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祭扫时要摆放食物？

‍

‍扫墓的仪式重要吗？也许有人认为是繁文缛节，有人认为是封建迷信，但读过《Dyingto Eat：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Food, Death, and theAfterlife》，我们或许会明白，人们在扫墓时精心挑选的一瓜一果和小心翼翼倒上的一杯热茶，是对逝者翻腾涌动的思念最纤细的一个出口。

对我而言，这些仪式让扫墓不再是沮丧而无助的。我曾经有些抵触扫墓，因为面对亲人的悲伤我无能为力。直到某天，我发现自己对亲人缺席人生的遗憾覆盖了骤然失去他们时的痛苦。我开始思考如果他们还在，会是在哪里，过得怎么样，能不能看到我的成长。我突然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于是扫墓时的供品和纸钱也不再单单是思念的象征，而是承载了一些我美好的愿望，是让我与逝者保持一种动态关系的纽带。

 

小学三年级时，太姥爷去世。我对太姥爷没有太多的印象，告别仪式上，妈妈让我跪，我便跪了。大家都在哭，我也拼命挤眼睛。所有人都很悲伤，我却因为无法融入这悲伤而感到惶恐，并终于因为这恐惧哭了出来。

 

告别仪式结束后，我和亲戚们去了一个饭馆吃饭。大人们在聊天，气氛似乎很愉快。可他们刚才明明那么悲伤？我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大人们的情绪转变这么快，也不懂为什么在那么灰暗的告别仪式结束后，大家可以一起去吃饭？难道不应该是各回各家痛痛快快哭一场吗？

 

《Dying to Eat: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on Food, Death, and the Afterlife》回答了我的问题。这本书由肯塔基大学出版社出版，探讨了食物、死亡与仪式的关系。该书的编辑CandiK. Cann认为，当群体中有人过世时，食物帮助人们重新凝聚，人们在缺少逝者的新群体中重新构建社会关系。同时，食物作为一种物质媒介，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人们对社会身份的认同感。

 

 

‍‍ 换句话说，一起用餐时，分享食物模糊了个体的边界，人与人的关系在举杯交箸间变得更加紧密。聚餐让每个被死亡震慑的个体重拾对生活的信念，同喝一锅热汤的人们，也共同承担着死亡所带来的恐惧、悲伤与孤独。

 

在不同文化中，人们纪念亡者的活动往往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关怀式”的，即生者对死者的状态重新定义，而在这种新的定义中，生者以一种积极参与的方式维系与死者的关系。而另一种则是单纯的“纪念”，即逝者并不是生者重新定义的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

 

“关照式”的纪念活动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十分常见，这与我们的儒家和道教基因密不可分。在中国传统世界观中，气是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朱子语录《鬼神》篇中提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个气。自一身言之，我之气即祖先之气，亦只是一个气，所以才感必应”。朱熹的这段话解释了我们与祖先之间存在的气的联系，一方面是由气组成的身体，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共同的气而产生的情感共鸣。

 

气的连续性，让逝者在世人的生活中仍扮演着活跃的角色。《葬书》中写道，“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身体来自父母。当祖先的骸骨充满“气”时，他的子孙也会得到福佑。我们在祭扫时供奉的瓜果酒茶，或者逝者生前最喜爱的菜肴，都体现了活人与逝者的“交换关系”。一方面，通过供奉，我们保证会一直“照顾”逝者；同时，我们也相信通过供品而得到满足的逝者会从另一个世界照拂后辈。

 

“关照式”的纪念活动也印证着“持续纽带理论”，即在哀悼时，人们必须找寻一种能够延续生者和逝者关系的方式。在某些地方的葬礼上，人们通过使用逝者生前的食谱来维系生者与逝者的关系。学者JoshuaGraham认为，通过这些食谱，那些已经逝去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依旧扮演着角色。而当人们不再将这些承载特殊记忆的食物带到葬礼上时，那么逝者将面临社会性死亡，即逝者在世人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回忆点。

  

我们害怕被遗忘。我们深知生命之须臾，便创造了种种仪式，试图抵抗岁月对记忆的吞噬，在后世留下模糊的影子。

 

以前和家里去扫墓时，我看着还在上二年级的表弟按照大人的要求擦墓碑，摆祭果，总觉得他未必懂得这些行为的意义。但“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责任中，年轻人感受道德责任，年长者获得尊重，逝者在他子孙心中永存，而初生的婴孩接受新的使命。就这样，一个人便能与他的家族同存，从短暂的生命中寻得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