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隶书的兴盛，大致有两条线，其一书法领域内的自醒自觉；其二书法领域外的推波助澜。推波助澜的主要是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的考据之学，一方面矫正明人清谈、从虚转而务实，一方面文字狱下的自保和沉潜。金石碑版的重视、发掘、拓本的流布，从文字考证而书法审美，遂助篆隶、碑学大兴。领域内，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齐头并进。一是向隶书寻求新的审美表达明代中期开始，至明末清初傅山、王铎、八大山人、王时敏等都写隶书，虽称习汉碑，其实书风大类唐隶，但这股流风余韵，却在清代喷薄而出；二是各时期代表性书家示范标榜清初，郑簠其时尚有朱彝尊、万经等人，直接取法汉碑，以古为师，取法对象以明万历出土的《曹全碑》为主，用笔或活泼纵肆，或沉稳苍厚，均富有古意。嘉道间著名金石学者和书法家钱泳总结说：“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   康乾，金农其时尚有郑板桥、高凤翰等人。在取法汉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或总结、简练形成自己的风格，或将篆隶笔法、趣味引入行、楷，使其古拙浑厚，而在帖学外另张一军，别开生面。   乾嘉，邓石如其时尚有丁敬、桂馥、黄易等人。此时金石学——碑学对书法临习、创作的影响更大。时人一致认定邓、桂直接秦、汉人的典范，是篆隶笔法的正宗，在严守汉隶笔法、结体的时候，也开始追求“写”而不是“摹”。    嘉道，伊秉绶稍晚于邓石如，其时还有陈鸿寿。他们写隶书，已不斤斤于形似，而是在对汉隶笔法的掌握基础上，进行有意识的改造、有意识的延伸，以形成自己独特的面目，直入汉人之室、自书“汉碑”。 道宣，何绍基其时尚有莫友芝、杨沂孙等人。何绍基是清代篆隶、碑学集大成的书家，在对清初以来篆隶笔法进行总结后，不仅隶书在用笔、结体、用墨上守法出新，行草书也因篆隶技法的娴熟运用而炉火纯青、碑帖融合了。有意识地搜集、整理篆隶书论，大概始于清初万经，他著有《分隶偶存》，辑录汉代以来各书家书论中隶、分书的记述，对汉、唐隶书总结对比。其后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开始明确贬帖崇碑，标志者碑学理论的确立，助推了篆隶的兴盛。包世臣《艺舟双揖》，总结北朝书法渊源来历，篆之圆劲满足是笔锋直行画中，分书之骏发满足是笔毫平铺纸上，北朝书法直接汉、魏，导源分、篆。至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揖》则全崇北碑、贬南帖、唐碑，则矫枉过正了。文化传鲜香，书法看读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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