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上广都与古蜀农业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双流县地处成都平原核心区域，历史文化积淀悠久而丰厚，并有若干传说的遗存遗迹略可考察，是探索古蜀历史文化尤其是早期农耕文明的不可忽略之地。
《华阳国志,蜀志》记杜宇之时，“教民务农，一号杜主。…移治郫县，或治瞿上。”瞿上一名自此首见于史册。宋代罗泌《路史.前纪》卷四记“蜀山氏，其始祖蚕丛，纵目，王瞿上。”而南宋蔡梦弼《成都记》又云“柏灌氏都于瞿上，至鱼凫而后徒。”可见，瞿上相传曾为古蜀蚕丛氏，柏灌氏，鱼凫王国都邑，且在杜宇王朝之时仍曾为别都。然则其地何在？学术界对之久存争议。先是罗泌之子罗苹为《路史.前纪》作注时云：“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是其时瞿上城、乡并在，分别位于双流县城南北，罗氏此说可谓言之凿凿而久无争议。随着上世纪后期蜀地考古工作的重大进展，尤其是署名的三星堆器物坑发现后，学者对瞿上地望又有新见，或提出“
檬阳、竹瓦说，”或以为瞿上就在三星堆遗址一带。以上诸说，都有所据。但仍以《路史》之说最早，流传至今，影响九远，学者多从之。如刘琳先生《华阳国志校注》在前引《蜀志》条下的注释即引李澄波先生手稿云：“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交界之牧马上蚕丛祠九倒拐一带，”认为“与《路史》所载大体相合。”蒙默先生等撰写的《四川古代史稿》亦特此说。近年来，考古学者已在传说中瞿上所属的牧马山下与双流县交界之处的今新津县花园镇，发现了面积颇为可观的商周时期遗址，由此提示我们，这一流传最久的旧说仍然不容忽视。
广都之名，也出现甚早。《蜀王本纪》即称“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徒居成都。”《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袁柯先生《山海经校注》此条下引“王念生云：《后汉书.张衡传》注作广都，《御览.百谷一》(卷八三七)作都广，《本部八》（卷九五九）作广都，《类聚.地部》（卷六）作都广《百谷部》（卷八十五）作广都《鸟部上》（卷九十）同。柯按：据此，则古有二本，或作都广，或作广都，其实一也。”可见《山海经》的都广就是上引《蜀王本纪》所谓广都。《山海经校注》上述同条下袁柯先生又引明朝蜀中大学者“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知成都也。’衡以地望，庶几近之。《华阳国志.蜀志》云：‘广都县，郡西三十里，元溯二年置。’曹学侄《蜀中名胜记》谓在今成都附近双流县境。”蒙文通先生《略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及其产生的地域》一文考证指出：《山海经》是巴蜀地区所流传的代表古代巴蜀文化的典藉，其中所讲的“天下之中”，指的就是四川盆地，并在《巴蜀古史论述》中以其精湛的考证明确指出：“都广即是广都，今天四川双流县，在四川西部。”
成都平原上现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化是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大规模的古城群无疑已经是定居农耕为主的经济社会生活的确切证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揭示，宝墩文化的源头在岷江上游已有迹可寻。进入本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岷江上游的茂县、松潘、理县、汶川、黑水等县境内，开展了全面、细致的考古调查，其范围偏及岷江上游干流及其主要支流黑水河、杂谷脑河两岸的河谷地带，共发现茂县盘山遗址、理县孔地坪遗址等82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遗物采集点。营盘山遗址位于茂县县城风仪镇附近，地处岷江东南岸二级台地上，遗址平面约成长方形，东西宽约150—200米，南北长约1000米，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其年代距今约5500—5000年，是岷江上游地区最大的新石器的时代遗址，也是该地区广大范围内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群的中心。总体上看来，营盘山大型遗址及周围遗址群反映，当时岷江上游地区的先民共同体组织已发展到史前较高的历史阶段，呈现出颇为繁荣的社会状况，出土的文化遗物也揭示了遗址中生活的先民以农耕为主、辅以采集渔猎的定居生活，反映其具有颇为高超的生产技艺水平。位于风仪镇水西村的沙乌都遗址与营盘山遗址隔江相距不足800米，该遗址在文化内涵上与成都平原上的宝墩文化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应是与后者存在源流关系的反映。更重要的是最近在汶川县威州镇布瓦村三组发现的一处分布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布瓦遗址，其田野考古调查进一步表明，从这一距今约4800年的遗址采集的陶片特征，可知其与宝墩文化遗址属同一体系文化，很可能就是宝墩文化的渊源，三星堆文化的前身。考古学家认为，该遗址的发现和确认，为蚕丛氏于岷江上游迁徒至成都平原的传说，找到了一定历史依据。
我们曾经研究指出，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等蜀地传说中先秦时期诸朝，存在长期并存、相继的关系。综合各方面的资料，蚕丛氏应是源于岷江上游地区的古老族群，在相当于中原虞夏时期顺岷江河谷向下迁徒到成都平原，最早建立起蜀地第一个共主政权，并将农业文明带到了这一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初从岷江上游来到中游地区时，蚕丛氏族群的先民尚不习惯于平原上沼泽密布环境，还只能居于平原周遭的丘陵台地，并开始在其地经营，发展其农耕产业，这是蜀地农业文明意义重大的出曙。牧马山一带为近于成都平原核心区域的浅丘陵地带，正处于适合先民从川西北高原山地进入盆地底部平原地带的过度地带和前站位置，背靠岷江上游根基深厚的老家古地，近窥水丰地沃的广阔平原，其低缓的浅丘地势和近水环境，为发展农业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因此，其地关于蚕丛氏的传说，和前引《山海经》“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东夏播琴”的记载，揭示其实其地农业文明的长足发展。《说文解字》解瞿字云：“瞿，鹰华之视也。”有学者已经研究指出，瞿字此义，正与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器物坑中巨大神秘的青铜纵目头像的意涵相合，乃蚕丛氏纵目传说的文字和实物证据。因此，双流境内有关瞿上、蚕丛氏和广都的古老传说，正是古蜀先民辗转从岷江上游高原山地下迁丘陵平原地区，并开启蜀地早期农业文明进程的反映。
广都瞿上：古蜀农耕文化演进的走廊
古蜀农耕文化起于定居生活
农耕文化，是人类生产活动发展进步带来的结果。
古蜀先民在从事农耕生产以前，生产方式有渔猎、采集、畜牧等多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必须适应环境变化而不断迁移，不遑居处；及至进入农耕阶段，人与土地便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不采取定居的生活。于是氏族、部落便有了范围明确的领地，这才产生了邑聚，出现了城市。因此，定居生活是农耕文化的鲜明特色。
从事农耕生产的先民，不仅紧密联系着地，而且紧密联系着天。因为农作物生长发育有相对固定的节令，任何活动均需服从农时。于是在人们头脑里，除了安土重迁的崇地观念以外，更产生循环往复的法天思想。将天象联系到人事的人天观，就在农耕文化中萌生。
农耕离不开水利。成都平原溪流密布，给农业生产带来有利条件，但也常常引发水害，于是迫使先民开展水利活动。水利活动少数人干不起来，必须大兵团作战，而且要有统一的指挥。这样一来，分散的部落便需要聚合成稳定的邦国。为了防洪，还须建筑城墙保护定居的邑聚，于是古老的城池便在平原上涌现。
农耕生产必须不断平正土地，形成阡陌，开辟道路；而农耕氏族也丢不掉先辈从事过的渔猎、采集、畜牧生产，乐于环绕家门开展多种经营，这就有了剩余产品；在有了通达道路的条件下，大家都愿意互通有无，交易产物，于是出现交换商品的集市，形成经济交流渠道，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总之，定居、观象、水利、集市是农耕文化中最醒目的特点，而最大的贡献，则是催生出以修建城池为特征的邦国。
《蜀王本纪》最早记述了古蜀国以蚕丛氏为开端的五个王朝。蒙文通教授据《华阳国志·序志》提供的信息，认为这些王朝历时不下3000年。因此在距今5000多年前，古蜀便形成了原始的邦国。
在成都平原，府县方志和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古城址信息。从1995年冬季起，考古人士便对那些遗迹逐一调查发掘。
广都古城的历史变迁
成都平原西北缘，由岷山所连接的茶坪山脉包围着，岷江自北向南从山区流下，亿万年挟带的泥沙，形成巨大的冲积扇。平原东南缘则有龙泉山脉横亘，只留下岷江河谷作为泄水孔道。平原地面并不完全水平，而是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坡度在千分之四左右，走向大约北45度东。都江堰市、郫县、成都城区基本上三点一线，排列在冲积扇中脊线上；而在龙泉山脉南段山前过渡带，有一大片丘陵、台地。沿着平原与台地的交界处，又有成都、双流、新津三城一字排开，直抵岷江河谷。这些古老的城市，彼此相距大约20公里，利于相互沟通。客观地理形势告诉人们，这里有两条文化交流的走廊：岷山山区南下的部落，落脚点首先是郫县，归宿是成都；而沿岷江北上的部落，落脚点应该是双流，归宿也是成都。成都是远古来自各方部族流动的最后节点。
从直观上看，来自北方的农耕文化成分，肯定要比来自南方的少。据此，双流所在的地理位置，就注定了它农耕文化中转站的历史地位。
双流古称广都。《华阳国志·蜀志》新都县：“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广都不但是一名城，还是一座古城。《太平寰宇记》卷72引扬雄《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由此可见，古蜀“三都”之中，广都是很老的一个。广都建县时间，《志》称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但汉城并非古蜀都城故地，因为樊乡应在汉城郊外。
按明代《一统志》的说法，晋代广都城与汉城也不在一处，晋城在汉城的西偏南。
《华阳国志》说，广都县在“郡西三十里”，若按这个里程和方位，晋城位置可以北到现今双流邻近温江的升平乡（周家场）；南到今双流九江镇。隋代把广都改称双流，城址并没有变。到了唐代，为了恢复广都之名，将隋代双流县地南部分割出来，称为广都，建立新城；而隋双流城依旧。据《元和郡县志》说双流城北至成都府四十里；《太平寰宇记》说双流城在成都府西南四十里；这一里程，与现在双流县城的位置比较接近。
现在双流县境有府河纵贯，河西的南部即为丘陵台地，高出北部的平原地面近50米，著名的牧马山（古称望川原）即位于此。这种高低悬殊而又高差不大的特色，必然引起先民的注意，视为奇观。刚刚进入农耕阶段，而又不娴水利的部落，必然先择高处定居，低处耕种，既可得水之利，又能避水之害，可说非常理想。因此，牧马山区的开发，应当很早。但汉晋隋唐的县城，不可能再摆在牧马山区，必然选择交通便利的平原区，此为时势所使然。
任乃强教授《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认为，秦汉广都县境当在成都东南、府河两岸，西至牧马山区，东至龙泉驿，南抵仁寿县境。刘琳《华阳国志校注》认为，汉广都城应在今中和场，位于府河东岸，此处位于成都东南近三十里，与诸书记载比较符合。所论均甚有理。
刘注举出中兴场（现称华阳）有古城址，至今犹有古城坝之名，这一信息极为重要。笔者曾按航空测量地图，结合成都平原各县方志，为文举出史前城址的一些补充线索，即疑华阳南有史前古城遗址的可能性。现在航测图上仍注有“古城村”地名，地在华阳东南，蒲家林之北一公里。因为1996年发现的郫县古城，过去就有“古城埂”地名；温江古城也有“鱼凫村”地名；千百年地名一直留存，说明古代是一个要地，不可忽视。
瞿上古名考证与史实对应
瞿上地望的最早解说，当推南宋罗泌《路史·国名纪己》：“今双流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益（指成都）之西南二十（里）。县北有瞿上乡。”其子罗苹注《路史·前纪·蜀山氏》“蚕丛纵目，王瞿上”句，照抄那几句话。
如果其言属实，则瞿上的地理位置不难确定，双流城南9公里，成都西南10公里，大致就是今崇州花园场与双流胜利乡（李家林）之南、杨柳河东岸的牧马山台地。刘注引李澄波说，定位于牧马山九倒拐一带。
不过，唐宋方志对瞿上古城并无记述，至明《一统志》才将瞿上录入，但却抄成“双流县东十八里，蚕丛氏所都。”把“南”误书为“东”之后，多数地志如《蜀中名胜记》《读史方舆纪要》都跟着写成了“东”。清李元《蜀水经》加以调和，说“县南十八里有蚕丛城；东十八里有瞿上城。”嘉庆《四川通志·古迹》虽采用“南”字，却把东指为瞿上乡，也作了一些折中。今天进行考证，当然要以时代最早的材料为准，对后世的转抄和弥缝，不必过分计较。
瞿上这个都邑，始见于晋代《华阳国志》。但因汉代许多蜀记均已散失，也不能排除汉代文献曾经记及此城。今人对瞿上地望的考证，除按《路史》说法定在双流以外，还有彭州海窝子说、彭州蒙阳说、广汉三星堆说等。这些新的异说，缺乏古代文献依据，主要按文字学和自然地理条件立论。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说：“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是也……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窝子为瞿上。”其论据，首依《说文》“瞿”字义解释“鹰隼之视也”；然后用海窝子地形与之对照，认为古人取名用意即此。此说的缺陷，是把蜀语地名纳人古汉语的训诂范畴；而且既将郫邑定在九陇，又将瞿上定在它的附近，恐不合《华阳国志》“或治”的文意。
庄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据近年彭县蒙阳镇、竹瓦乡的蒙水下游一带，出土不少珍贵文物，故判断其处为古蜀政经文化中心。又据《蜀王本纪》蜀王“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之文，以为樊乡与瞿上二者字音相近，恐在一地；又因《华阳国志》说开明末代蜀王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白鹿山是彭州北部大山，而逢乡与樊乡音同，应为同一地点；为此，应将瞿上的地望定在蒙阳、竹瓦至三星堆一带。此说的问题，是将开明王朝的史料，贴在其前代杜宇王朝身上；虽然所指之地，为古蜀文化遗址之一，但与瞿上城并无必然的联系，论据显得比较薄弱。
徐朝龙《瞿上再考》从“瞿”的古篆字形出发，将上边的双目与纵目的蚕丛相比附；下边的鸟形则认作“水鸟”，与柏灌和鱼凫相比附；“上”字则释为在郫邑之北或较郫地位高。故推论瞿上应为鱼凫王都三星堆。此说仅在汉字字形上做文章。人所共知，古蜀文字不同于汉字，所以字形研究并无实际意义。如果瞿上城真是三星堆，坑中铜器怎么不铭刻这两个篆字？其论据之脆弱非同一般。
古人记载用字都很考究，比如郫和瞿上都称为“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都”是有宗庙的城。在今双流牧马山台地建立瞿上别邑，这与“教民务农”的农业定居社会条件相符合。台地地势较平原为高，受洪涝旱干扰较小，也合乎蜀人心态。至于再迁至汉山下的郫邑，或与国力逐渐强盛，后来有了战略防御的需求有关。
综合农耕文化环境条件来考证，瞿上定在双流牧马山一带，为最合理。或说“望帝”的称号与此也有关联，《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任豫《益州记》谓广都“县有望川原”，《水经注·江水》亦有此语，其地即今双流牧马山。《说文》“望，出亡在外，望其还也。”不过这里的“望”应是蜀语，可能是氏族别称，如《新唐书·南诏传》记有“望直子蛮”，直子是南诏方言勇士之意，望为族名。
古蜀先民进入农耕社会后，民众定居，对水利有一定要求；而且国土有了明确范围，并已经建立都城，形成政治经济中心。回顾其发展历程，广都瞿上始终是一个重要支点。
可以说，它站在古蜀农耕文化演进的一条走廊上。
广都农耕文化与古蜀文明 （47）
一、
我们曾经根据宝敦、三星堆、十二桥（金沙）的考古发现指出：相当于中原夏商之际，在东亚腹地，“两河流域”之间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上有一个古蜀文明，它是我国长江上游地区的古代文明中心。借用太史公司马迁的说法，可称为;“华阳之地君长以百数，蜀最大，此处有城邑、冶金业、灌溉农业、礼仪中心、艺术和文字、”。古蜀文明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因为这里是国际农史学家（如俄国瓦维洛夫等）看好的世界最大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
二、
汉代司马迁曾到过这里，《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所以秦汉时的“蜀”是农耕富裕地区的同义词，班固《西都赋》称天子脚下八百里秦川是“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解释说,“訁秦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华阳国志》：“其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季代熟，靡不有焉。”或以为蜀地之富是因为李冰开发都江堰水利的结果，其实不然，蜀地的农耕富饶是古来如此。
三、
据最新考订的先秦时期的地理百科全书《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青水（据《史记集解》补）之间，有广都之野（今本作“都广”，其实汉晋人见到的本子均作“广都之野”，如郭璞注《山海经》、张衡《思玄赋》及李善注引《淮南子。地形》训）,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东夏播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处。此（地之）草也，冬夏不死”
.。可见广都之野：1.后稷乃周的始祖，尧时的农师，舜时的农业部落领袖，十五传至周武王，在此有墓，可见此地是古蜀重要的农耕区之一。2、是古蜀国的中心聚落之一，《蜀王本纪》：“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徒居成郁”。3、“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素女乃为皇帝鼓瑟、掌医药的神女，可见这里是古蜀文化的核心区之一。当然也有学者以为这是记述黄河下游山东中部的情况，其实不然。华北地区在殷商时气温虽然要比现代要高2℃左右，但东季气温还是在0℃之下。冬季不见绿草，露天无法耕种。冬草不枯，而且南稻北栗，百谷自生，只有四川盆地中的成都平原。所以杨升庵《山海经补注》说“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
四、
《山海经》所记“广都之野”农作物“爰有高菽，膏稻，膏黍，膏稷”，以及奇异动植物的记载，在成都平原的考古新发现中被证实。据最近出版的《成都十二桥》一书报告，商周地层出土的禾本植物和十字科植物的孢粉增速达到高峰，既有栗也有稻等，这些都是农耕区的产物。在三星堆的铜树和金沙的太阳神鸟金箔上不是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造型吗！？铜树上的花果不正是“灵寿实华”的写照吗？至于“百兽相群”，不仅发现金玉铜陶的各种文物(虎‘羊、猪、牛等等)造型，而且还有地下出土的遗骸，十二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骸2113件，内有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水生动物、飞禽等等。列如犀象、虎豹、熊罐、鹿麝、猕猴、马牛、猪狗、鸡鸭、龟鱼…无不应有尽有，那不正是“广都之野”“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的铁证吗？
五、
成都平原方园数百公里，何处是“广都之野”的中心位置呢？据考证：秦灭巴蜀后（公元前316年）因古蜀故地“广都之野”设广都县，其旧址就在今双流中兴场一带。因汉因循不变，王莽时改称就都亭，东汉恢复广都县原名，县址迁至今双流文星场穿山堰附近。直到隋代因避讳改双流县于今治地。唐龙朔三年（663）析置广都县在双流县南七里，或今瞿上一带，历唐宋不变。所以要说“广都之野”的中心位置，那就非成都近郊的双流莫属。
六、
目前双流境内的考古工作正在起步。1964年川大考古专业曾在双流维新乡松林槽方园数十米的范围内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斧4件，有的刃口崩缺，有的齐腰折断。我认为石斧是原始农业阶段“砍倒一烧光”时的主要农耕砍伐工具，使用久了，极易崩折，所以它是新石器时代农耕遗址中最常见的出土文物。这是成都近郊农耕之始的首次发现，意义重大，不可小视。双流牧马山上曾发现多处汉墓群，最近进行的汉墓考古发掘取得重要进展，反映广都农业发达，人口密集的历史事实。在双流瞿上曾发掘唐代广都县城址，也能印证广都的存在，但具体不详。
七、
目前双流的考古发现既少，那么先秦古文献《山海经》的记载弥足珍贵了。结合《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记载，汉画像砖反映的农牧图像，我认为：古蜀的“广都之野”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它处在我国古代东方沿海及东南半壁的稻作农业文化板块与西北高原地带的栗作农业文化板块的交叠之处，所以两大类农作物在形成文明的过程中的互补作用特别明显，而且使古蜀文明的文化面貌斑驳不纯，呈现多样化又独具一帜，蔚为奇观。
八、
综上所述，我认为古蜀时代的“广都之野”已形成多种经营的“立体农业”的雏形：农田里有稻、麦、栗、黍、豆、“冬夏”两季播种。园艺发达。荔枝、柑橙、茶桑、“四季瓜果”
“牲具六畜”家养鸡犬冢，野牧马牛羊。池塘里不仅有鱼、蚌、鸭、，还有连藕。发明的梯田“山原田”与堰渠配套。从而发展到后来建设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开创无坝水利枢纽的世界纪录。因此，才会形成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聚落星罗，城邑并峙，人口繁衍，安居乐业的“古蜀文化区”。
是谁发明了音乐？
先秦典籍《山海经》、《世本》、《吕氏春秋》等记载音乐发明者和乐器发明者有很多人，那么究竟谁是音乐的发明者呢？
《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有八个儿子，他们始创音乐和舞蹈；又说晏龙创作琴瑟。而《大荒西经》则说，颛顼的曾孙、祝融之子太子长琴首创音乐。《西山经》提到，在天山上有个状如黄囊，色如丹火，六足四翼，面目浑沌，名叫帝江的人，创作了音乐和舞蹈。由于实在无法解开音乐发明者之迷，于是在《大荒西经》中出现了夏后启派他的三个妃嫔到天上去学习音乐的神化，她们带回《九辨》、《九歌》等乐章，演出了《九招》。
《世本》似乎很客观地记载了许多音乐和乐器的发明者；伏羲造琴瑟，女娲作笙簧，随作竽、笙，神农作琴作瑟，伶伦作律吕并首创磬，垂作钟，巫咸作鼓，毋句作磬，舜作箫，夔作乐。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有详细的陈述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瘀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以舞以宣导之。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听凤皇（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黄帝有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又说颛顼在空桑山上听到优美的风声，而命飞龙创作名为《承云》的乐歌。然而，在开列了许多音乐和乐器的发明家，列出许多乐章的名称以后，《古乐》篇终于只好作出“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