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苏秀老师抬爱，在她的新书的序言里引述了我的句子：“并未走远的八十年代，那些美好的声音回旋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响彻我们的灵魂。”
这话决无夸张。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就在我读小学二年级那年，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收音机里一个嘹亮的声音怎么让小小的懵懂的我感受到一种几近窒息的震惊——那个声音仿佛艳阳从密集的云层缝隙间喷薄而出，猛烈地荡开云霞，从头顶上面很高很远的天空里倾泻而下，照亮我，唤醒我，从此罩摄住我的身心，穿透我的生命，永远永远地响彻我的灵魂。
那个声音如此悦耳，正义凛然而又大气磅礴，他说：“住手！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伴随着令人荡气回肠的音乐。是的，它正是电影《佐罗》里童自荣的著名台词。
前年（2003年）冬天，我跟在文汇出版社工作的好友陈飞雪说起这个难忘的时刻，我说我唯一不能确定的是，那究竟是不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了，也许一年级？也许三年级？陈飞雪竟然满怀欢欣地脱口而出：“肯定是二年级！我过8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到大光明电影院去看《佐罗》！”其时我与飞雪已经相识14年，互相却很少谈及听配音这一从孩提时代就魂牵梦萦，缱绻不去的爱好。谁知轻轻一碰便点燃了陈飞雪为中国配音出书的愿望，接下来，经过整整一年多和苏秀老师的交流、讨论，以及相关图片、声音资料的搜求、整理，这本《我的配音生涯》终于出版了。
见到这本书后，我一直在想写一篇东西，谈谈译制片，谈谈苏老师，也谈谈我们对译制片时代的怀念、感恩和思考。今天，重新翻读封底上的推荐词，我突然意识到这四段话就是一篇文章的天然的提纲，于是坐下来开始写这篇文章。
一
那一代配音演员无不凝聚了过于丰沛的才情，好像他（她）们的七情六欲全都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此外，这几副优异的嗓音何以自处？……我对那个时代的天才配音演员心存感激，他（她）们像是文艺体制内一小片“编外”的天空，从空中散播着人性的声音。
——陈丹青：《邱岳峰》
“文艺体制内一小片‘编外’的天空”，这是接近中国译制片时代的关键语句。在散文《邱岳峰》（收入《多余的素材》）里，陈丹青回忆：邱岳峰“曾被电台请来就他的配音艺术夫子自道，老家伙洋洋得意再三模拟一句旧台词，我不记得那句台词出于哪部电影，但记得他在那个根本吃不到“奶油”和“草莓”的时代曼声念道：/奶油——草莓，奶油——草莓。”
呵，这不是《大独裁者》里独裁者亨克尔的话吗？在那个根本吃不到“奶油”和“草莓”的时代，有一些同样吃不到“奶油”和“草莓”的人，兢兢业业地揣度着“奶油”和“草莓”给人带来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愉悦，用自己的嗓音构拟出“奶油”和“草莓”的幻象。这幻象的特权起先只是银幕上的亨克尔那样的独裁者才能拥有，继而人们发现，原来银幕上的芸芸众生在和平年代也都是这么生活的，再继而，在我们的生活里就真的出现了“奶油”和“草莓”，并且渐渐司空见惯。——这几乎是当年译制片中每一件物事在中国被了解、被熟悉、被接受的过程的缩微版。大到浩瀚星空，小到鸡毛蒜皮，莫不如是。
令人最为感动也最为惊异的也正是在这里：那些“优异的嗓音”，他们决不像现在的艺人们，是时尚文化的冲锋陷阵者，有着优越的享受生活的条件，可以遍身罗绮地周游世界，并且伴以不间断的 “星闻”的炒作。他们安静地散居在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周围，每天早上八点不到必定会出现在录音棚里。（《我的配音生涯》记述，陈叙一对工作纪律有着严苛的要求：“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八点以前准备就绪，八点钟上班铃声一响，放映员就要立刻放出片子来。要录戏的导演和主要演员也应该在前一刻钟就到录音棚，好让自己定下心来投入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任何角色的一句台词、一声叹息、哪怕话语间的一个停顿，都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为了做好这件事情，在很多时候，他们在真实的生命空间里往往心不在焉，魂不守舍。（《我的配音生涯》讲述了很多这方面的有趣事件：在配彩色版《孤星血泪》的时候，为了使自己能够始终沉浸在哈维夏姆小姐那种阴暗的心态中，也为了使自己能够始终保持住为哈维夏姆小姐设计的那种嘶哑的嗓音，在录音的那几天，苏秀走路、吃饭都想着影片中的情景，尽量少与同事和家人说话。配《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时候，刘广宁为了找到杀人凶手的感觉时刻揣摩，“有一天，竟在吃饭时眼露凶光地大叫了一声，那样阴森、恐怖，把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吓了一跳。”还有，“那些年，每年春节，一家才有两斤鸡蛋。戴学庐一大早就洗好菜篮子，把鸡蛋买好了放进篮子往回走。忽然，菜篮子滴下了一滴水，他想，早晨已经把菜篮子晾过了，它怎么还滴水？一面想，一面把菜篮子翻过来看看。当然，两斤鸡蛋全碎了，无一幸免。”）
——“好像他（她）们的七情六欲全都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诚哉斯言，善哉斯言。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陈丹青能把这篇《邱岳峰》写得如此出色，难道仅仅是出自怀旧的感伤吗？很高兴地，最近又见到他的《向上海美专致敬》（收入《退步集》），读过之后有豁然开朗之感。在这篇文章里，陈丹青回顾了自己1970年代和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赖礼庠……一群上海油画青年朝夕相处的经历。他谈到夏葆元等与他那些亦师亦友的伙伴是怎么在“文革”年代密不透风的文艺壁垒之中，借着画革命油画的契机，夯实基本功，推敲揣摩、协同进步的。瞧，“面色白皙的魏景山全不知怎样弄虚作假、‘主题先行’，他不过借个画题有滋有味画油画，画中央那青年司机一双污黑结实的大皮鞋，正面透视，形色交织，简直北欧的哈尔斯”。哈，1970年代，那不正是上译厂全体从干校班师，开始配“内参片”的时候吗？《简·爱》、《巴黎圣母院》、《音乐之声》、《魂断蓝桥》……如此多的中国译制片时代的不世经典都出产于这个时期。而瑞金路上的这个“油雕室”难道不是活脱脱的又一个上译厂吗？在禁锢年代，像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的“油雕室”这样的借着革命的缝隙寻求自己的精进之路的人群应该还有吧？即使没有这么优厚的外在条件，总还有些人，可以在自己的心灵的和头脑里葆有自由呼吸的权力吧？
于是，在文艺体制内，出现了一小片又一小片“编外”的天空。于是，人性的声音，虽然稀少，却无处不在。
二
苏秀的音质还是那样悦耳，夹杂些沧桑，却更迷人了。她的声音很爽朗，很大气，也很实在。我想她的声音是能感染她的身边人也能敞亮起来的，和这样的人交往，一定是件很舒服的事情。真羡慕她的亲人、朋友。虽然我也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但对于美好的事物，谁又不想多多益善呢。对配音现状，苏秀没有表现太多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更多的是静水流深的从容和安定。这份人生态度，既是我极为欣赏，也是我极想拥有的。我也有点渴望年老了。
——赛人：《无法遏制——听苏秀的录音有感》
赛人是编电影杂志的，读他的文章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也有点渴望年老了，”这话说得多么聪明，多么率真，多么有趣，又多么准确。它说出了整整一代配音爱好者对苏秀老师的感知和认同。
这大概就是所谓“1970年代生人”的这群吧，或者可以捎带上1960年代出生的怀旧一族。这些年里，和苏老师最谈得来的，就是我们这些曾经被错误地划归“无责任的先锋派”的1970年代人了。因为正是我们，曾经在记忆力最好的成长期见证了译制片时代辉煌的顶点。《龙子太郎》、《砂器》、《远山的呼唤》、《虎口脱险》、《少林寺》、《沙鸥》、《天书奇谭》……，几乎每一个片名背后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段难忘的观影经历。在这个意义上，译制片就是我们的童年，我们的故乡，我们不离不弃的知心玩伴和莫失莫忘的奇珍异宝。
非常幸运地，2003年深秋，我结识了这些片子的配音导演苏秀老师，才通了几次电话，旧习和新知就迅速地接通了。原来一切都还在——这是我和苏老师相识以来最大的感受，用苏老师书里的话说，就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没有忘记。”
苏老师是一位异常聪明可爱的老太太，思维敏锐，博闻强志，乐天健谈，豁达开朗。恰如赛人所说，“静水流深”，还要加一句，凭栏临风。和这样一位胸无城府又世事洞明的长者交往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也难怪有那么多后学者骄傲地自称她的干女儿、干儿子、干孙子、干孙女，长久地聚合在她身边。
苏老师喜欢聊天，喜欢上网潜水，喜欢背诗词、读书、写作，也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译制片碟片。虽然身体欠佳，却永远活力四射。她在书里用“人活一辈子，她活两辈子”形容曹雷老师，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夫子自道。就在前不久，她还担任了法国片《逃之夭夭》的译制导演。“这部片子台词不多，我做本子才花了五个小时，”老太太说。——八十岁了啊！不知陈飞雪从哪里找出来一张小小的《红菱艳》剧照当题图。这剧照就像交响乐的主题，在书页间反复出现，喻示着苏老太太和她的同事们的无法超脱的艺术人生。
最喜欢听老太太聊天。有的话题，明明听她讲过了，偶然她忘记跟你说过，又说一遍，也愿意再听一遍。这本《我的配音生涯》里的很多文章，就是苏老师经常谈起的一些话题的直写，比如《恍恍惚惚的一群人》，《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就几乎原样地听她讲过。苏老师讲这些事的时候，语气不急不缓，语调摇曳有致，哪怕我们在边上听得乐不可支甚或愁肠百结，她总是那样不急不缓，娓娓道来。殊不知，她一边回忆，一边讲述，一边正是在打腹稿呢。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我手写我口”，无铅无华，妙趣天成，可以用作写文章的范本的。略感可惜的是，变成铅字一行行规规矩矩排列起来之后，那种让你如临其境的面对面的讲述就打了折扣了。我不由得就想，能挑选这本书里的精华章节再录一个有声读物出版该多好！这个想法实在有些不切实际，但是，因为苏老师、曹雷老师、狄菲菲老师……她们让多年来远离梦想的我找回了梦想的快乐，近来，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常会这么自说自话地做一些共同的梦。也许，就像戴望舒诗里写的，梦，真的会开出花来的……
三
上译那帮人，也买大白菜，骑脚踏车，打月票上下班，开小组会，读报纸……他们活得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为什么他们能进入《简·爱》的空间、《战争与和平》的空间、《悲惨世界》的空间？那帮人脚跟站在中国土地上，但另外又过着属于云上的日子。
——北方影武者：在专题片《译制片回眸》中的谈话
“云上的日子”是假想的，虚拟的，仅属于艺术空间的，是代价换来的。
不止一次听苏老师谈起陈叙一：“他对译制导演提要求，说一定要会一点外文……他常常给我们戏票，要求我们去看话剧、京剧、越剧，听评弹……配音出了问题他从来不说演员不好，总是找导演……”就在这些或严苛、或浪漫的要求下，知识结构丰富、艺术体验深湛、工作态度严谨的一代优秀译制导演和配音演员成长起来。他们都同样热爱读书，热爱思考，热爱工作：笔耕不辍的富润生、孙渝烽、曹雷，酷爱阅读的伍经纬、杨成纯、施融，勤学好问的于鼎、赵慎之、童自荣……中国译制片时代的黄金团队就是这样造就的。今年5月，我去看望刚刚故去的尚华老师的家人。尚老师双目失明的老伴说：“他（指尚华老师）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每天晚上就看书、看本子，背台词，不到一两点钟根本睡不着觉。那天（指2005年4月22日尚老师故去那天），已经很晚了，迷迷糊糊听他挪到床边，打开灯，我当他还要看书，就没有跟他说话。又过了很久，我想灯怎么还亮着，就说，老头，睡吧，他没有理我。我觉得不对劲，就去摸他的手，他没反应……”
就是这样一群爱配音胜过爱自己的艺术家，多年以来平均的生活水准普遍居于一般的上海市民之下。我们曾经听说，邱岳峰生前一家三代、七口人，挤住在一间16平米的屋子里，一住就是30年；近两年，我们又了解到：童自荣的住房面积不到30平方米；尚华家也很小，并且位于上海西北郊的真如附近，交通不便，家具也非常简陋、破旧；富润生家情况大同小异，尽管地段还算不错；苏秀、赵慎之等老艺术家乔迁新居之前也都是这样。苏老师去年春节生病住院，同病房的病友问她：“您是不是和这个病区的医生认识？”苏老师说不认识啊。病友说：“那您怎么不去住高干病房？”苏老师笑了：“我没有职称啊！”木本水源，中国译制片时代的式微，固然与所谓原版片时代的到来有关，却更根源于各种不近情理的人才断裂和人才流失，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1984年《劳动法》颁行时的“一刀切”。当时，苏秀、尚华、于鼎、赵慎之、叶琼、萧章等十四位译制片的顶极导演、演员、翻译没有拿到任何职称就被迫同时退休，厂长陈叙一也黯然退居二线。这就是中国译制片时代灾难性的转捩点，此次集体退休直接导致了上译厂人才断层、行当不齐，这批老艺术家则从此无法获得和他们的贡献相匹配的待遇，中国的译制片也就此一蹶不振。
连贯起来看：邱岳峰的多年被“内控”、杨文元的“下放”、卫禹平的家庭悲剧、毕克、于鼎等老艺术家的黯淡晚景、刘广宁、孙渝烽等的提前退休……尽管原因各异，但其中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就是配音艺术本身的不被重视、不受尊重。或者说，多年以来，配音艺术只被那些甘愿献身于它的人们重视着，尽管因此产生了大量精品杰作，也培养了一大批热爱译制片、热爱声音艺术的观众和听众，却无法改变它在权威职能部门被忽略、被冷淡、甚至被打压的事实。那个无比美好的声音时代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他们仿佛是穿上了《红菱艳》里那双停不下来的红舞鞋，不管遭遇什么波折和不幸，始终坚执于最初的理想，执迷不悟，九死不悔。如果有人问他们：“你为什么要配音？”他们也许会像《红菱艳》里的碧姬一样反问：“你为什么要活着？” 然而，难道那双永远旋转的红舞鞋就是他们无法选择、无法抗拒的宿命吗？岁月流转，有些事情覆水难收，无法改变了，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问：现在呢？将来呢？如果曾经错待他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起把这些硕果仅存的老艺术家当国宝看待？能不能多关心一点他们的饮食起居、身心健康，让这些曾经带给我们无穷快乐的老人也快乐些，再快乐些。
四
对过去的那些坚实的，饱满的，精雕细刻的金石之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有过一些堪称刻骨铭心的记忆，而那些记忆正在慢慢地，无可奈何地被现实锈蚀。……我还是想守着我那些记忆中的美好的声音，做一个过气的语音中心主义者。
——严锋：《好音》
严锋的《好音》是这样开头的：“1980年的时候，我在江苏南通的一家中学里念高中。”他的这篇文章我读了很多遍，以至于当我自己起笔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差点就用了一模一样的开头：“1980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南市的一家小学里念二年级……”
译制片时代，或者说，“好音时代”，那是个非常值得一说再说、一写再写的时代。这几年，虽然碟片也出了些了，有关的传媒关注也多起来了，谈论这个话题的文章也不断有人在写，但是比起那个时代曾经到达的辉煌的顶点、那些人为攀爬配音艺术的巅峰付出的巨大代价，和个中反差所蕴含的关涉时代、关涉艺术品制作和消费、关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命运的诸多问题，所有已经有过的文字和影像的回应实在是沧海一粟。严锋不久前又写了篇谈论译制片的文章，文中说：“在一个闭关锁国的年代，他们站在一扇半开半掩着的窗口旁，身子在这边，眼睛望着那边，生活是局促的，精神是丰富的。……在那个时代，老上译的人身上担负的恐怕真是全中国人民的渴望吧。”（《在声音、图像和文字之间》）这里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命题：好音时代同时是国人文化消费极度饥渴的时代，因此，我们能做的，应该做的，能写的，应该写的，当不仅仅止于怀金悼玉，更不仅仅出于一时冲动吧。
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或多或少都看过译制片，也能叫得上来几个配音演员的名字。但是，对于那些电影、那些名字所蕴含的真正意义，以及他们的隐遁所暗示的文化危机，却未必都能心领神会。简单提几个问题吧。
——你也许已经了解《王子复仇记》的中文台词本是陈叙一先生在卞之琳先生诗剧译本的基础上润色而成的，你是否又知道《巴黎圣母院》的中文台词本是王道乾先生翻译的？你是否还知道译制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时杨成纯导演曾经请了草婴先生给译制厂的演员和导演上课？再多问一句：你知道现在国内电视台放映的大量译制片是谁担任翻译的吗？
——为什么陈叙一有如此出色的经营能力和管理理念？是谁赋与了他如此前卫的团队意识和梯队观念？夏衍、吴贻弓等人对上海电影译制厂的扶植和推动呢？是谁把中国最重要的译制片基地放在长春和上海，让他们双峰并峙、遥相竞争的？
——流水不腐，千古一理。尽管在精神产品的匮乏年代，译制厂的“点金术”也曾化腐朽为神奇，把国外某些不入流的娱乐片、说教片也变成译制史上的经典作品（比如《叶塞尼亚》、《人世间》什么的）。但是，如果是釜底抽薪，让音效指导票房、让票房指导片源，专业的译制机构培养的专职演员和购买的录音设备英雄无用武之地，谁又能妄议什么译制片的复兴或者配音业的健康发展呢？
——谁来为中国的译制片时代存档？谁来为中国的译制片存档？难道靠盗版商吗？还是靠手无寸铁的民间爱好者？有消息说，不论是长影的搬迁还是上译的搬迁，都损失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已然耗蚀的不去提它了，现在的各大电影厂、资料馆、电台、电视台的库房里，有多少价值连城的珍贵资料将要无疾而终？谁来抢救它们？谁来复制并保全它们？它们中的大多数终于有可能数码化吗？
……
问号太多了，先写上面这么些，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译制片时代”这个话题能够长久地被谈论下去，希望译制片时代的温润之声长在人间回响。
（苏秀著：《我的配音生涯》，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一版。本文写于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