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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蜀先民的大石崇拜现象,已有学者进行过有益的研讨,提出过颇具启发意义的见解。但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研究尚有待深入。本文试图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考察认识,以求有助于对蜀文化的深入探讨。 一、大石崇拜与羌人的白石头 崇拜关于古蜀人的族属,学者多以为出自岷江上游的氐羌,认为蜀人为氐羌系的一支。 童恩正先生说:“蜀与巴一样,最初应该是一种民族的称呼。这一民族原是属于古代氐族的一支。”“氐和羌原来可能是一种民族,所以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往往氐羌并称。”“在远古时代,有一支这样的氐族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这就是以后蜀族的祖先了”。 任乃强先生认为,“蜀王这个部族,原是太古时代陇西羌族的一个支派,由草原游牧兼狩猎生活,转进至岷江河谷温暖地带居住,……蚕丛氏部落从茂汶县东土门这个山口,进入四川盆地。” 袁庭栋先生说,“最早的蜀王蚕丛氏本是山地民族,应当是古代氐羌的一支,活动在岷山之中,其中心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汶一带”。“柏灌氏很可能是蚕丛氏中向平原地区迁徙的一支,其活动中心在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今天灌县(即都江堰市)一带”。 李绍明先生认为,“岷江上游乃至雅砻江一带,从先秦开始便是氐羌系的民族所居,也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向南迁徙,乃至濮越系民族从南向北迁徙的走廊地带。这一带至今仍是藏、羌、彝、普米等藏缅语系民族的大本营。因之,说蜀山氏及其后蜀人应与氐羌系的民族有密切关系是有根据的”。又说,“蜀不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向成都平原推移。这里所说蜀族为氐羌系的民族,是从川西北山区逐渐徙居到成都平原的事实,并不排斥三星堆文化是‘川西平原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事实上,蜀族进入成都平原并与当地及附近民族发生密切交往后,已发展成为另一种新型的民族了”。“至于杜宇以前的三王是否具有传承关系则尚不可知”。 段渝先生认为,“蚕丛氏是氐族的一支”。“蚕丛氏进入成都平原的年代,约在早商之前,与夏代相当”。“关于柏灌,历代史籍语焉不详……史事无考”。“鱼凫氏也是氐族的一支”。“三代蜀王的来源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各自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也是早晚不一的,不能混为一谈。虽然,在夏商之际,鱼凫王进入成都平原,融合了蚕丛、柏灌两族,形成了早期蜀族,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强大的早期蜀王国,但在三代蜀王并世的时期,他们却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前后相继、一脉相传的王朝”。 另外,顾颉刚先生在《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中也认为蜀人为氐羌系的一支。 当然,也有论者认为“氐与蜀并没有直接的族源关系”,或者认为蜀人族属“与江汉地区的苗蛮集团有关”,“蜀人先民与氐人先民有着共同的族源,都是苗蛮集团中的部族”。总而言之,学术界一般的看法,认为蜀人就是氐羌系的一支,或至少也承认,蜀人与氐羌在族属上存在着某种间接关系。因此,蜀人与氐羌在原始宗教信仰上具有共同点,甚至有着传承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氐羌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最具特色的是白石头崇拜。《华阳国志·蜀志》载:“汶山郡,……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氐、白石子也”。刘琳先生校注云:“今茂汶境内羌人传说,在远古的时候,他们的祖先与强大的‘戈基人’作战。因得到神的启示,用坚硬的白云石为武器,才得以战胜敌人。羌人为报答神恩,奉白云石为最高的天神。此种习俗一直相传至今。蜀中汉人因见汶山羌人奉白石为神,故称为‘白石子’”。关于羌民的白石崇拜,还有一种传说是:“远古时候游牧的羌民,在大西北的河湟一带逐水草而居。他们中有的支系渐渐迁徙到四川的岷江上游,为了以后回去不致迷路,他们便在所经过的每个山头或岔路口的最高处,放一块白石作为路标。这样,白石头就成了羌民的指路石标记。”羌人在每年祭山神的时候,“在羌寨附近的神林中祭祀,用白石代表山神”。 关于“戈基人”是否与古代蜀人有关,是否是蚕丛一系的分支,甚至戈基人是否历史上真实存在,学界颇有争论。因之,把白石头说成是羌人战胜“戈基人”的武器而加以崇拜,也就缺乏明显的说服力。而认为羌人的白石崇拜来源于南迁过程中,在山头或路口树立白石为路标,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氐羌人从大西北迁徙到四川岷江上游,其支系又渐次迁往四川盆地边缘及成都平原,是史有明证的。因此可以认为,蜀人的大石崇拜,是羌人南迁过程中路标崇拜习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点,也可以从这些大石的传说中找到某些蛛丝马迹。在今汶川、灌县境内,尚有不少以蚕为名的古地名遗迹,如蚕崖关,蚕崖石之类。《蜀中名胜记》卷六记灌县蚕崖关: 《方舆胜览》云:“蚕崖关在导江县西五十里,以振西山之走集”。《外史》云:“关去县廿里,实汶川地,有巨石高丈余,峙山之麓,土人云:此蚕崖石也。关以此得名。” 根据当地古老的传说,蚕崖关是因蚕崖石而得名(蚕崖关初立于北朝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即公元567年),而蚕崖石与蚕丛事迹有关。蚕崖石“高丈余,峙山之麓”,其作用当与氐羌迁徙过程中立于山顶或路口的路标石相同,它很可能已是蜀人早期大石崇拜的遗迹。再看蜀人大石崇拜的典型对象,成都“石笋”的来历,有一种古老的传说,以为是蚕丛氏所留。《蜀中广记》卷2引《图经》:“(石笋)乃前寺之遗迹,诸葛亮掘之方验。有篆字曰:‘蚕丛氏启国誓蜀之碑’,以二石柱横埋,连接铁其中,一南一北,无所偏邪。”当然,无论是“蚕崖石”,还是“石笋”,都不一定确与蚕丛氏有关。这些古老的传说,仅仅反映了古蜀先人沿岷江流域向南迁徙并且渐次深入成都平原的历史痕迹,蜀人的大石崇拜与氐羌人的白石头崇拜具有某种文化渊源关系。 二、大石崇拜与蜀人治水 关于蜀人治水问题,主要是指蜀王杜宇末世,“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的事迹。同一件事,《太平御览》卷888引扬雄《蜀王本纪》云:望帝(杜宇)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鳖灵即是开明,据神话传说称,鳖灵本为楚人,死后尸随江上,至蜀复生,杜宇遂以为相。因此,对鳖灵其人及治水之事,历来就有两种看法:一种疑其本无,一种信其实有。目前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在李冰治水之前,古蜀国确曾有过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鳖灵治水”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有关鳖灵治水的地点,尚存许多争议,主要有“巫山说”、“玉山说”、“玉垒山说”以及“金堂峡说”等等数种。 成都平原古称“卑湿”之地,洪水为害频繁是可以想见的。直到今天,夏季每遇暴雨,岷江泛滥,靠近岷江正流的郫县、温江、双流、新津等地,仍有大面积被灾的情况发生。古蜀先民进入成都平原后,面临水灾的严重威胁,要想在这块土地上站稳脚跟、安居乐业,必然要兴修水利,同洪水展开不懈的斗争。在长期的治水斗争中,蜀人对组织带领民众治水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往往产生敬仰崇拜的心理,正如袁庭栋先生所说,“除水害是当时头等大事,治水有功者就可以被推上王位。”甚至可能被后人尊奉为神灵。鳖灵治水受禅,以及后来的李冰斗江神治水的传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开明王朝移治成都后,还对成都的水利工程建设做了相当的努力。近年成都方池街发现的东周时期的数条人工砌筑的卵石建筑,就是古蜀城市的防水、排水设施,或防洪与排水相结合的设施。 上述说明,开明时代的治水活动,在蜀人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因此在宗教信仰上必然会有所反映。开明时期的大石遗迹,很可能与蜀人视大石为镇水神物有关。川西的大石遗迹,可分为墓石、独石、列石三类,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分布于成都地区的独石,较为著名的有石笋、五担石、石镜、天涯石、地角石、五块石、支机石等。这些大石,一般都认为是古代蜀王墓前的标志(墓志)。其实,史籍明确记载为蜀王墓志的仅有“石笋”、“石镜”等,把所有大石都说成是墓志根据不足,也还有待考古发掘的证实。本文暂不讨论这些大石的具体用场,而着重探讨设置这些大石所表现出的蜀人的宗教信仰和崇拜动因。 成都地区古代蜀人立的大石,集中在开明王朝时期,无论是否是墓志,都与某种宗教传说有关,特别与镇水的传说关系密切。这些传说,从后人的记载中可以窥探到某些线索,也可以从以后蜀人的信仰崇拜中得到印证。如关于石笋的来历,传说不一。有的以为是蚕丛氏所留,有的以为是镇“海眼”的神物。《成都记》说:“距石笋二三尺,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测之,深不可及。以绳系石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穷,故有海眼之说。”唐代杜甫曾作《石笋行》一诗云:“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是恐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尚存。”看来,杜甫对镇“海眼”之说已不赞成,但他也说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可见这种传说并非后人杜撰。又如五块石也有类似传说,《益部谈资》:“城南市名五块石。有大石五片,垒叠其上,云石下有海眼。岂即石笋年久倾断置此乎?又云五丁所置,下有海眼。”《古今图书集成·坤舆典》卷14:“五块石。(成都)府城治南万里桥之西,有五石相叠,高一丈余,围倍之。相传下有海眼,昔人尝起其石,风雨暴作。”再如天涯石,《四川通志》卷49引《旧志》:“(天涯石)在府河之西岸,其石入地不知几许,高六尺余,周围五尺余。若有掘之者,有风雷之异。”这里虽未明说天涯石是镇水神物,但仍然隐含这层意思,因为风雷异动,必有洪水发生。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一旦形成以后,往往具有相对长期的稳定性,它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而立即消亡,后世统治者往往还要因俗而治。因此,蜀国为秦所灭后,蜀人对大石的继续崇拜心理,对于理解古蜀先民的大石崇拜现象仍然具有启发意义。据《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为蜀守时,曾“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又“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扬雄《蜀王本纪》云:“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指郡衙门)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1974年春修都江堰外江节制闸时,从鱼嘴外江一侧江底挖出两个石人,其中之一为李冰象,胸前刻“故蜀郡李府君讳冰位”,两袖上刻:“建宁元年闺月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镇)水万世焉。”此为汉灵帝时造。刘琳先生认为:“盖李冰始立三神石人以镇水,兼为水则(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后世相沿,而即以李冰为神,石刻其象以代替原来的石人。”这些说明,秦汉时期蜀中治水,仍然沿袭了古蜀先人大石镇水的信仰习俗,不过是把简单的大石作成认为更具神力的石犀、神石人罢了。 《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这段记载明确说明:蜀国农业的发展,成都平原的开发是在杜宇、开明时代。在此过程中,蜀人经历了与洪水的艰苦斗争,最终使水患消除,“民得安处”,农业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由此,为防止洪水再发,辄立“千钧”大石以镇“海眼”,镇“水精”的宗教信仰便产生了。开明时期蜀王立大石为墓志,一方面是为了在蜀人心目中,树立起他们具有移山镇水神力的形象,借以神化自己;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确曾是治水的策划人和组织者,后人企图借助他们的“神力”镇水万世,永远消除洪涝之灾。 三、简单的结语 费尔巴哈在论述宗教的本质时说:“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他还说:“自然不仅是宗教最初的原始对象,而且还是宗教的不变基础,宗教的潜伏而永久的背景。”在人类早期的自然崇拜中,对大山的崇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崇拜形式各不相同。蜀人的大石崇拜,最初来自对蚕丛氏所居之地岷山的崇拜,与氐羌人奉白石为山神一样,都是人类早期大山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其后蜀人先民沿岷江向川西平原迁徙的过程中,又以大石作为路标,于是大石崇拜现象随之进入成都平原。及至开明时代,由于治水斗争的需要,大石被赋予了“神力”,被视为“镇水”神物。不过从五丁力士“能移山”(或称“能徙蜀山”),每为蜀王立大石作墓志的神话传说来看,表明当时蜀人仍然是把大石看作大山的化身,看作大山的一部分加以顶礼膜拜的。 汉代以后,这种大山崇拜的异化形式,表现为各地兴起的“石敢当”。人们在城乡的三岔路口,或山路边桥头侧,以及房屋墙脚屋顶,立石碑一块,上书“石敢当”三字,用以镇伏妖邪,护佑平安。明清以后,“石敢当”前又普遍加上“泰山”二字,成为“泰山石敢当”。过去所见四川的“泰山石敢当”石碑,大小高矮各不相同,其最高者可达二米以上,川西平原亦有以大鹅卵石为之者。这些受人崇拜的石碑,直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才几乎全被毁灭。但直到今天,在我国某些地区,各种形式的大山崇拜仍然盛行,而且仍有以石块或石堆代替山神加以祭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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