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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菲菲1987年进厂时在厂门口留影 那年，上译厂30岁，狄菲菲23岁 1 去年4月25日，我受一些朋友的委托，去奉贤参加上海电影译制厂老厂长陈叙一先生和夫人莫愁的骨灰安葬仪式。苏秀、赵慎之、李梓、曹雷、童自荣、程晓桦、吴文伦……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背影，在胶片形状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前驻足，深深地鞠躬，默默地凝视，弯下腰，轻轻地送上一朵小小的康乃馨，再缓缓退后，继续默默凝视墓碑上两位老人灿烂的微笑。 陈叙一的名字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由他参与开创、辛苦营建、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全部热情、才华、智慧、心血打造的中国译制片时代。 陈叙一1980年代接待外宾 这个译制片时代起步于1948年，跌跌撞撞地走过了充满戏剧性的三十年之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登上了辉煌的巅峰。那时候，一批译配于“文革”中的内参片纷纷解禁，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那支由陈叙一培养、锤炼的导演、翻译、演员和技术人员队伍也进入了富于经验、充满创造力的盛年。借着拨乱反正的东风，这支训练有素、行当齐全、梯队完整的配音队伍终于找准了自己定位，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那真是一个蕴藏生机的青春年月！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连边边角角都充填了来自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那些动听的人声——打开收音机，能听到他们演播的广播剧和由他们配音、解说的电影录音剪辑；打开电视机，荧屏上不管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发出的大多是他们的声音；到电影院就更不用说了，不止一个译制片的爱好者对我说，那时候，只要电影一开场，出现第一个人声，哪怕是一句轻轻的叹息，他都能知道那部片子是不是上译厂配音的。 奢侈啊。每每念及那段岁月，我总是想到这个词，并且庆幸自己也曾奢侈过。然而，正如同一切饕餮都是要支付代价的，中国配音，这席精神的盛宴，自然不会例外。筵席的主角，那些拥有金喉玉嗓，凭一个小小话筒就能活灵活现地复制出整个世界来的配音演员们，究竟付出了多少，他们又得到了多少呢？ 2 中国配音曾经支付的最大代价就是邱岳峰。 苏秀老师大概是和邱岳峰演对手戏最多的人了。我曾经问她，邱岳峰是怎样一个人，苏老师沉吟了好大一阵子才说：“他很开朗的，”随后又补充说：“他会说相声啊。” 从来自邱岳峰的朋友和亲人的零星回忆里，拼凑出一个无所不能的邱岳峰：会打洋鼓、会唱歌、会说相声、会唱京剧、会刻图章、会做木匠！这个无所不能的邱岳峰部分昭示了为什么邱岳峰既能配罗切斯特，又能配巴依老爷，同时给世界留下了更大的困惑——邱岳峰死后，这样的追问在一茬接一茬的人群中无言地传递：为什么要去死？为什么？……仿佛罗切斯特那一声紧似一声、一声比一声更绝望的“简！” 左起：邱岳峰、尚华、赵慎之、毕克 让邱岳峰看不到未来的，是所谓“历史问题”和现实际遇加诸心灵的沉重枷锁。因为莫须有的“历史问题”，邱岳峰曾经被发送到木工车间劳动了整整六年；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分房没有他的份，评先进也没有他的份，甚至女儿连共青团都入不了；雪上加霜的是，为了获得平反，邱岳峰坚持并盼望了两年，最终被告知自己是二十年的“内控对象”，根本不在平反之列。 悲剧发生在1980年3月30日，当时邱岳峰才59岁，正值生命力、理解力和创造力的顶点，在艺术上会当凌绝顶，无奈在生活上却处处碰壁，一败涂地。据说，他自杀了三次才死成。我从来就对邱岳峰之死耿耿于怀，听到这个说法反而心头一松，并且即刻理解了写在《邱岳峰绝版》磁带封面上的诗句：
3 苏秀老师1950年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担任配音演员，1951年起兼任译制导演，1984年退休后，带出了上海电视台海外影视的一班人马。她多彩的声音形象、卓越的导演艺术、高超的教学技巧对中国译制片的起落、中国配音人的聚合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2003年11月，我第一次和苏老师通电话，她认真地说：“我早已不看译制片了。”当时我只把这当作是在表示她对译制片现状的不满，经过一段时间，我才了解到这里的真正原因。1984年，上译厂经历了一场地震式的人员变动。因为劳动法规的硬性要求，苏秀、尚华、于鼎、赵慎之、叶琼、萧章等导演、演员、翻译同时退休，厂长陈叙一退居二线。尽管嗣后采取了返聘等补救措施，这次粗暴的“一刀切”还是令上译厂元气大伤，也狠狠地伤了这些艺术家的心，而这些老艺术家没有经历一次评级就退休，这使得他们在退休工资、医疗、住房各方面都得不到与他们的贡献相称的待遇，并导致晚年的生活条件普遍不佳。 这是与邱岳峰之死相距不远的中国配音人的又一巨大付出。毋庸讳言，中国配音是在旧体制的庇佑之下生长和成熟起来的，然而，难道它必须为不合理的旧体制支付代价吗？ 出于某种机缘巧合，去年夏天，苏老师在远离配音界多年之后重出江湖，应中央电视台之邀担任了中美合拍的电视连续剧《基因之战》的配音导演。这部剧集的配音云集了施融、狄菲菲、童自荣、曹雷、林栋甫、金琳、赵屹鸥、刘家祯等二十多位上海配音界的知名演员，这个超豪华的阵容让人生出今夕何夕的幻觉。 《基因之战》的配音工作结束后，苏老师写了一篇长文，叫做《我的仲夏夜之梦》，文中说：“当年在我为《为戴茜小姐开车》配音时，就知道扮演戴茜的演员杰西·坦迪已经八十岁了。她是年龄最大的奥斯卡影后。当时我就企盼，我也要工作到八十岁。没想到，现在我真的也快到这个年纪了。”苏老师生性豁达，思维敏捷，工作使她快乐并且年轻。2005年，我们至少可以期待苏老师的两件作品，《基因之战》和她为中国电影一百年撰写的长篇回忆录。 苏秀老师2005年当然完成了这本回忆录，这是后来又增订的一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4 最近一两年，为纪念中国译制片时代做的文章多起来了，几乎每个相关话题的电视片、广播访谈、期刊特辑、网络专题都要提到法国电影《虎口脱险》。很多次，这个片子的译制导演苏秀老师在电视画面里说：“主角选尚华和于鼎，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和电影里的指挥家和油漆匠特像，而且他们俩非常要好，也跟这两个喜剧人物似的，好了吵，吵了好，像是两口子。” 如果没有大名鼎鼎的《虎口脱险》，很多人可能无法一下子把于鼎的名字和他的声音对上号。于鼎给人的印象一直是那么淡淡的，就像他的油漆匠和卡尔，“蔫儿呱叽”的，没有华丽的音色让人倾倒，也没有淳厚的共鸣让人迷恋。于鼎的配音生涯跨过东影、上影、上译、上视四个时间段，配过的角色不计其数，担任的主角却屈指可数。在他同事的有限的几篇回忆文章里，他本人也总是那么不事张扬，不计报酬，默默地辛苦地工作，勤谨地踏实地做人，宁静地安祥地离开。 于鼎 曹雷老师在散文《怀念于鼎》中写道，他“并不怎么伶牙俐齿，‘出戏’也不快，但他有‘磨’的耐性和韧劲，一段戏，他会反复一遍遍琢磨，最后录成十分富有色彩和人物个性的声音，扎扎实实，令人难忘。”于鼎是个信奉“慢工出细活”的演员，通过反复的排练寻找和原片的最佳结合点成为他无法改变的工作习惯。尚华老师说，有一次，录一段戏，于鼎反复地在那儿排，他说一句，拟音的叶明就在边上配合着他用力地拍一下桌子。于鼎老也对自己的处理不满意，不断地重新开始，直到叶明忍无可忍地说：“于鼎，你有完没完？我手都拍肿了！” 精益求精和一丝不苟，日积月累和苦思冥想，转易多师和集思广益，换来的也许是一个谁也不会记得的瞬间的完美，这其实是老上译人共同的工作习惯。他们就是这样，把每一场对白、每一句台词、每一声叹息、每一个呼吸变成了艺术品，把毕生的心血交给了影视配音，把影视配音锻造成了一门艺术。 5 这是个充满可能性的传媒时代。译制片工作者何去何从，老一辈的好东西如何才能得到尽量完整的传承，配音艺术能否在接力者的不懈努力下再度崛起，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紧迫任务和重要课题。 目前，中国译制片走入一个瓶颈期。然而，新人中并非没有好的声音，也不乏有潜力有悟性的演员，更不是没有良好的录音场地和设备，最为稀缺的是恰恰是译制片的灵魂——有份量的译制导演。我想，如果哪个艺术院校，能够放出眼光来，聘请苏秀、曹雷、孙渝烽这些硕果仅存的优秀译制导演担任名誉教授，开设专门的配音理论课、台词课，并且随堂录像、刻盘保留，那将是中国配音人之福，中国人之福。不要什么东西到没有了才想起来去珍惜，对于作为国粹的京剧、地方戏、曲艺，国家已经启动了各种名目的“工程”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一些名著诵读工程的副产品也正在陆续面世，那么，是否可以也给译制片开辟一个适当的空间呢？也许译制片的配音和国粹完全扯不上关系，但是，由国家的社科机构或者专门的艺术类院校，策划一个项目，发放一定的经费，为存续这门艺术做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应该不是痴人说梦吧？ 中国的译制片时代也许早已终结，也许还有很长远的未来。但愿关心这门艺术的人都能为这个可能有的未来做一点什么，哪怕只是偶尔地买一张电影票去看一部译制片。对于我这样的配音爱好者，能亲历中国译制片的辉煌，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希望把这福气完整地交付给我们的下一代。
后排左起：杨晓、杨成纯、曹雷、胡庆汉、严崇德、翁振新、毕克、杨文元 中排左起：程晓桦、周瀚、苏秀、王建新、丁建华、尚华、施融、陆英华、富润生 前排左起：孙渝烽、刘广宁、伍经纬、赵慎之、于鼎、乔榛、童自荣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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