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居蜀去蜀
杜甫诗歌与蜀中大石传说
 东晋史学家常琚撰写《华阳国志》 房锐
长期以来,古蜀国的历史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扬雄《蜀王本纪》、常璩《华阳国志》等典籍记载的古蜀历史,从蜀山氏、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到杜宇、鳖灵,均显示出比较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
大石传说在古蜀传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古蜀国留下的文化遗迹中,最引入注目的也是大石遗迹。童恩正先生把川西的大石遗迹概括为墓石、独石、列石。他认为:“川西一些民族树立大石的习俗,来源很古老。就蜀族而言,恐怕与石棺葬俗有关。”“在开明氏的时代,关于大石的传说就较多了,而考古遗迹往往也可以与之印证。”段渝、谭洛非先生认为:“大石崇拜体现着蜀人对其祖先及其生存环境两种崇拜的综合,在蜀人的宗教体系中是一种颇为特殊的崇拜形式。”
“诗圣”杜甫在巴蜀旅居的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在这片被他称为“天隅”、“天边”、“绝域”、“殊方”、“异方”、“异俗”的土地上,他强烈地感受到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差异,感受到巴蜀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在诗中,他对巴蜀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人文环境多有描述,而他关于大石传说的诗作尤其值得注意。
杜甫所居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鸡坊石笋街外,万里桥南,百花潭北,浣花溪西,北望可见西岭。少城是离草堂最近的市区。少城,即张仪城。左思《蜀都赋》刘渊林注云:“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杜甫在诗中多次提及少城。
唐时的少城,分布着不少古蜀国的文化遗迹,而武担山上的石镜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处大石遗迹。杜甫《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诗有“石镜通幽魄”句,他在《石镜》诗中写道:
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冥寞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众妃无复叹,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
武担山又名石镜山、武都山,相传为古蜀王开明王妃的墓冢,上有石镜。《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列传》“公孙述时,蜀武担石折”句注引扬雄《蜀王本纪》云: “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绝,盖山精也。蜀王纳以为妃。无几,物故,乃发卒之武都担土,葬于成都郭中,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云:“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作《臾邪歌》、《龙归之曲》。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据此可知,石镜为开明王妃的墓表。另据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一》记载,石镜“厚五寸,径五尺,莹澈”。
武担山是成都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名胜古迹,历代诗人墨客吟咏甚多。苏颋《武担山寺》诗云:“武担独苍然,坟山下玉泉。鳖灵时共尽,龙女事同迁。松柏衔哀处,幡花种福田。讵知留镜石,长与法轮圆。”骆宾王《畴昔篇》诗云:“华阳旧地标神制,石镜蛾眉真秀丽。”当杜甫凭吊“武担灵岳,开明故地,蜀夫人之葬迹”时,感慨不已。其诗前四句叙写武担山石镜之由来,“冥寞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两句,意谓“当时留石表墓,为怜香骨,故携镜以对玉颜”。后四句则见镜感怀,以缠绵的笔触,抒写美人沉沦之慨。“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两句,充满怜惜之情,令人感慨无尽。由此可见,武担山的历史和现实,使中原诗人杜甫产生了特殊的心理感受,其诗贯穿着深沉的历史变迁感和苍凉的情绪,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绝句三首》其二有“茅堂石笋西”句,《诣徐卿觅果栽》诗有“石笋街中却归来”句。石笋是少城另一处著名的大石遗迹。杜光庭《石笋记》云:“成都子城西曰兴义门,金容坊有通衢,几百五十步,有石二株,挺然耸峭,高丈余,围八九尺。”《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一》称石笋“在郭内州城西门之外大街中”。石笋约在今少城东门街之西南,石笋街当因石笋而得名。石笋街又称笋里,是杜甫入城的必经之地。杜甫在《石笋行》诗中写道: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冢,立石为表今仍存。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
《九家集注杜诗》卷七《石笋行》注云:“石笋在西门外仅百五十步,二株双蹲,一南一北,石笋长一丈六尺,围极于九尺五寸;南笋长一丈三尺,围极于一丈二尺。南笋盖公孙述时折,故长不逮北笋。”关于石笋的来历,历来说法不一。《石笋记》云:“耆旧传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阙,曰沉犀石,曰鱼凫仙坛, 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门。”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云:“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杂色小珠。俗谓地当海眼,莫知其故。”《成都记》云: “距石笋二三尺,每夏六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测之,深不可及。以绳系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穷。凡三五日,忽然不见。嘉祐春,牛车碾地, 忽陷,亦测而不能达。父老甚异,故有海眼之说。”“石笋之地,雨过必有小珠,或青黄如粟,亦有细孔,可以贯丝。”《风俗记》载:“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堆,以镇海眼,动则洪涛大滥。’”石笋因其遗存年代久远,形状奇特,被世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不少人穿凿附会,以为是镇水神物。
杜甫在诗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石笋下有海眼,若触动石笋,海水便会从海眼中冲出来,毁灭整个成都的传说乃无稽之谈。他推测,这对石笋可能是古代卿相墓门前的石表,并非海眼的镇物。他进而借题发挥,由石笋之迷惑众听,联想到小臣媚惑皇帝,致使“政化错迕失大体”,其讽喻时政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陆游入蜀后,曾实地考察过成都石笋,其《老学庵笔记》卷五写道:“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所谓‘海眼’,亦非妄;瑟瑟, 至今有得之者。”他断然否定杜甫的实地判断,认定海眼说是正确的。其实,陆游所见到的“石笋”,可能为五块石,并非杜甫笔下的“石笋”。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云:“城南市名五块石,有大石五片,垒叠其上,云石下有海眼,岂即石笋年久倾断置此乎?又云五丁所置,下有海眼。”
实际上,杜甫的说法有着相当的历史依据。据目前所知,《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曾提及成都石笋。文中称:“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均,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据此,蜀王陵墓上应立大石为标志。杜甫博学多识,对《华阳国志》等典籍当较为熟悉。他还“生平好奇古”,渴求探寻事物的本源。其诗中关于石笋为古代卿相墓表的推测,与实际情况相去不远。
杜甫对石笋传说的看法,对当代学者多有启发。如童恩正先生指出:“诗人尖锐地驳斥了迷信的传说,希望有壮士将它掷之天外,以免人民再受蒙蔽,这是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是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他就提出了这可能是古代墓葬的遗迹,更是难能可贵。”董其祥先生认为:“杜甫不愧为现实主义的大诗人,对于这样的历史文物,不是以讹传讹,任意猜测,谬种流传,贻误后世,而是亲自调查研究,核对文献记载,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
对于雨后石笋附近常常冲出“瑟瑟”的现象,杜甫认为“此事恍惚难明论”,没有妄下断言。现在看来,这些“瑟瑟”可能是墓葬里随葬的装饰品。童恩正先生指出:“从现在考古材料来看,战国至西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以珠饰随葬,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石笋附近时有碧珠出土,正进一步证实了这确是一处墓葬的遗迹。”
“瑟瑟”是古代波斯的宝石名称,是示格南语或阿拉伯语的汉语音译。中国古代典籍多以“瑟瑟”指宝石或“真珠”,明以后主要指人工制造的有色玻璃珠或烧料珠之类。“瑟瑟”来自于中亚、西亚地区,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而来,从“雨多往往得瑟瑟”句,可知墓葬中随葬“瑟瑟”之多。结合《老学庵笔记》所称“瑟瑟,至今有得之者”句,可知直到唐宋时期,石笋、五块石一带还不断有“瑟瑟”出土。这些记载,极有助于后人了解古蜀国对外贸易之发达,进口宝物之多。
杜甫笔下的石镜、石笋等,是古蜀国人遗留在成都城内的文化遗迹。民国时期,石镜尚存,今已不可复见。关于石笋的踪迹,《益部谈资》卷中称:“今遍问故老于西门外,竟无有也。岂后又尽被折去耶?” 又,少城有巨石“支机石”(今已移置文化公园内)。这些遗迹均属少城所在地,且相去不远,极有可能为开明蜀都王陵区内的陵墓。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蜀王陵墓上立有大石为标志,但这些地区却只见大石,未见墓葬。2000年7月,在成都市商业街发掘了一座距今2400年左右的大型墓葬,此墓葬可能为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从墓坑旁侧残留的木质柱础和木柱看,当时很可能有墓上建筑和大石墓志。这一遗址正位于少城,距武担山及石笋所在地不远,距支机石遗址不过数百米。该墓葬不仅为研究古蜀国历史、文化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也进一步证实了杜甫推测的正确性。
综上所述,直到唐代,大石传说仍在古蜀传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杜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蜀中大石传说的风貌及杜甫对这一传说的认识。这些诗作可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典籍的记载互相参证,为我们认识与评价古蜀文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十分珍贵。
西汉史学家扬雄撰写《蜀王本纪》
房锐,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后
《杜甫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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