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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是村上春树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著名感言。在今天世界和中国的转型中，在令人愤怒的社会事件中，当所有的弱者挺身维权，当沉默多年的呐喊开始在耳边响起，你选择站在谁那一边？ 在今天这篇长文里，单读作者王梆，通过在英国生活的经历，将现实感受与历史脉络紧密联系，在全球保守化的时代里，重新讲述英国工党崛起的故事，重新理解我们时代的不公与抗争：在这个雨雪飘摇的岛屿上，无论哪个时代，总有这么一群人，像《敦刻尔克》里那位平民船长一样，站在风刃与薄帆之间。 文 | 王梆 一 我穿上一条慈善店淘的二手牛仔裤，去剑桥市的“波特兰武装酒吧”看英国后朋乐队“The Pop Group”的演出。那是 2017 年早春的某个黄昏，迟迟不肯离去的冬天，像一个阴险固执的巨人，在漆黑的云端上，反复打磨着一把冰刀。粉丝们早已提前一个小时，聚集在舞台外围的天井里，呼吸着从天而降的冰渣。他们中有不少人生于六十年代，像 The Pop Group 的主唱 Mark Stewart 一样年过半百，却似乎仍不合时宜地扣着一顶“愤青”头盔，发型是 Bob Marley 式的，脖根上露出半截墨迹模糊的纹身，下坠的耳垂上钉着两三只金属耳钉；有的显得稍微含蓄些，铅笔裤，浅色圆领，衬着一副霍克尼（David Hockney）蚀刻版画中常见的愁容。 演出以 Mark Stewart 深喉里迸出的一道爆破声开场，凝固的冷空气顿时被驱散。所有的人都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砸入各种高分贝的声音裂片里，舞台上下融成一片肢体的火海，每一条挥向空中的手臂，仿佛都是一截上蹿的火苗。到底是什么在燃烧，你必须直面 Mark Stewart 的目光，才能弄清那种大火的秘密。 ▲From left, Bruce Smith, Mark Stewart and Gareth Sager of The Pop Group Chalkie Davies/Getty Mark Stewart 生于 1960 年的 Bristol，上过当地最好的私立学校，成年后却成了西方反资本主义朋克阵营里最刺眼的钉子之一。在他的成名作《我们都是妓女》（We Are All Prostitutes）中，他用噩梦般的嗓音咆哮道：“资本主义是最野蛮的宗教，货仓是新砌的大教堂，汽车是它的殉道狂。我们的孩子必须起来反对我们，因为我们是始作俑者。他们将为我们重新命名‘伪善的一代’！”——那天晚上在波特兰武装酒吧，57 岁的 Mark Stewart 又唱起了这首曾用撒切尔作封面的老歌。今天，除了撒切尔夫人被 PS 成了英国首相特蕾莎以外，整首作品并没有太大变化，一如既往地尖锐，决绝，不可撤销。然而 57 岁的 Mark Stewart 却明显地老了，他膀大腰圆，失去了英伦摇滚的少年体态，套着一双旧皮鞋，披着一条老年人晨运时的白毛巾，汗珠为他那殚精竭虑的宽脸庞挂上一层又一层的水帘。他的粉丝们也老了，那些发根渐白的五六十年代人，身体恍如狱警，气喘吁吁，在一簇簇隐形的火焰里，四下追捕着出逃的灵魂。 第一次听 The Pop Group 时我才 20 多岁，住在中大后门的城中村，听的是当成塑料垃圾进口的打口碟。那是一个麦当劳和耐克鞋引领进步的时代，一张白猴子（“外国人租赁公司”里的西方演员）的脸贴在某二线城市的售楼广告上就等于和国际接上了轨。不少和我同龄的人，一心只想“赶英超美”，恨不得大清早刚登上绿皮火车，下午就抵达高铁时代。在那样一种心照不宣的“媚外”里，每天无所事事地听着塑料垃圾的我，虽然知道这些西方的后朋们在痛斥资本主义，也不时从身边的狗血事件里看到它的隐患，却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被骂得那么狠。不是说只要熬过血腥的原始积累，一切就会好起来吗？ ▲The Pop Group 2006年专辑《the boys whose head exploded》 真正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可怖之处，是在移居英国以后，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大不列颠”。在这里，资本家们早已完成了原始积累，还在全球范围内竖起了新自由主义的丰碑，而现实却用它的斧头向人类凿开了一个新的困境：英国中等收入水平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2017 年中等收入水平跌至 2007 年，用英国历史学家 Craig Murray 的话说“简直可以与 1814 年到 1824 年之间的降幅媲美”。与此同时，物价却直线飙升。且不说让九零后准中产阶级彻底绝望的房价，单说温饱水平：自 2007 年以来，牛肉价格涨了 51%，猪肉涨了 52%，家禽涨了 28%，鱼类涨了 41%，燃料费涨了 45%，2007 年，普通家庭的燃料账单是 841 英镑，2013 年飙到了 1217 英镑……就连最基本的黄油价格，也涨了 67%。 当这些数字投映在惶惶不安的心理幕墙上时，便不再是抽象的数字，而变成了某种“希区柯克式的悬念”。你明明看到有人在桌底下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可你却不知道它在何时引爆。有时和七年未涨工资的先生推着购物车买菜，看到精心烘培的手工面包和有机食品，我的耳边就会强迫症地冒出甘地的一串字符：“对于世上那些饥俄的人来说，上帝是不存在的，除非他以面包的面目出现”。我俩算是准中产阶级，却只消费得起 Big Food（廉价的基因作物和大工业化食品），听起来虽不比“世上那些饥饿的人”困顿，却也让人徒然伤感——这是一种多么卑微可怜，被引爆线缠在半空的经济状态。 ▲英国游行 比工资降幅更可怕的，是一股卷土重来，几乎席卷全球的右翼风暴。在美国，川普利用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复兴着特权阶级的价值观，弗杰尼亚的极右党重举纳粹旗帜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法国，仇视移民的大军加入了法国前线党，竟然还获得了 33.9% 的支持率；在波兰，PiS 右翼政府通过了反堕胎法，女性只有身体严重残疾或在分娩中面临生命危险才允许堕胎；在土耳其，新的“宗教”领袖 Recep Tayyip Erdogan 正在把女性逼向一个“The Handmaid's Tale（《女仆的故事》）”的时代，宣称不生育的女性是一种“残缺”；在德国，仅 2016 年一年，德国极右团体就发动了 3500 起针对难民的袭击；而一向持“自由主义”立场的 Angela Markel，竟然举手反对同性恋婚姻草案；在俄罗斯，反世界主义、反普世主义、反女权主义、反同性恋平权运动和反伊斯兰教的普京则成了欧洲极右派们的新偶像…… 这是 21 世纪，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世界会越变越好，日子会一天比一天轻松惬意，过了愤青的年龄和钟点，就可以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听 Kings of Convenience，或者《昆虫世界》里用来美化螳螂交配的轻音乐，然而历史却在重复它自身图案中最诡异和最阴暗的部分。难倒一切真如艾柯所言：“所有的事情都是重复性的，在一个圆圈中。历史是个幽灵，因为它告诉我们它并不存在？” 二 佛说，你会被内心的怒惩罚。愤怒显然是没有用的，于是像我的英国朋友们那样，我也把目光投向了选票。和六合彩不同，选票赌的不是运气，而是信念和理性。 Jeremy Corbyn 领导下的工党是当前英国右翼最大的反对党。用右派媒体的话来说，他们是一群异想天开的社会主义分子，一帮极端危险的激进左派。他们企图颠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妄想重启凯恩斯市场经济干预模式，还扬言要拯救朽木难雕的全民医疗保险，并将跨国集团手中的铁路，水电等基础公共设施转回国有化。他们甚至包庇来英国抢工作吃福利的移民，连加来的非法移民也在他们的营救行列……卡梅伦直接说：“Jeremy Corbyn 及其拥趸是国家安全的威胁。” 虽然也对资本主义逐渐心生厌恶，我却无法断定 Jeremy Corbyn 的工党就一定是不龟手药。“我不是不相信社会主义，我只是不相信社会主义者”——奥威尔说。我也一样。要我如何相信“社会主义者”？我可是在一个崇尚过“文革”的国家长大的。事实上，除了一群胸佩领袖像章，用带血的绷带蒙脸缠舌，在每一个漆黑的黎明向后踱步的僵尸，我从未见过一个靠谱的“社会主义者”。 然而，好奇心是一双上了滑轮的鞋子，保守党越是对 Jeremy Corbyn 的工党恨之入骨，我就越想看它手中的法器。我决定打入工党内部。把自己说得像个 FBI，其实那里并没有暗门。门是预设的，就像保加利亚艺术家 Christo 和摩洛哥艺术家 Jeanne-Claude 在树林里设置的重重假门一样（The Gates from the Met，2007）。 ▲The Gates from the Met，2007 2016 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我穿上 Sunday Best（一种据说只有周日做礼拜时才舍得穿的衣服），走进了一间乡村社交俱乐部。说是俱乐部，却长得像一座旧仓库。内里一分为二，挂着平板大电视的作酒吧，没挂平板大电视，看上去像 1980 年代铁西区工厂小饭堂的，则用来给退休老头老太玩 Bingo，据说有时也腾给村里的摇滚歌星跳迪斯科，或租给某减肥协会玩呼啦圈做普拉提。酒吧总是被一群和桌腿有仇的黄毛小伙占据，与其说是在打桌球，不如说是在打游击。几位被 Mega 时代遗弃的老农，喝着闷酒围坐一旁，脚边蹲着几条忠心耿耿的牧羊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偶尔冒出羊羔的电视荧屏。 自从搬到英格兰东部安格利亚的哈德邯村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走进这家俱乐部，更让人忐忑不安的是，似乎只有我一个人穿着 Sunday Best。七八位工党会员们就围坐在这样一种奇葩的氛围里，讨论着国家大事。 会议时间地点和议题公布在每月一期的《村民之声》（教区委员会自印的便民月刊）上，掺夹在“通厕割草修水电”之类的广告页里，每个居民都可以参加。尽管如此，我的到来还是在这些工党成员的脸上激起了一阵涟漪。哈德邯村是英格兰东部安格利亚有名的“ABC（Anything but conservative：除了保守党，一切死光光）”，政治地图为“蓝（保守党的颜色）”，白左都尚且十分罕见，更别说向来歧视白左的华人。 “各位好，我想亲眼看看 Jeremy Corbyn 领导下的工党成员，和斯大林旗下的社会主义者有什么不同，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幽灵们看到你们，会不会在棺材里轻蔑地笑醒”——我心中如是说，嘴里吐出的却是另一番光景：“各位好，我是一名在中国长大的自由记者。我对英国的民生很感兴趣，因为这里是我和我的英国爱人的家园，很可能也我们下半生的栖身之地，所以我希望能对身边的事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请各位多多指教。” ▲英国工党演讲 我的“自我介绍”似乎立刻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可，没人嘲笑我的 Sunday Best，也没人质疑我的初衷。在某种无需费力经营的友善里，我的紧张很快得到了缓解。不出半年，我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 老实说，这些工党成员们完全没有右派媒体描绘的那么左，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既不穿列宁装，也不互称“同志”。他们态度温和，谈吐风趣。他们中有神父、剑桥大学政治学博士、剑桥大学心理学教授、跨国公司软件编程师、商业杂志编辑、艺术家、火险探测员、自然小组组长、退休珠宝商等等，平均年龄五十岁左右，包括一位 21 岁，涂着黑色指甲油，纹着七彩刺青的拉拉，以及一位 76 岁，跳起巴西探戈就忘了前世今生的变性人。 初次见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Jim Mullin，我知道他是当地原初殉道宗教会的神父，却没想到他也是一名工党成员，也许还是哈德邯村最忠诚的工党成员之一。他出身于地道的工人阶级，自少年时代就是坚定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冷战时还曾怀揣一张列宁照片，翻山越岭，爬长途火车到莫斯科，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确实有些幼稚”，但他对工党的信念却始终如一。 我一坐下，Jim Mullin 就举着啤酒，用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向我问好。那会我刚从剑桥搬到这个十几英里外的乡村，除了几只野鸭野狐，还没交上什么朋友。他那苏格兰式的热情简直让我如置爱丁堡。 ▲英国爱丁堡 也许是为了缓解我的紧张，Jim Mullin 说了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我已转念即忘，他随后说的故事我却牢牢地记住了：“五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喷血不止，被送到急救总心，查出是癌症，需立刻手术。照顾我的护士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基督徒，在我即将被推进手术室之前，她一直握着我的手腕，为我祈祷。她用她的方式，用一种对我来说非常陌生的语言为我祈祷，实在叫人终身难忘。 ……最近几个月，全英上下都在讨论欧洲公投，似乎只有退欧，才能彻底地赶走移民，移民走了，本地人才能收回饭碗。我们这个村绝大部分村民都十分保守，在移民的态度上和保守党是一致的。有一天，我拿出一张菲律宾女士的照片对他们说：你们说要赶走移民，请问你们到底要赶走谁？请说出一个具体的名字！你们是要赶走照片上的这位女士吗？结果现场一片哑口无言。这位菲律宾女士是我们村某位居民的妻子，为人十分善良，受人尊敬，在村里住了 20 多年。和你一样，长着一张亚洲脸。 总而言之，我觉得保守党对移民的惩罚性策略是错误的，是白人至上主义和仇外主义的产物。” 英国教堂里不允许谈论政治，更不允许借助宗教力量党同伐异，但是 Jim Mullin 认为他不是在为工党拉选票，而是在传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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