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关系』治疗实务　第4章

第4章

第一阶段:允诺参与

治疗关系：改变的基础

 

投射性认同是早期客体关系的残留物，在人际关系中它以困扰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使用投射性认同的个体在生命的早期便懂得:要留在关系中，他们自己就要是依赖的、控制的、性感的或迎合的。决定以这些方式来行事，或许并不完全是理性的，但是人们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学到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建立在理性或逻辑的基础之上。通常在生命早期形成的客体关系模式更多的是受到情绪因素而不是智力因素的影响。

 

但是，使用投射性认同还存在另外一种动机，这是一种更为乐观的动机，因为它涉及了心理治疗。虽然不可否认投射性认同是病理的，但是它们也代表了一种试图修正关系缺陷的努力。个体早年病理性客体关系的重演，构成了要颠覆早期童年坏结局的努力。通过把投射性认同作为建构关系的一种方式，个体渴望最终获得一种'好的'结局。他们希望知道那些与他们关系最亲密的人之所以爱他们，是因为他们本身，而不是因为他们满足了一些特定的需要。

 

正是这些隐秘的愿望使得人们接受了治疗，并且尽管遭遇挫折和失望，他们仍然停留在治疗中。从表面层次看来，人们接受治疗是要处理惊恐发作、破裂的婚姻和其他让其不快的情绪带给他们的困扰。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要接受治疗，他们会回答'为了感觉更好一些'。但在从更为深层的原因上看，他们希望可以在心理上被其他人'拥有'，与他人建立联系不需要感到妥协。不幸的是，他们所知道的获得一些表面的虚幻联系的途径就是通过使用投射性认同。如同一位个案说的：'我知道，在我心里有一种更好的方式，但是我不相信它。'

 

客体关系心理治疗构成了一种方式，可以面对这种投射的模式并且改变个案的感受。治疗师借着使用治疗关系作为个案关系病理出现的阶段性基础，从而面质存在于个案投射性认同之内的元信息传递，并以一种相反的，也就是治疗的态度来做出反应。在治疗的过程中，个案或许可以获得对当前的客体关系更好的理解，甚至可以获得对过去客体关系的领悟。但是这种理解只是附带现象。由于它是在客体关系的框架中构思出来的，所以它几乎与改变的实质没什么关系。相反，正是治疗师与个案关系中的具体变化才是任何持久改变得以发生的原因。

 

在客体关系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与个案关系被看成是一种独特的客体关系。而使这关系显得尤为独特的是，参与者之一自愿地使自己进入一种关系中，他知道自己在这种关系中会成为投射性认同的目标。治疗师进入这种关系中，明白他与个案的互动迟早会表现出操控性。通过创造出一种有可能会发生投射性认同的人际环境，治疗师创造出了在'此时此刻'处理投射性认同的机会。

 

马林和果斯坦主张，治疗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改变投射性认同来修正个案的内在客体世界。奥格登的一段陈述可以反映出这种观念:

 

对个案来说，治疗的本质在于治疗师接收个案投射的能力，使用他本身更为成熟的人格系统来加工这种投射，然后是消化了的投射通过治疗性互动再次得以内化。

 

为使这一点得以发生，治疗师必须确保投射性认同浮出表面，并成为治疗关系的一部分。

 

一旦投射性认同成为关系的一部分，治疗师就可以以一种非常不同于个案已经习惯的方式来做出反应。这就使得治疗关系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关系。大多与个案发生互动的人，尤其是那些与个案有着长期密切关系的人，最终都会变得愤怒、抑郁或沮丧。一些人甚至因为对此关系彻底失望而离开。而客体关系治疗师不会这样。正是由于治疗师对个案投射性认同不同于一般人的反应以及他对治疗过程的责任，使得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具有了独特的特性。

 

从实践看来，这意味着从事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的治疗师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对个案投射性认同的反应来推进治疗的过程。这些反应是有关个案病理的准确特性的信息来源，也是治疗性干预的基础。因此在客体关系心理治疗中，'解释'更可能涉及的是对个案的操控的分析，而不是对发生在过去的某些事情的分析。通过积极地面质个案，并拒绝顺应个案的投射性认同，治疗师便利用关系来改变个案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惯常方式，而这种方式是自我挫败的。

 

前面是对一个显然是敏感且又复杂的过程的简要论述。构成治疗的实质的干预包含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涉及的内容包括引出投射性认同、面质投射性认同以及重新建构发生投射性认同的关系。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被称为'允诺参与' (engagement) ，目的是努力让个案在情绪上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治疗过程中。

 

如何使个案允诺参与

 

接受治疗的大多数个案对于他们正在从事的事情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他们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心理治疗或作为导致变化产生的不同干预的心理治疗所知甚少。大多数人来寻求治疗仅仅是要寻找一种缓解他们痛苦的方式。他们希望感觉不那么焦虑，不那么抑郁，不再容易被生活中的变迁盛衰所击垮。作为回报，他们愿意牺牲一些时间，花一些钱，甚至可能愿意放弃一些他们的生活方式。

 

很少有个案是带着要对他们的人格进行根本改变的想法来接受治疗的。只是偶尔会有个案暗示他们对改变长久存在的行为模式有兴趣。甚至是那些诚恳希望发生改变的个案也很少会意识到这种改变实际上可能会招致更大的痛苦和不适。大多数个案对待心理治疗的方式与他们对待家庭医生的方式有很大相似之处。他们知道某些地方出了问题，他们希望吃点药物来让他们感觉好一些。药量越小，他们就越高兴。

 

但是心理治疗不同于医学治疗。这当中没有药物，没有可以解决导致人们前来接受治疗的不同问题的'神奇子弹'。尽管有可以抑制焦虑和缓解抑郁的药物治疗，但是没有药物可以将令人沮丧且不满意的关系改变成令人满足且有建设性的关系。事实是，治疗尤其是处理困扰的客体关系的治疗，可能是一段艰难的过程。

 

在治疗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解释给个案听。这通常对治疗师的好处要多于对个案的好处。甚至是那些明自治疗会让自己面临困难的选择和艰难的时光的个案也并不真正明白这在经历上意味着什么。明白治疗是什么是一回事，真正去体验治疗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此，很多个案在治疗开始不久就开始担心他们把自己陷入了某种可怕情境之中。他们对发生的一切都感到不舒服，并且怀疑他们接受治疗的决定是否正确。他们常常会发现自己比治疗刚开始时更加焦虑。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的允诺参与阶段便是要处理个案感受到的不舒适，确保个案继续接受治疗。

 

治疗师通过将彼此疏远的一种职业化的关系转变成含有关心、承诺和参与等成分的关系而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能设想个案仅仅是因为受到伤害或者是因为治疗师有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证书而继续留在治疗中。个案需要感受到治疗师可以满足他们的一些客体关系的需要，即使这些需要的精确本质仍是模糊不清且尚未界定的。如果对治疗师的能力没有足够的信任，他们将会结束治疗，或者是在治疗性互动中保持非参与者的角色。

 

甚至个案常常在治疗刚开始有机会起步前便决定结束治疗。这种情况通常治疗师接到一个电话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显示个案已经决定去尝试其他的一些方法。或者有时候，信息透露出个案觉得自己好多了，因此他决定不再需要治疗了。这样的信息很少是个案的真心话。虽然生活环境有时会发生很大变化，但他们'那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个案在治疗的初期阶段便离开治疗的原因，是治疗师未能成功地使个案允诺参与进治疗性关系中。治疗师说的话和问的问题都是在假定关系己经存在的前提之下的。既然关系并不存在，个案便开始怀疑他们是否陷入太深无法自拔。个案通常在治疗开始的一到两次会谈之后便结束了。

 

治疗联结与过早结束

 

过早结束是遍及整个治疗过程的一个普遍问题，尤其是在治疗的早期阶段更是如此。初入行的治疗师常抱怨的问题之一是他们的个案无法规律地进入到治疗过程中来，或是治疗还没开始便终止了治疗。仔细观察治疗早期阶段发生的事情，便会发现其原因是治疗师试图过早地做过多的事情。在个案还没做好准备之前便给个案提建议或做解释，而没有集中精力使个案允诺参与到治疗中来。

 

在被我督导的一位名叫劳瑞的临床治疗师的工作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当时劳瑞刚刚开始接待一位感情出问题的个案。虽然很多个案接受治疗是因为他们变得极度缺乏罗曼蒂克的爱情，但这位个案并非受缺乏罗曼蒂克的爱情，而是因为太多了。他告诉治疗师，他同时与三个女人约会，并与其中的两位女性认真交往，他希望治疗师帮他挑选出他应承担的义务的那一位。

 

个案处理其困境的方法的商业化把治疗师吓了一跳。个案对问题的描述显示出他并不真的为此感到忧伤。他将自己想像成唐璜(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风流贵族）似的人物，并且喜欢自己生活中有这么多女人这种想法。他的问题更像是后勤补给的问题，而非感情问题。

 

劳瑞将治疗的前两次会谈用于搜集个案的信息，并寻找他与生活中的女人互动的特性。通过个案对他与女友的交往方式的描述，劳瑞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热衷于自己的想法，又有点自恋，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是相当肤浅的。他的叙述常加入诸如此类的话:'我需要感受到这一点'以及'我需要拥有那个'。他的话常常是这样开始的: '我……，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并且是以他觉得他应该说、做或者是拥有的事情来结束的。他极少关注他的需要对其他人的影响。

 

他的自信心和对自己的确信很难被他人影响。个案的这种信心和自我确信感在第三次会谈的某个时候开始松懈。他在会谈时看起来很不高兴并且相当沮丧。治疗师给了他一些鼓励，他承认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他一直以来与之交往的一个女人因为另外一个男人离开了他。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突然大哭起来，并且开始啜泣。他接着说这件事的发生对他的打击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想过要自杀。他仍然担心他会伤害自己，并且不确定自己还可能做出什么来。

 

所有这一切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很明显劳瑞被这一幕震往了。但在我看来，这是伪装的。我从一面单向镜子的后面观察治疗过程，个案的泪水根本不能令人信服。当他'啜泣'的时候，他会反复偷偷地看劳瑞，看她是如何反应的。在一次会谈中，个案是一个冷静的人，在他的人际关系中是一个自我确信的人，而在下一次会谈中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两种情况不协调。有些事情看上去并不是真实的。

 

随着会谈的进行，劳瑞变得越来越不自在，且对于自己要说什么和要做什么显得有点茫然。她给出了一个解释作为回应，她对个案说，他女友的离去被他体验为一种失败，而这一事件非常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男子气概。个案坐直了身子，振作了起来，在剩下的时间里平静地谈论了这一周在他的工作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实际上暗示了治疗的结束。令劳瑞惊惶失措的是，个案没有在下一次的会谈时间内出现。等了一个星期之后，劳瑞试图通过电话联系他，但是他一直没回电话。几个星期后，劳瑞收到了一张短笺，个案在短笺上说谢谢她，并且告诉她他现在过得很好。虽然劳瑞和我都希望这是真的，但是我们都强烈地怀疑其真实性。

 

在稍后的督导过程中，我们两个讨论了在上一次会谈中发生的事情。劳瑞承认当个案说到自杀的时候，她变得非常害怕。她很自然地开始担心她会失去这个个案，并很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要说一些具有'治疗性'的话。她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她做的就是解释。并不是说她的解释不对，可能这个解释离目标也不远，但是解释在治疗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劳瑞完全使个案允诺参与治疗之前，也就是在出现一些治疗联结的迹象之前。

 

有必要在治疗初期使个案允诺参与，是有经验的治疗师都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此件事情的简单事实就是，没有个案，你就无法进行治疗。治疗师或许拥有最美好的意愿，并且专业水平很高，但是如果个案从关系中除了看到一个有着高级证书的专家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的话，他们参与治疗的最初动机很快便会消退。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个案通常不会关注他的兴趣为什么会消退。治疗师通常也不会热切地去探索终止的原因，而是归结为个案或者'没有为治疗做好准备'或者'缺乏心理领悟”。但是，有可能的是，过早结束可能与个案方面的因素，如个案的心理领悟或者是动机不足关系较少，而更多的是与治疗师未能在治疗初期建立'治疗联结'有关系。

 

治疗联结在治疗早期阶段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与治疗过程的后续阶段发生的事情有关系。个案即使能够克服治疗早期的恐惧和忧虑，但他们或许无法忍受治疗后期遇到的压力。如果要使客体关系心理治疗成功的话，个案将必须面对对他的投射性认同的挑战。由于这可能会极具挑战性，因此个案有时候便会想要离开治疗。心理病理和心理治疗的本性是这样的，变好的痛苦经常会比呆在病痛中的痛苦更痛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治疗的允诺参与阶段发生的事情便非常重要。

 

通常我们是如何使个案允诺参与的呢?治疗师如何建立治疗性联结?客体关系治疗师通过超越当前存在的问题，通过改变任何即刻出现的'要做一些事情'的倾向，通过对构成个案生活的任何微小的细节显示兴趣而做到了这一点。他们靠什么生活?谁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最近遇到了怎样的挫折?但是'获取事实'并不如在获取事实的过程中人们维持的态度重要。治疗不是渔网，治疗师也不是捕鱼者。信息的获取必须伴随着小心，并且要关注它所起到的允诺参与的功能。完成这一点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情绪联结'(emotionallinking) 。

 

情绪联结

 

情绪联结指的是用来传递共情性理解的多种技术。这些技术源于来访者的治疗过程。通过这些技术，治疗师可以与个案交流，告诉个案他们的感受是被治疗师所分享并理解的。治疗师做到这一点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对个案语言中所包含的情绪信息(通常是非语言性的信息)做出反应。

 

有许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如果个案说他避免看那些带有暴力倾向的电视剧或电影的话，治疗师可以如此来回应: '看起来身体暴力使你感觉非常焦虑。”再例如，如果个案暗示他在工作中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说话或与同事相处的话，治疗师或许可以说：'不能信任那些跟你一起工作的人，通常是令人非常沮丧的。'通过采取事实性的报告('我不喜欢某种电影'，“我在工作中不得不小心谨慎'等)并指明在这些话语中包含的情感信息，治疗师便为情绪联结建立了共情性的基础。利用情绪联结可以产生诸如此类的干预:

 

'当你谈论关于……时，会让你感到快乐。'

'无论何时涉及……的话题时，你看起来都不快乐。”

'你对……是真的感到恼怒。”

'…令你感到尴尬。'

 

诸如这样的一些对话通过将大部分是事实的对话转换成适当的情感对话而培育了治疗联结。

 

推动这一阶段的目标得以实现的另外一种方法是让个案知道你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客体关系有缺陷的个体常常带着诸如爱情失意、工作受挫、学业无成和在生活的其他重要领域中遭遇失败之类的一些故事进入治疗。对一个相对机敏的治疗师来说，要从个案的叙述中挑选出他的自我挫败的方式和做事情的一些不适应的模式是很容易的。要对这些加以评论就更加容易了。但在治疗的这个阶段，将这些保留在自己心中，不要过于急切地做解释和自我启示则是更加明智的。

 

这在夫妻治疗中尤为重要，接受治疗的夫妻中的任何一方，常常都倾向于证明另一方是有过错的。对夫妻的治疗工作显示，当夫妻中的任一方前来接受治疗时，表面上是'要挽救婚姻'，实际上每个人更感兴趣的是要证明他或她是受伤害的一方。夫妻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被虐待的，并且认为对一直以来发生事情的没有偏见的'真实的'叙述会证实他们的故事。当然，他们每一方都期望治疗师成为事实的公证者。但是婚姻包含了不同的事实，每一个事实都有它自己的合理性。治疗师正是要与这两种事实: 一个是丈夫的，另一个是妻子的来合作。

 

因此，在婚姻治疗的早期阶段，我会要求丈夫和妻子各自叙述他们为婚姻付出的东西，当婚姻出现问题时，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当他们诉说他们的故事时，我会让他们尝试着建立一个共情联结。我会鼓励丈夫讲述'他的故事'，他讲完之后，我常常会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 '在办公室工作一天一定很辛苦。回到家里不必紧接着应付妻子和孩子一定很愉快。'

 

对于妻子，我使用了相似的方法。我可能会这样对她说: “不得不处理好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并且在一天结束时，还要不得不面对家务活和一大堆吵吵闹闹的孩子，这一定很痛苦。我打赌，你希望有一天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你的丈夫，自己舒舒服服地洗一个热水澡。'通过陆续使丈夫和妻子允诺参与进来，我试图把参与者与我共情性地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应对后续的问题。

 

除了共情性的回应外（情绪联结)，还有其他一些有效的方式来使个案允诺参与。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幽默甚至是'非理性'的行为来达到目的。有一位个案的治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位个案由于严重的抑郁和强烈的自杀倾向而被转介来接受治疗。

 

个案名叫伊莎贝尔，她过去一直接受另一位治疗师的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她变得抑郁且想自杀。她的治疗师相对来说没有多少经验，因此便把她转介给了当地一位同意以急诊方式来接待伊莎贝尔的精神科医师。这位医师诊断伊莎贝尔患有'重症(单向)抑郁'，并且开始给她进行抗抑郁药物治疗。观察两个半星期之后，未见伊莎贝尔有明显改善，他决定将她收治入院治疗。

 

附近地区惟一一所设有精神科病房的医院当时精神科没有病床，于是伊莎贝尔至少还得再等三个星期才能住院。精神科主任建议她去另一家医院试一试，但是伊莎贝尔还有三个小孩，她不想离孩子太远。因此她拒绝离开本地，决定继续等。负责照顾她的精神科医师对此安排感觉有点不安。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同意在伊莎贝尔可以住院之前负责'照看'她。我同意了，并在此情况下开始了与伊莎贝尔一周两次的会谈。

 

第一次见到伊莎贝尔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不仅是因为她脸色非常苍白，而且她看上去非常瘦弱。她的衣服套在她的骨架一般的身上就像一件寿衣，看上去好像要大两三码。显然她不怎么吃饭，并且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她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她的抑郁非常严重，只能小声说话，很难提高音调。另外，她的头总是垂在一边，好像没有力气将它抬起。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位精神科医师会担心没有人照顾她了。

 

在会谈过程中，伊莎贝尔谈到了一些导致她的现状的情况。主要的原因是她的丈夫连一句再见都没说，联系方式也没留就离开了她。伊莎贝尔说，有一天早上她醒来便发现厨房餐桌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他己经受够了，所以现在要离开了。虽然这些年来，他们的婚姻一直在走下坡路，但她还是完全被他的突然离去给吓坏了。

 

伊莎贝尔认为，只要她与丈夫谈谈，她就可以解决这些事情。纸条上说他会很快回来收拾他的东西，并向孩子们解释他为何离去。但是他再也没有回来，她不得不一个人既要应对丈夫的离去，还被迫要应对孩子们的疑问和困惑。

 

在第一次会谈过程中，很显然伊移贝尔存在严重的自杀倾向。她不但一直在自我贬低(对于她丈夫的离去，她责怪自己，并且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而且她还持续说一些类似自杀的话语。在会谈的过程中，她反复地说'我不知道是否值得走下去'，她说她是每个人的负担，如果她不在了的话，每个人，包括她的家人，都会过得更幸福。

 

在会谈快结束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是否在考虑自杀。她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点了点头。我提醒她注意，如果她自杀的话，她的孩子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我对她的母性感觉的呼唤不是很成功。'如果我不在了的话，他们可能会过得更好。'她说，”我不是一个好母亲，如果有一个人照顾他们比我能做到的更好，他们会过得更好的。'很明显，我不能继续与她进行理性的争论。

 

我决定尝试一个不同的方法。在会谈要结束时，我对她说:”我一直在仔细思考你的事情，如果你想要自杀的话，我不愿意再见到你了。'

 

伊莎贝尔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喃喃地说:”什么? ”

 

我告诉她说:'是这样的。你很抑郁，并且你看起来一团糟，但是尽管这样，我有些喜欢你。'我等了一会，以便让她把这些话听到并理解，然后我继续说:'问题是，如果我一直与你一起工作，我可能会更加喜欢你。那么，如果你去了，我就会是那个抑郁的人了。”

 

我继续告诉伊莎贝尔，我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真的不想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之上再加上抑郁。如果她真的打算自杀，我们或许倒不如就此停止。

 

伊莎贝尔盯着我看了一会，面部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过了一会，她说:'你知道么，你有一点疯狂。'并且，第一次，一丝浅浅的微笑掠过她的嘴角。在剩下的会谈时间里，我们谈到了我对她的责任，以及她对我的责任。最后她问我下次何时见面，便结束了这一小时的会谈。当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她对我说：“不要担心，我不会自杀的。'

 

她的确没有，但是她也不能呆在医院外面。她的抑郁实在是太严重了，并且造成她抑郁的状况也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使她呆在医院外面也不是我同意约定接待她的原因。我的目的是使她足够允诺参与，从而不再伤害自己，并且为摆在前面的问题——应对她的孩子们以及即将与孩子们的分离做好准备。伊莎贝尔在我们上一次的会谈中对我说:'你是惟一一个使我笑的人。'在治疗开始的时候，有时候这样就足够了。

 

允诺参与，由于是建立在相对来说是陌生人之间建立联结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很少是简单易行的。这一点在对儿童的治疗工作中尤为真实。大多数前来接受治疗的儿童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来，而是被强迫着来的。他们或触犯了法律，或在学校中的表现令人失望，或是使他们父母的耐心消失殆尽。他们不像成人那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接受治疗，将治疗看成是寻求答案的合理场所，儿童接受治疗只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因此很多儿童极力抵抗治疗师在允诺参与阶段付出的努力就不足为怪了。

 

一位由于强迫行为而接受我的治疗的儿童甚至拒绝与我说话。个案名叫马克，是一位衣着得体，较为吸引人的1 2 岁少年。他在学校里的表现令人担忧，学习成绩远落后于他人，因此他被转介到我这里来接受治疗。学校记录显示他相当聪明，但他不太好交际。老师们说他对自己的课堂作业非常焦虑，常常花费过多的时间用来准备课堂作业，如写一篇小短文。

 

他的父母诉说了他在家中的类似问题。他们说，即便是非常简单的家庭作业，他也会花好几个小时来复习。他们描述他是一个非常尽责的孩子，并且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孩'。但是，他们对马克行为的描述显示了马克的'好'来源于他过度顺从的行为;或许将他描述成一个非常顺从的孩子更为合适。

 

毫无疑问，对治疗师来说主要的挫折就是遇到一个拒绝说话的个案。治疗缄默不语的精神分裂症个案或自闭症儿童时，你可以不必期待有意义的对话。甚至有人会怀疑治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语言对话，至少在自闭症的例子中是这样。但是如果知道一个个案是可以说话的，甚至能够非常流利地使用语言，却利用语言或者语言的缺失作为回避允诺参与的手段，这就尤为令人恼火了。

 

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使马克参与谈话的努力还是毫无效果。我试图说服马克，让他相信与我打交道将有助于改善他与其他与他有关的人之间的关系。我告诉他，我们所谈论的任何事情都会被高度保密。我告诉他，我们越早进入主题，他就可以越早不必来这里。我甚至试图说一些笑话，但所有这些都没有用。每一个试图使马克允诺参与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

 

在过程的某个阶段，我决定尝试某种棋盘游戏。当我拿出棋盘，并小心翼翼地摆好棋子时，马克不屑地看着我，我并没有做进一步的独白。但当我从柜子里取出一盘棋时，我的确注意到马克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在那次会谈的剩余时间里，以及下一次会谈中，马克拒绝做任何事情，只是坐在我的对面，盯着棋子看。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谈中，他还是移动了一枚小兵。

 

象棋成为马克和我彼此之间互动的媒介。我很难准确地回忆起我们花费了多少次会谈的时间默默地或近乎沉默地在一起下棋，但至少也有四五次。在这段时间里马克仅有的两句话是'将军'和'将死'，后一句话出现在我们的第五次会谈中，而他最终赢了这盘棋。他显然很高兴能够打败我，但是看起来有些担忧的样子。

 

我鼓励马克与我分享有关打败我的想法以及他所体验到的感受。受到鼓励后，马克开始谈论'胜利'以及做得比成年人好时他的感受。在治疗的过程中，有关做得好，被他人接纳以及自我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成了我们讨论的焦点。有趣的是，我们继续在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里下棋，因此治疗的主体是发生在棋盘之上的。

 

在思考与马克的早期会谈时，我回忆起自己有些时候有些不耐烦。我希望马克开始'谈论他的问题'，并倾向于将我们下棋视为消磨时间。而在回顾时，我却将下棋的时间看成是利用的很好的时间。下棋是我所知道的惟一可以便马克允诺参与的方式，并因此是治疗过程的关键部分。

 

和我一起工作的学生们常常急切地想要结束治疗的早期阶段而进入'真正的临床工作'。治疗师需要积累一些经验，并且有时会失去一些个案之后才能够深信使个案允诺参与本身就是临床工作。允诺参与是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要想使后期干预有效的话，便需要成功地与个案协商达成允诺参与。

 

建议和忠告

 

除了情绪联结之外，提供建议和忠告也可以用来培育允诺参与。个案时常将治疗师看成是关于如何解决困境的有价值的信息来源。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现实的知觉。当涉及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治疗师并不总是比个案明智。尽管如此，由于治疗师在情绪上并没有卷入个案的困境之中，因此治疗师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事情，并且有时候会说出一两句智慧的话语。这一点在下面的个案研究中可见一斑。

 

伊都阿豆是一位成功的电气承包商，他因一场痛苦的离婚所导致的遗留问题而接受治疗。他成功地再婚，但是他担心他对前妻仍怀有的那股愤怒之情会充溢在目前的婚姻中。并且他与他前妻所生的处于青少年期的儿子维克多之间的相处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围绕着这个男孩的来访，以及他的来访给伊都阿豆的新家庭带来的麻烦。

 

伊都阿豆的前妻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离伊都阿豆现在居住的地方大约有250 英里。她获得了对维克多的监护权，但附带条件是维克多可以在暑假以及学校假期期间去拜访他的父亲。虽然这需要坐长途巴士，但男孩仍非常渴望见到他的父亲，这个安排最初进行得似乎很顺利。

 

问题在于维克多与他的继母之间的关系并不很好。维克多常常会将继母照顾他父亲的方式与他亲生母亲过去一直照顾父亲的方式加以对比，并提出一些唐突的，通常是批评性的评论。他的评论会采用'当爸爸还住在家里时……'这样的方式，并常常为继母染上负面的色彩。伊都阿豆并没有与维克多面质这些评论，他怀疑这些评论反映了维克多在家里听到的他母亲说的一些事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伊都阿豆对维克多的来访越来越感到有矛盾冲突。他的新妻子虽然还能容忍，但也因为这个男孩的行为而越来越难过。伊都阿豆与维克多的谈话没有多少进展，每一次即将到来的来访都会让伊都阿豆感到越来越担忧。伊都阿豆并不想阻止儿子的来访，但是他感到儿子的来访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紧张空气。

 

在一次早期会谈的时候，我向伊都阿豆提供了一种替代的来访方法，这种方法或许会帮助除掉威胁影响他们在一起的因素。我建议伊都阿豆和维克多是否可以在另一个地方相见，这个地方处于男孩的家和伊都阿豆与新婚妻子居住的地方之间。这样会减少维克多在路上的时间，虽然这会要求伊都阿豆花费2 到3 个小时的搭车时间。

 

我建议伊都阿豆在周末时租住一个旅馆房间，与维克多一起在外面用餐，晚上一起去看一场篮球比赛或是一场电影，白天可以一起去旅游观光，或者是做一些两个人都喜欢做的事情。尽管这种安排并没有解决漫长的暑假来访的问题，但它至少减缓了一些婚姻压力，并且满足了伊都阿豆和维克多保持联系的要求。

 

伊都阿豆采纳了我的建议。他和维克多一起愉快地度过了周末，并将周末的后半部分时间用来热烈地讨论如何安排下次会面。伊都阿豆对于事情的转变感到非常高兴，并对我赞不绝口。我谢绝了他的赞美，因为即使我建议了这种安排，但使这安排获得成功则是他的功劳。不过，我还是对事情能够得到解决感到高兴，尤其是因为它加快了允诺参与的过程。

 

虽然通常情况下，提出建议和忠告似乎是无伤大雅的，但除非很小心，否则它们还是可能导致与预期相反的结果。有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完全合情合理的建议由于不慎碰触到了敏感的问题而导致了治疗关系的破裂。这建议涉及了改变家庭中的睡眠安排，而这个家庭中隐藏着涉及乱伦幻想的问题。除非治疗师相当确信他给出的建议是'安全的'，否则或许最好还是避免提供建议。

 

在治疗的初期阶段要遵守的一个普遍方针是，只有当建议相对无伤大雅，并且只有当建议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时，才能提供建议。尽管可以想像的到我对伊都阿豆的建议有可能会导致与预期相反的结果，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小。在这一阶段的目标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尽力使个案允诺参与到关系之中。

 

简而言之，个案需要感受到有一个人同情他们的困境，并且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他们需要感到他们能够拥有与一个人之间的支持性的关系，这个人可以帮助他们应对生活的变迁和盛衰。同时他们又害怕存在于某种关系中。他们相信，关系天生就是危险的，并最终会导致拒绝甚至是抛弃。因此，大多数个案带着一些矛盾的情感进入治疗关系中便不令人奇怪了。

 

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的允诺参与阶段就是用来克服这种矛盾情感的。它的目的是确保个案在治疗早期便停留在关系中，并确保建立一种关系基础，为后期的治疗服务。允诺参与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实现，取决于治疗师的灵活性。只要能够将个案治疗性地与治疗师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使用诸如支持、幽默、共情性联结以及其他'技术'。

 

在第2 章罗伊的个案中，允诺参与包括一些诸如给这个男孩借以表达他自己的方式的简单方法。我们可以回忆起，在对罗伊的治疗中，使用了绘画来突出治疗不同阶段出现的重要关系议题。举例来说，他画的那幅即将离开月球的太空船的图画，是在治疗的最后阶段画的，在这个阶段，结束和分离的议题很显著。它触及了与抛弃有关的客体关系议题，而这一议题是我们两个在治疗可以结束之前都必须面对的。如果没有这幅画，我们在这一水平上产生互动的机会或许不会出现。

 

罗伊能够画出这些图画，依赖于他是否能够获得蜡笔和颜料。在治疗早期阶段给他蜡笔这一简单行为便构成了允诺参与过程的一部分。它表明我对他是有信心的。随后发生的治疗联结使我可以让他在客体关系水平上允诺参与，并发生了改变，我怀疑如果没有让他允诺参与，罗伊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治疗的允诺参与阶段接近完成的一个迹象是，个案说他们期盼治疗性会谈的到来。这与治疗的最初几次会谈有显著差别，在最初几次会谈中，个案常常怀疑他们将自己陷入的情景，甚至为此疑虑重重。他们并不是非常想要接受治疗，如果不是实在太痛苦的话，他们是不会接受治疗的。治疗至多不过像是鱼肝油，人们吞下了它，但却带着一些勉强。

 

但如果治疗的允诺参与阶段成功的话，则个案的精神面貌会焕然一新，并且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治疗。个案会说他们感觉好多了，与他人的互动也得到了改善，生活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灰暗了。不论这些是否是错觉或是短暂存在的，重要的是治疗联结已经建立了，并且治疗师已经开始被纳入了个案的内在客体世界中。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治疗师就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认为己经成功完成了允诺参与阶段，并且治疗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一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