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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其中近代华北城市研究，日渐成为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近代华北城市史，特别是中小城市、小城镇及市镇的研究取得诸多新成就。 大城市研究视角与范式的转换 近代华北区域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共有4个：北京、天津、青岛和济南。新世纪以来关于近代北京城市史的研究，一方面延续原有“近代化”视角，如有学者分别从人口、粮食、公园、审计、书业、卫生等多个维度展示北京城市的近代化历程；另一方面，从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角度展开成为一种新趋势。 研究视角与范式转换既带动了理论方法的创新，又拓展了论题范围：在经济史方面，有研究者探讨近代北京传统银钱组织的变迁，也有研究者分析近代北京商业店铺中的人力股制度；在社会史方面，研究者除对在北京的外国人以及人力车夫、警察、乞丐等社会阶层、商会等社会组织展开研究外，还对慈善救济用力甚多，另外，关于北京公共卫生研究成果的出现，则彰显了新近兴起的医疗社会史的影响力；在文化史方面，有研究者从城市角色、市民认知与文化存废这一视角对1912—1937年北京城墙变迁进行研究，也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婚俗变迁来考察城市空间的演变。 新世纪天津城市史研究的新成就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城市社会史研究领域，特别是关于天津商会、慈善救济、城市阶层及租界和在天津的外国人等论题上成果突出，有多部专著出版，而在性别史研究日渐兴起的背景下，近代天津女性研究也令人耳目一新。第二，有关金融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构成城市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三，天津城市史的研究视域不再局限于天津城市本身，而是置于华北、全国乃至国际视野之下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诸如天津在华北区域社会经济及城市系统中的地位、近代天津的对外贸易，及天津与上海的关系等关乎区域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宏观问题。第四，在研究中大力借鉴新的理论方法与框架，如有学者借鉴“新社会史”的研究理路，从空间角度对天津城市社会的演变、公共交通、租界等进行初步探索；还有学者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关理论，尝试提出诸如商会网络运行机制等新概念，均有助于天津城市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与北京、天津等传统大城市相比，青岛崛起较晚，是由渔村成长起来的城市，在城市辖区内出现了城市与乡村长期并立的独特现象。这种现象使青岛的城乡关系问题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不少研究围绕着青岛的乡村建设模式、德占青岛时期的乡村政策及其影响等问题展开。清末民初时，青岛从一个渔村迅速成长为知名的大城市，港口、铁路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决定性的，因此港口、铁路与青岛城市变动之间的关系自然也被学者纳入研究范围。 与前三个城市相比，学界对济南的关注相对较少。作为胶济、津浦两条铁路交会之地，其因交通发展和开埠通商而走向近代化的发展模式也具有一定代表性。既有的研究也恰恰集中于从铁路与济南城市变迁、开埠与济南城市社会变迁这两个角度展开。 中小城市研究的新成就 若以人口10万以上为划分界限，则近代华北区域的中小城市有石家庄、唐山、保定、张家口、秦皇岛、郑州、周村等20余个。学界近十年来对此类城市的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 第一，着力对石家庄、郑州、唐山、烟台等新兴交通枢纽城市、工矿业城市、港口城市进行单体城市的研究。其中，石家庄以内陆新兴的铁路枢纽城市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着力于探讨铁路与石家庄城市崛起之间的关系，并从铁路与石家庄工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及分布、街市扩充及分布等方面对城市的历史进行论述，而这种研究思路为此后诸多相关成果所沿用。此外，还应提及的是关于近代周村城市发展史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周村的研究一度较为兴盛，甚至专门召开了“周村开埠与山东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但进入新世纪后，却仅有少数论文发表，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大部分中小城市中存留至今的史料远不如大城市丰富。受资料限制，研究者多从特定角度，选取若干具有共性的城市进行区域性研究，如有研究者从自开商埠的角度，探讨周村、潍县（今潍坊）等城市建设与市民观念的变迁；也有研究者从铁路与城市发展角度，对石家庄、唐山、集宁（平地泉）、太原、大同、阳泉等城市工商业发展、人口增长、街市扩充及其与铁路运输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有研究者将上述城市置于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视角下进行研究，将其划分为自开商埠城市、工矿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传统省会城市等，且将其与大城市和小城镇合为一体，并对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华北城镇发展的阶段及特征进行总结。此研究得出的若干结论，特别是其所附的各类城市在不同时期的人口数量表，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小城镇研究的新动向 据学者统计，近代华北区域人口2万—5万的小城镇有20多个，若将规模较大的集镇或市镇计入其中，则数量更大。然而，与江南市镇研究的深入开展相比，近代华北市镇的研究极为薄弱。直到近年来始有复苏的迹象，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其一，延续了此前关于近代华北集市和集镇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探讨集市的数量、规模、集期、功能及集市圈，并未将研究目标直指市镇，但由于近代华北绝大多数市（镇）均设有集市，因此亦被纳入相关研究之中。 其二，以铁路与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变迁这一论题的提出为契机，相继进行的关于铁路与华北内陆新兴工商业市镇的发展、传统市镇的兴衰、市镇形态演变以及铁路沿线市镇商会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近代华北小城镇研究的深化。 其三，集市（镇）与大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渐得到关注，如近年出现的以天津城市与周边集市（镇）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例进行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上述动向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在于均是从某角度对小城镇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特别是将小城镇与大城市、中小城市合并为一体进行研究，无疑将有助于近代华北城镇体系研究的开展。 在取得以上诸多进展的同时，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近代华北城镇史的研究亦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研究偏少的局面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二是关于城市与城市关系的研究尚不够丰富；三是关于大城市与区域发展间关系的研究尚有待加强；四是关于近代华北城镇与城镇之间、华北城镇与其他地区城镇之间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五是在史料运用上过于依赖时人编写的中文社会调查资料，对日文调查资料和档案材料的开发利用尚不够重视。 基于以上成就和不足，今后有关近代华北城镇史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研究视角的选取，力求做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注重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力度，努力开展不同类型城镇间的比较性研究；注重对城镇与城镇之间关系的研究，积极开展城镇与区域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注重对档案材料，特别是散藏于各市县档案馆中的关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零星档案材料的发掘和利用，为将来进一步宏观地总结近代华北城镇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3日 第A05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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