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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温江古蜀大石文化遗迹 程国平 温江地处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草丰茂，气候适宜，自古就是人类生产、生存、生活、居住的好地方。古蜀先民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在此生活居住，并且留下了许多遗迹。诸如鱼凫村遗址、柏灌王墓、鱼凫王墓、鱼凫王妃墓，以及2007年初新发现的柳城街办新建村、公平街办辖区“世纪光华”工地两处古蜀先民生活居住留下的遗迹。不仅如此，温江历史上还有许多古蜀先民留下的大石文化遗迹。据乾隆版、嘉庆版《温江县志》记载，主要有天牙石、石棺、石臼、石船、石鼓、石牛、石笋等大石文化遗迹。十分遗憾的是，这些大石文化遗迹都于二十世纪初年前即已陆续消失。 屈原在《天问》中对茫茫宇宙问道：“焉有石林?”其实在成都平原上，上古之时曾经矗立着密密如林的巨石，这就是成都平原独特的大石文化。唐代杜甫曾作《石笋行》一诗云：“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是恐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尚存。”晋宋之前，成都原野上的石林尚四处可见。唐代杜光庭《石笋记》说：“成都子城西通街有石笋二株，挺然耸峭，高丈余，围八九尺”。而新繁石林，一直到1938年冯汉骥至此地考察，犹见巨石成列。成都平原原存的许多巨石林，陆续在宋元之后，被人毁作建筑材料了。这些巨石，考古学家们把它们大致分为墓石、独石、列石三类。成都平原的石林或石笋，其实就是列石。列石又称石行，亦称石阵，新都、双流等地皆有，传说是排石成阵用于军事的“八阵图”。根据专家的考证，这类“八阵图”石阵，其实是上古蜀文化的天文观测地址。世界上许多天文学家都指出：巨石柱圈(阵)的主要功能是观察太阳月亮的。著名天文学家克鲁普甚至评价说：“石柱是无字的断然记叙，它记载了我们祖先探索星空的尝试，它与当今人类登上月球和向火星发射宇宙飞船一样意义重大”。出生于蜀中的羲和、常羲都是中华远古时期的著名天文学家。史书上记载的羲和浴日、常羲浴月，就是指她们观察太阳和月亮的科研活动。所谓“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就是指一种古老的天文历法的记录。周代的苌弘、汉代的落下闳(第一个浑天仪制造者和《太初历》制定者)等杰出的天文学家，也都是天府之国的人。 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曾记述古蜀时代最先称王的蜀侯蚕丛氏死后“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又说蜀王开明氏时期，“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常璩撰书时，已离古蜀时代相当遥远了，尽管不知他的说法有没有依据，但依然向我们传达了古蜀之人的崇石习俗及大石文化。后来的人则更是赋予这些大石遗迹许多美好的传说和神话，诸如成都的五块石、支矶石、武担石、天牙石、石镜、石笋等遗迹的传说，温江的也不例外。乾隆版《温江县志》载：“天牙石，在凤溪河之西岸。其石入地不知几许，高六尺余，周围五尺余。若有掘者，风云大作。”清代温江人葛云际作诗《过天牙石有怀》：“何处飞来物，灵巧夺天工。迹存千古盛，石比半通铜。莫计今时日，常多古雨风。可怜兵燹后，无复辨西东。”嘉庆版《温江县志》载：“石鼓，邑东十四里王家庙有石鼓，约高二尺，其形微圆，与石牛隔河对峙。前人掘之丈余，雷雨交作，自是无敢掘者。古人相传有石牛对石鼓之谣。”“石牛，约高二尺，横距新开江岸，与石鼓隔江相对。尝夜间出，践踏禾苗，因击断其首，遂不复出，今犹存其大段。”说明在二百多年前还能看到没有头的石牛。关于石牛对石鼓之谣，原温江县城北有石牛村、石鼓桥，曾流传有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甚至把石笋融入帝王的梦幻，如：嘉庆版《温江县志》载，“金乌池，邑西一里。唐高宗曾梦金乌集于西川水上，遣使访至此，见乌三足金色，浴于此池。岸有石笋二枚。”这里所说的“金乌池”，是指温江历史上八景之一的“金乌对玉兔”中的金乌池。虽然记载的只是一种梦幻，实际又从侧面透露出金乌池边有二根石笋。 由于记载古蜀历史的文字资料极少，使我们对古蜀先民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都感到十分神秘，或者对一些古蜀现象感到很迷惑。所以，每当读到李白的诗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乃与秦塞通人烟。”这样的千古绝唱时，便对古蜀产生无穷的遐想。十分幸运的是，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金沙遗址先后出土大量的古蜀时代精美文物，以及温江鱼凫村遗址和新近出土的众多古蜀文物，使现代的人们能够找到解读古蜀文化的索引，摸到开启古蜀王国宫殿大门的钥匙。我们完全可以预言，随着出土文物的不断增加，掀开古蜀鱼凫王国的神秘面纱已为期不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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