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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住自己的好奇，没有再沿江汉路往江滨走，尽管我知道江汉关在那里等着我。眼下出现了一个难题，胜利街、鄱阳街、洞庭街三条东西向的路，几乎与中山大道和沿江大道平行，到底我该选择哪条路折回相反的方向呢？先来介绍一下这三条路吧，胜利街最长，贯穿了五国租界，按照英俄法德日租界的排列分别命名为湖南街，玛琳街，德托美领事街，汉中街，中街、大和街（日租界分两段，有两个名字）。鄱阳街穿越英俄租界，抵于黎黄陂路，合入洞庭街，在俄租界内名为开泰街。洞庭街跨越了英俄法三国租界，在俄租界内名为鄂哈街，在法租界内名为吕钦使街。抗战胜利后，汉口租界全部由收回，国民政府以中国两大著名湖泊，鄱阳湖和洞庭湖，分别命名两条街道。 思量半天，我决定还是沿当前所在的洞庭街折返。事实上，在这三条道路上，胜利街的近代建筑数量是最多的。行至洞庭街与上海路交口处时，我向北拐了一下，为的是拍摄上海路的天主教堂。教堂建筑占据了《探寻中国近代建筑》很大的篇幅，而这座建筑是我专为近代建筑拍到的第一座教堂。从我对欧洲经典教堂的理解上，这座教堂绝非纯粹的哥特式建筑，而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颇多相似。正立面没有高耸的钟楼，没有那些突兀的尖塔和威严的圣像，有的只是一种淡淡的肃穆。不过教堂建筑的确是我最初拍摄的主要三类建筑之一（其余为领事馆等政治建筑、金融建筑）。
漫行就是这样，尤其是在最初的时间里，制定了计划，但往往不按照计划执行。其实不怪乎执行力，是计划制定的有问题。与中山大道、胜利街、鄱阳街、洞庭街、沿江大道纵向相交的街道有十余条，上海路是其中之一。上海路原名怡和路，分析应当是为了表彰怡和洋行对汉口租借的贡献吧。最初设计路线让我十分头疼，主干当然是几条东西向的马路，但这些纵向的路完全是凭感觉了。我从上海路继续向北，走到了胜利街，这次跟着感觉走对了，因为我看到了汉口交通银行旧址。 这是一座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完全按照经典的比例设计，尤其是四根爱奥尼克石柱，柱头的涡卷实在就是维特鲁威书中所述的那般。对于交通银行，我在临行时，是做足了功课。其成立与汉口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愈演愈烈。其中，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在华修筑铁路的特权，成为列强追逐的重点。一时间，借款修路之风甚嚣尘上。起初，列强高举的帮助中国“振兴实业”的大旗，看上去冠冕堂皇，实则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列强掠夺路权的行径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收回路权、商办铁路成为了人们的呼声。此时，几条由北京出发延伸到全国各地的铁路线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高度警觉，这些铁路中，又以贯通整个中原地区的京汉铁路地位最为重要。中国与比利时在签订《芦汉铁路借款合同》时曾约定，1907年以后，清政府无论何时均可将借款还清收回路权。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目的，清政府也开始探讨收回芦汉铁路的可能性。 如何收回路权，钱,当然是第一位的。高达4000万两白银的费用，对于国库空虚的清王朝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清政府命主管轮、路、邮、电的邮传部拟定出具体方案。陈壁与梁士诒商议后，拿出一个方案——开办一家银行，依靠发行股票债券来募集赎路资金。1907年11月，陈壁上奏，奏请设立交通银行。他陈述了自己的三步计划，首先就是通过银行募集的资金赎回京汉铁路的所有权；第二，未来与交通、邮电等相关部门的款项收付可由该行代理，灵活调度；第三，利用银行筹措资金，发展国有交通事业。1908年1月5日，交通银行在北京成立。银行性质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当时的国家中央银行大清银行相对而言。 所以，说汉口这座城市牵动着交通银行的设立脉搏并不为过。提到交通银行各地分行的建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设计师——庄俊。庄俊，字达卿，原籍浙江宁波，1888年6月6日出生于上海。庄俊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唐山路矿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当时只设铁路科和矿科，并无建筑学科，是属于土木工程专科的性质。1910年他考取了庚款公费留学转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同年即派遣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建筑工程，在土木工程的基础以外加上相当分量的建筑学课程，从此就确定了建筑师的职业方向。回国后，庄俊的业务能力得到了当时的银行巨擘交通银行的欣赏，交通银行十分信任的将济南、哈尔滨、大连、青岛、徐州等五处的分行建设项目交给了庄俊。这些工程的陆续竣工，也使庄俊名声大振，庄俊的事业进入了鼎盛期。
汉口的建筑并非庄俊设计，但交通银行各地分支机构确几乎承袭了相同的设计风格和理念。交通银行建筑，是早期银行规范化、标准化的一个典范。在此链接交通银行在济南和哈尔滨的分支机构图片，请大家自己比较 我由原路返回至洞庭街和上海路交口处，继续沿洞庭街东行。行至青岛路路口，有两座建筑让我驻足。位于交口西北角的建筑是麦加利银行旧址，这座建筑的规模和装饰无法与天津的那座麦加利银行相媲美，但如果相比起它的建筑年代，恐怕在中国现存的近代历史建筑中没有几座可出其右！！
汉口麦加利银行旧址于1865年竣工，它，已经是一位143岁高龄的老人了。想想当年荒芜的汉口江滩，想想这座建筑当时施工的情形，看看那富有英国殖民地券廊式风格的立面造型，斗转星移，它依然静静的坐卧在喧嚣的汉口闹市中，淡定地记录着汉口的近代历史！这份执着，是江汉路的风华、江滩的奢侈所无法比拟的。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如有机会前去武汉旅行，请你到汉口的洞庭街青岛路口，看一下这座建筑，触摸到她的沧桑，留下的是亘古不变的记忆。
与麦加利银行斜向相对的是保安洋行旧址，这是一座满目疮痍的建筑，但细部的装饰揭示了它曾经的华丽。 1823年，英国人托马斯·颠地（Thomas Dent）来到广州，加入了大卫森洋行。第二年，大卫森离开广州，颠地成为洋行的老板，遂将洋行名称改为颠地洋行（Dent &Co.），此时的颠地还身兼撒丁王国的领事。1826年，兰斯禄·颠地（Lancelot Dent）来到广州，加盟颠地洋行。1831年，托马斯离开洋行，兰斯禄成为了老板。颠地洋行为开拓中国市场，特意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宝顺洋行”，寓意宝贵和顺。不过这个吉祥的名字背后却掩进行着罪恶的鸦片贸易。 颠地似乎非常懂得如何进行资本运作。口岸城市的开辟，让他看到了无限的商机，鸦片贸易的暴利立刻被他投资到这些城市中。在上海，1845年租地章程甫一公布，颠地就马上拿着他与中国百姓签订的“租地草约”去换取了外国人在上海的第一份合法土地契证——英册一号道契。这份地契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上海的近代发展建设由此拉开了序幕。在汉口，颠地见早期的英租界当局财政匮乏，便伸出援助之手，提供了大量的贷款，除宝顺路外，1865年，租界当局还利用宝顺洋行的借款修建了英租界长江边的大堤，沿着堤的内侧修路，称为河街，即今天汉口沿江大道。宝顺洋行为汉口的早期建设做出了一些贡献。江堤建好后，宝顺洋行建设了汉口近代第一座长江码头，也称英商一码头。 天津路上的宝顺洋行是这家古老的洋行在华的唯一遗存。虽不如麦加利银行那样年代久远，但影响力是显然要超过麦加利银行的。
汉口俄国领事馆的立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动，无法寻觅当年的踪迹了。相比旧照，简直就不是同一座建筑。但不管怎样，历史是值得尊重的。继承并不一定要原封不动，重要的是建筑与生俱来的灵魂。故而，只要不是人为破坏，我们大可不必去介意建筑的外观，只去品读它的故事。
洞庭街即将走到尽头，法租界内的立兴洋行成为最后的一座建筑。建筑的规模不小，但我觉得作为一家外贸为主的洋行，并不需要太大的办公面积，显然更多的房间应当是外租给了其他的公司，用以收取房租，为洋行带来获得更多的资金。建筑的装饰主要集中在中部，从入口处的爱奥尼克石柱到上方的弧形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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