁长26.2厘米，都不可能是组玉佩的所谓“管状珠”，是装饰派学者无法逾越的障碍。

从上古黄帝族的兴隆洼一红山，上古南蛮族的河姆渡一良渚，上古东夷族的大汶口一凌家滩，到夏代首都二里头、商代首都安阳殷墟，都没有出现用管状珠编联而成的西周式组玉佩，因此用西周组玉佩的管状珠，解释此前五千年的一切观天玉琯，犯了以后例前、以今释古的时代错误。没有理由认为，八千年前的兴隆洼骨管、石管、玉琯，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木管、漆管，都是古人以为美观，可做装饰品，才费尽万难加工出来。

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上古的骨管、石管、木管、漆管、玉琯都是天文窥管。中古以后，宫廷职业玉匠的多余产能被移用于装饰玉器，才出现了组玉佩的主角“管状珠”。

其二，春秋的玦琯。目前尚未发现商代和西周的块管，正如作为玦管截面的玉块，中古以后也很少见。因为块管是单星追踪仪，其观星功能已在龙山时代被浑天仪“璇玑玉衡”覆盖，因此龙山时代和夏商周都基本没有块管。由于观天玉器块管被历史淘汰，其所衍生的上古祭天玉器玉玦也同时被历史淘汰，所以玉块没有进入夏代祭天五玉、商代祭天六玉、西周祭天六玉。

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古块管，均属春秋时代（图26）[34]，与兴隆洼玦管、红山块管一样，块管的长度超过耳垂的厚度，是装饰派学者的“耳环说”无法逾越的障碍。

其三，商周的璇玑玉衡。夏商周承袭了龙山时代、尧舜时代的浑天仪“璇玑玉衡”，仍有大量的璇玑和玉衡。

商代的璇玑，见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和小屯西北地、河南淮阳冯塘乡、河南罗山天湖、河北藁城台西村等处。周代的璇玑，见于陕西长安张家坡、湖北黄陂鲁台、河南浚县辛村、山东沂水刘家子店春秋墓等处。形制基本承自上古，也有一些新的特点。

商代璇玑以三牙为主(图27 -1-7)，有些璇玑的三牙有六个扉齿，呈“业”字形，便于观测星宿的细微移动。吴大潋的《古玉图考》的璇玑也有同样的扉齿（图26-8），当属商代三牙璇玑。但是目前发现的西周三牙璇玑没有扉齿(图27-9、10)。

商代的四牙璇玑（图27-11、12）和春秋的四牙璇玑（图26-13），承自上古伏羲族，对应二十八宿的四大天区。

商代另有上古没有的五牙璧（图27-14），西周承之（图27-15），对应黄帝族的“五行说”[35]。

商代的玉衡，见于中原的河南安阳殷墟（图28-1），又见于商代中期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图28-2、3）、广东深圳大梅沙（图28-4），又见于商代中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图28-5-9）、商代晚期的四川成都金沙滩（图28-10-12）[36]。形制与上古全同，因为玉衡的作用仅是连接玉琯和璇玑，功能长期不变，所以形制也长期不变。三星堆、金沙滩的玉衡全同于上古的玉衡和商代的中原玉衡，是三星堆文化、金沙滩文化承自华夏上古、并非外来文化的重要证据。

商代玉衡有两个新特点。一是璧面刻有多个同心圆（图28-1、2、8、9），类似于《周髀算经》的“七间六衡图”，可能是观星的刻度。二是个别玉衡器形硕大，三星堆的一件直径17.5厘米（图28-7），金沙滩的一件直径26.4厘米（图28-12），说明商代浑天仪比龙山时代、尧舜时代的浑天仪更为硕大，也使装饰派的“手镯说”彻底无法成立。

目前的考古，尚未发现周代的玉衡，可能原因是周代已把玉衡与玉琯合一，成为后世铜制浑天仪把玉衡、玉琯合一的先驱（详上第三节）。

如上所言，夏商周承袭了上古的三种观天玉器，即“天文窥管”玉琯，“单星追踪仪”块琯，“浑天仪”璇玑玉衡。

夏商周没有承袭上古黄帝族的“北极天文仪”旋垣（勾云形器I型），因为旋垣只能大致判断四季，不能制定精密历法，已被历史淘汰。不过夏商周承袭了“北极天文仪”旋垣（勾云形器I型）衍生的祭天玉器“玄鼋”（勾云形器Ⅱ型）和“玉帝”（勾云形器Ⅲ型），详见续文《黄帝族玉器总论》。

夏商周也没有承袭龙山时代的“星组定位仪”不规则多孔玉圭，因为夏商周的浑天仪“璇玑玉衡”不断完善，不规则多孔玉圭的观天功能已被覆盖，也被历史淘汰。不过夏商周承袭了“星组定位仪”不规则多孔玉圭衍生的祭天玉器有规则多孔玉圭和威仪玉器单孔玉圭、无孔玉圭，详见续文《夏商周玉器总论》。

夏商周不承袭上古的两种观天玉器，却承袭两种观天玉器衍生的祭天玉器，是因为观天技术一旦进步，落后的观天仪器就会遭到历史淘汰，但是植根于观天玉器的祭天玉器，植根于天文历法的宗教神话，却会融人文化传统而万世长存。

夏商周的两千年文明，承袭了上古华夏四族的四千年文化。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夏商周的天文历法及其观天仪器，承袭了上古华夏四族的天文历法及其观天仪器——夏商周的天文台“灵台”，承袭上古伏羲族的天文台“昆仑台”。其上树立着上古伏羲族昼观日影的圭表，并用伏羲六十四卦记录全年圭影（卦象）。其上架设着上古东夷族夜观星象的浑天仪“璇玑玉衡”，核心部件是上古黄帝族首创、上古南蛮族完善的天文窥管“玉琯”。夏商周玉器的天文历法之道，以上古伏羲族的天文历法之道为核心，融合了上古华夏四族观天仪器的精华，延续着始于上古的全天候天文观测，保存了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星象记录，不断完善中国的天文历法体系，强力支撑中国的农业文明发展，领先全球数千年，直到农业文明升级为工业文明的近代。

结语观天玉器属天文，

祭天玉器属人文

本文扼要抉发了“玉器之道”的基础部分与核心内容，即上古玉器三族的主要观天玉器，兼及中古夏商周承袭上古的观天玉器，最后简要概括如下。

其一，上古早期的黄帝族，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发明了华夏最早的天文窥管：兴隆洼骨管、石管、玉琯、玦管。上古后期的黄帝族，在红山文化时期发明了升级版的观天玉器：旋垣（勾云形器I型）。衍生出祭天玉器“玄鼋”（勾云形器Ⅱ型）、“玉帝”（勾云形器Ⅲ型）。祭天玄鼋的祭天功能，植根于观天旋垣的观天功能。

其二，上古早期、中期的南蛮族，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时期，接受了黄帝族的玉琯、块管，但是尚未充分掌握管钻技术，只能制作小型的玉琯和玦管，于是制作了二三十厘米的木管、漆管。上古后期的南蛮族，在良渚文化时期制作了超越黄帝族玉琯的天文窥管：良渚玉琯。衍生出良渚文化的祭天玉器良渚玉琮。良渚玉琮的祭天功能，植根于良渚玉琯的观天功能。

其三，上古早期的东夷族，在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由于地理限制和持续海侵的多重影响，文化发展时断时续，先仰韶时期和仰韶时期一直落后于三大外族。上古晚期的东夷族，在凌家滩文化时期，充分吸收了三大外族的文化养料，实现了文化爆发，发明了华夏最早的1.0版浑天仪“璇玑玉衡”，成为《尚书·尧典》所记尧舜时代2.0浑天仪“璇玑玉衡”的先驱，也是西汉落下闳3.0版、东汉张衡4.0版、三国王蕃5.0版、东晋孔挺6.0版、唐代李淳风7.0版、北宋苏颂8.0版、元代郭守敬9.0版等等一切中国浑天仪的源头。

其四，龙山时代的玉器三族，由于华夏西部伏羲族的东扩、华夏南部南蛮族的北扩、华夏北部黄帝族的南扩，在黄河下游区域的东夷族祖地，发生了激烈的文化碰撞和高度的文化融合，产生了以山东龙山文化为核心、辐射华夏全境的龙山文化。龙山时代的主要观天玉器是作为星组定位仪的不规则多孑L玉圭，虽然中古以后因其观天功能被升级完善的浑天仪覆盖而遭到历史淘汰，但其衍生的祭天玉圭、威仪玉圭，仍然成为夏商周礼玉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玉器。

上古四千年（公元前6000-前2000）的四类观天玉器，都是发明族群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的源头、基因，并被夏商周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大量继承。

尽管上古玉器三族的夜观星象不晚于上古伏羲族，而且观天玉器不断进步，持续升级，日益精密，但是玉器三族只会夜观星象，不会昼观圭影，无法不间断地全天候观测天象，因而天文水准、历法水准长期落后于伏羲族。尽管玉器三族已经发现了以北斗七星为核心的全部星象围绕北极天枢旋转，但是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唯有伏羲族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根据上古玉器三族的四类观天玉器，既能窥见玉器三族的天文水准，也能部分窥见玉器三族的历法水准，然而天文与历法尽管高度相关，毕竟属于不同层面，未必完全同步。天文是历法的基础，所以没有相应的天文知识，不可能创造相应的历法，但是具有相应的天文知识，未必产生同等水准的历法。历法水准不可能超越天文水准，却可能落后于天文水准。

探索“玉器之道”，亦即玉器三族的天文历法之道，首先必须根据玉器三族之观天玉器的观星功能，判断其相应的天文历法水准；其次必须根据观天玉器衍生的祭天玉器、威仪玉器、装饰玉器，判断其相应的天文历法内涵，这是后续论文的内容。

注释：

[1]图1-1、2，采自《白音长汗》第311、91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o图1-3、4，采自杨虎：《内蒙古放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发掘简报》，载《考古》1997年第1期。

[2]图2-1、2，采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内蒙卷）第1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兴隆洼观天玉琯，A长3.5厘米（以下计量单位均为厘米，不再标出）、B长3.6。图2-3、4、5，古方主编：《中国传世玉器全集》（第1卷）第4、3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长6.3，外径2.3，长6.2，直径2.3。图2-5，《中国民间藏玉精品特集》第17页，[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7。图2-6，采自《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载《文物》1994年11期。图2-7，采自《白音长汗》第309页。

[3]图3，采自杨虎、刘国祥、邓聪主编：《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第189-191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2007年版。

[4]图4-1、2、3、4，兴隆洼M118、M142玦琯，采自《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第9页。图4-5，兴隆洼块瑁传世品，现藏辽宁省博物馆，采自《中国传世玉器全集》第1卷，第3页。图4-6，查海块瑁，采自郭大顺：《红山文化玉器鉴赏》（增订本）第3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5]图5，兴隆沟M4眼内玉玦，采自《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第118页。

[6]图6，《牛河梁》下册图版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7]图7-1，赤峰敖汉旗小古力吐遗址北斗七星岩刻，敖汉旗博物馆前馆长邵国田先生发现，2015年10月6日邵先生在现场指给我看，照片摄于现场。图7-2，赤峰敖汉旗城子山祭坛北斗七星岩刻，图7-3，牛河梁遗址斗形布局，采自孙小淳、何驽等：《中国古代遗址的天文考古调查报告——蒙辽黑鲁豫部分》，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第12期；文中还提及黑龙江双鸭山市炮台山遗址的魏晋时期北斗七星岩刻。

[8]图8-1、2，采自《牛河梁》第37、92页，出土于牛河梁第二地点1号冢14号墓，[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9]引自《说文》段注。《淮南道训》又名《九师易》，专言伏羲象数易，异于《周易》义理易。伏羲象数易之“气”，专指气候。地球气候变化，源于全部天象围绕北极天元旋转。

[10][12]图9—1、2，浙江塔山玉瑁，浙江河姆渡玉瑁；图9-3，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上古玉瑁；图9-4、5，日本三引遗址玉琯、日本桑野遗址玉琯；采自《玉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第132、133、134页。

[11]图10-1、2、3，江苏祁头山马家浜文化遗址玦琯，《土器起源探索——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及图录》第127页。图9-4、5，江苏圩墩马家浜文化遗址块瑁，采自葛金根：《马家浜文化玉玦小考》，载《东方博物》2006年第9期。

[13]图11-1、2，河姆渡髹漆木管，A型1式筒形器T17(4)：23，《河姆渡》下册彩图37，[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图11-3、4，余姚鲻山木管，采自《浙江余姚市鲻山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2001年第10期。

[14]图12，良渚玉瑁24例，1-6采自《反山》，7- 24采自《瑶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15]图13，石家河观天玉琯，采自常素霞：《中国古代玉器图谱》第140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

[16]图I4，采自《凌家滩玉器》第11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17]图15—1，红山文化二牙璧，辽宁大连四平山出土，采自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二册第44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版。图15 -2，红山文化斗魁猪三牙璧，辽宁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吴家村出土，采自《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图15-3，江苏新沂市花厅遗址出土，采自《花厅》第27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图15 -4，山东海阳市司马台出土，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东卷第35页。图15 -5，山东安丘老峒峪采集；图15 -6，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图15 -7，山东滕县庄里西出土；图15-9，山东临朐西朱封出土；图15 -10，辽宁大连文家屯东大山五号积石冢出土；图15 -11，辽宁大连四平山出土；图15 -12，辽宁建昌和尚房子采集；图15 -15，齐家文化三牙璧，陕西神木石峁出土；图15 -16，齐家文化四牙璧，陕西神木石峁出土；图15 -17．山西龙山文化四牙璧，山西临汾下靳出土；图15-18四牙璧，陕西龙山文化四牙璧，陕西延安芦山峁出土，均采自栾丰实：《牙璧研究》，载《文物》2005年第7期。图15-8，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丹土遗址出土，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东卷第30页。图15 -13，武汉博物馆藏，采自古方主编：《中国传世玉器全集》（第1卷）第61页。图15 -14，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采自常素霞：《中国古代玉器图谱》第132页：

[18]栾丰实：《牙璧研究》。

[19][20]《夏鼐文集》（中册）第4l、2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1]图16-1，大汶口有领环，直径12.8，共7件，采自《大汶口考古报告》第10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图16-2，台湾有领环，采自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二册）第361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版。

[22]杨建芳：《中国古玉研究论文集》下册《略论有领环的起源、传播与用途》（[台北]众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关于有领环的用途，已故的冯汉骥教授认为是钏一手镯，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至于妇好墓出土的四件形体较大的有领环璧（直径I5-19厘米），其功能与一般有领环（直径约10厘米）似有不同。”

23]图17，山东司马台璇玑玉衡套装，采自栾丰实：《牙璧研究》o参看王洪明：《山东省海阳县史前遗址调查》，载《考古》1985年12期；《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东卷）第34页。

[24]曲石：《为璇玑正名》，载《文博》1988年第10期。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第375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25]安志敏《牙璧试析》仍然支持夏鼐观点，见《东亚玉器》第一册。

[26]图18，山西清凉寺璇玑（四牙璧）、玉衡，出土于山西芮城清凉寺146号墓和100号墓，均为庙底沟二期。图片采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第1、3页。

[27]引自钱宝琮校点：《算经十书》（上册）第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28]《后汉书·天文志》注引蔡邕日：“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日周髀，二日宣夜，三日浑天。宣夜绝无师说。周髀术数具在，考验天象，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惟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

[29]中国浑天仪的历代各版，没有公认的定论，本书所列仅供参考。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今存明代正统四年(1439)仿制的宋代浑天仪复制品，异于北宋苏颂的水运浑仪，本书未予计人。

[30]图22-1，伏羲族陶制空心天球仪，姜寨二期(前4500)，采自《姜寨发掘报告》第26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图22-2，西扩南蛮支族陶制实心天球仪，屈家岭早期；图22-3-5，西扩南蛮支族陶制空心镂孔天球仪，屈家岭晚期二（前3000），采自《京山屈家岭》第22、8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图22-6-13，东夷族陶制空心镂孔天球仪，薛家岗三期（前2500），采自杨德标：《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31]图23-1，陕西延安芦山峁七孔石圭；图23-2，甘肃古浪县峡口五孔玉圭，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陕西卷、甘青卷。图23-3、4、5、6，齐家文化五孔、七孔、四孔、三孔玉圭，采自彭燕凝、仁厚：《齐家古玉》，[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年版。图23-7，山东临朐西朱封四孔玉圭；23-8．山东五莲丹土图四孔玉圭，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东卷。图23-9，山东龙山文化三孔玉圭，采自《中国传世玉器精品画集》第71页。

[32]图24，龙山时代多孔石圭星图，采自《中国民间藏玉精品特集》，第9、7、2页，[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33]图25-1-10，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地M54出土，采自《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第446、448、45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图25-11-17，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陕西卷、北京卷。图25-18，采自《大汉楚王》第28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图25-19-27，采自《中国古代玉器图谱》。

[34]图26-1-3，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河南卷第185页、山东卷第48页、安徽卷第99页。图26-4，采自钟华培：《熙墀藏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35]图27-1、2、12．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北京卷）第123页，（河南卷）第113、53页。图27-3、4、5、9、10、13、14、15，采自栾丰实《牙璧研究》。图27-6、7、11，采自古方主编：《中国传世玉器全集》（第一卷）第84、85、86页。图26-8，采自吴大澂：《古玉图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36]图28-1-12，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河南卷、江西卷、广东卷、四川重庆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