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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广西金田起事后，一路披靡，横扫江南，在攻克江宁后一度达到鼎盛。但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残酷的权力争斗，即著名的“天京事变”。经此一劫，太平天国内部元气大伤，从此走上了盛极而衰的下坡路。 在太平天国后期，靠洪秀全新提拔的两位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的勉力支撑，短暂地延续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气运。 然而，随着陈玉成兵败被俘，李秀成独木难支。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后，安庆、苏州、常州等城市相继被清军攻陷。势力一度横跨江南的太平天国，只剩下了天京一座孤城。 从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曾国藩便开始着手部署攻克天京的行动，并将这一重任交给了他弟弟曾国荃。经过两年多的围城战，于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部引爆事先埋在天京城下的万斤炸药，一举突破城墙，攻克了天京。 当攻克天京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人都为结束了这场历时十余年的战争而振奋不已，尤其是对清政府而言，终于除掉了太平天国这一心腹大患。为此，清廷厚赏了居首功的曾国藩，以及参战的湘淮军各部。 然而，这种削平大难的兴奋感没有持续多久，曾国藩随后上的一道奏折，让清廷又陷入了忧虑之中：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预计之外。目下筹办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巨，如抚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皆善后之大端。其余百绪繁兴，左支右绌，欣喜之余，翻增焦灼。” 曾国藩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一直以来，大家都传言在天京城内，洪秀全搜刮来了无数的金银财宝。清政府本来的打算是，等攻克天京后，用这些钱来进行战争的善后事宜。但曾国藩却报告说天王府里不仅没有宝藏，甚至是“全无货财”。所以克复天京的欣喜之余，同时也倍感焦灼了。 对于曾国藩的报告，朝廷中信者有之，不信者亦有之。了解曾国藩为人的人，相信他不会为贪图富贵冒这种杀头的风险；但老九曾国荃在打仗中发了大财，却也是有目共睹的。 不管真相如何，既然曾国藩说没有宝藏，那清廷也只好认同他的说法，并将他勉励了一番： “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惟帑藏空虚，兵饷匮竭，而善后应办之事尚多，应如何筹策万全之处，该大臣仍当悉心经画。” 然而，让清廷最为戒惧的，倒不是天京城里没有财宝，而是此时不但湘军实力雄厚，难以制约，而且曾国藩的一些做法，也让人捉摸不透。 首先，攻克天京一事，曾氏兄弟虽为首功，但这一仗本来能更早打完。朝廷在几个月前已经下令，让苏州的李鸿章移师助剿。但由于曾国荃想独占首功，李鸿章也不想分老师曾国藩的功劳，所以将战事拖延了几个月。湘淮两军如此同气连枝，最容易引起清廷的警惕。 其次，对太平天国“逆犯”的处理，清廷给曾国藩下了很明确的命令：将洪秀全掘尸枭首，并将其“传首东南”，震慑太平天国残余势力；对捕获的忠王李秀成和勇王洪仁达，则押解至北京审问。对这两个命令，曾国藩都违反了。曾国藩不但擅自把洪秀全遗体焚毁，将李秀成和洪仁达二人处死，连李秀成的供词，都是篡改过才送至北京的。 再加上中外纷传的天京宝藏，曾国藩却说宝藏的影子都没见到，不得不让人怀疑，曾国藩私吞宝库，拥兵自立的传闻，是否为空穴来风。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确实没有自立的想法，但清廷对他却不得不防。因此，在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后，清政府便马上以缺钱为借口，命令湘军裁撤兵勇，“先汰老弱，而以精壮各军，分赴江楚。俟江楚一律肃清，再议裁撤归农。”并转过来扶持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左宗棠的楚军势力，让各方相互制衡，防止湘军一家独大。 曾国藩是个十分懂得急流勇退的人，知道朝廷的意图后，不但主动裁撤湘军，对平定太平天国的大功劳，也丝毫不敢居功，表现得非常低调。 在当时，同治皇帝（实际掌权者为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委任地方大员之前，都要先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一律表示不敢插手，说“疆臣既专征伐，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外重内轻之渐，不可不防。” 正因曾国藩这种粥粥若无能的态度，让清廷对他放下了心，没有落得许多功臣因功高震主惹来杀身之祸的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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