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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福十二年（辽大同元年，公元947年）5月，后汉高祖刘知远自太原高歌猛进，剑指汴梁时，辽世宗耶律兀欲正心急火燎率辽军主力回师上京临潢府（内蒙古赤峰），后晋宫眷、宦官和教坊伶人随他一起返国，后晋文武官员和汉军大都留在了中京恒州（河北正定）。 刘知远在东京汴梁改立国号、营建太庙、封赏功臣、招谕藩镇忙得不亦乐乎。忽然接到境外谍报：自称“知南朝军国事（南朝监国）”的辽魏王赵延寿在被兀欲羁押期间死亡（实为讹传，赵延寿两年后才去世）。 郭威进言道：“辽河中节度使赵匡赞是赵延寿的亲子，因您颁布的恩诏，后晋、辽委任的节度使一律留任，他得以继续履职。如今他必定‘丁忧（祖父母、父母去世后，官员离任守孝）’，您不妨遣使祭悼，命他复官。他已是无家可归之人，一定会感激您的恩义，竭力为我朝效命！” 刘知远欣然采纳，起复赵匡赞为晋昌军节度使。 刘知远东进时，被驱走的辽河阳节度使崔廷勋、昭义节度使耿崇美和奚王拽剌挤在怀州（河南沁阳）一隅之地，十分局促。他们想扩大立足之地，便合兵进攻河阳（河南孟州）。 守卫河阳的是半道截获了辽军武器铠甲投效刘知远的武行德，他见辽军势大，赶紧发檄文给邻近州郡，请求出兵支援。 曾册立了后梁密王后嗣的嵩山民军首领张遇“义”字当先，带着本部数千人前来相救，与辽军在太行南麓遭遇，混战中张遇被杀，汉军大溃。武行德本来已出城接应，见此情形，只得回城固守。 奚王拽剌计划乘胜攻城，崔廷勋察知河阳城防稳固，劝道：“我朝大军已悉数撤往国内，中京守军随时可能奉诏归国，耗损兵力拿下此城也于事无补！”于是，辽军一面屯兵城下，监视城内守军，一面四出剽掠，蹂躏河阳四境。 不久，刘知远麾下大将史弘肇率武节军进抵怀州，辽军根基动摇，斗志全无，拽剌等人干脆遁往恒州。消息传开后，黄河以南的各处辽军相继北返。 后汉大臣纷纷上书，请刘知远渡过黄河攻打恒州，将辽军尽数从域内逐出。刘知远着力筹划北征时，恒州也起了变故。 恒州留守耶律拔里得是辽世宗的堂叔，贪鄙狡猾又残忍无比。为了压制此起彼伏的汉人反辽浪潮，他不时捕捉无辜的百姓，诬称他们图谋叛乱，当众施以断手、毁容、挖眼等酷刑，然后再放火烧死。 他随身携带各种刑具，居所也悬挂着人的内脏四肢，坐卧饮食都以杀人为乐。 除了杀人立威，拔里得还借口宰执大臣数量不足，以中京留守的名义发文，同时任命后晋旧臣冯道、李崧、和凝和刘昫为宰相，想以此赢得后晋群臣的敬畏。 他日常穿着赭黄袍服、乘坐天子车仗，得意地宣称：“汉人是绝对不敢做的，但咱们契丹百无禁忌！”恒州境内的珍宝财物美女，几乎被他和属下掠夺一空。 因主力都随兀欲回国争夺帝位，城内辽军实际不满三千。拔里得为掩人耳目，严令军需补给要按照一万四千人的份额供应。多余部分，全都进入他个人囊中。 他对城中汉军处处设防，不仅禁止携带武器，还屡次无缘无故地裁汰士卒，并克扣汉军粮饷转发给辽军。为防汉人离城逃走，他甚至吩咐守门辽军：“但凡汉人靠近或窥视城门，格杀勿论，以儆效尤！” 恒州的汉军心中充满怨愤，大家听说刘知远入京、中原有主，都萌生了反正之心。 前颍州防御使何福进、控鹤指挥使（近卫军控鹤营司令）李荣，暗中联络军中勇士，策划“起义”南归，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 六月底，辽将杨衮率一千五百辽兵赴魏州（河北魏县）驰援叛汉的杜重威，杨安又带了部分辽兵去攻打洺州（河北永年）。恒州辽军只剩下八百人，何福进等人决定乘机发难。（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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