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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网络赋权绝对平等吗?

 知了哑了 2018-04-12
“美联航”事件与香港航空事件的传播差别,令我们不得不想到社交媒体网络上存在话语权的差别。在微博上待久了人都知道,有一些维权事件,无论多起劲的呼吁,总得不到人们的响应。这仅仅是因为信息本身传播力度弱导致的吗?

在社交媒体中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事情——我们看不到农民工在网上求助讨薪;看不到边远地区学生求助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看不到煤矿工人在微博上要求提高矿下安全标准……许许多多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件,尤其是对边缘群体的侵权事件,我们都看不到。

这些事件没有成为网络爆款事件的问题跟前文讨论的航空公司事件不太一样,因为它出现了一个群体——不善于利用网络传播的边缘群体。他们的事件不受欢迎是因为网友不太有兴趣,或者它在网上体现得不那么有兴趣,或者有的就没有在网上出现过。

这或许暗示了,社交媒体不是绝对的平等。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社交媒体的出现确实促进了社会平等。因为它为线下的不平等提供了新的出口。
传媒经济学者喻国明在《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一文中提出三种中国社会赋权机制:

①农业社会中“差序结构”赋权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家族是整个社会权力、资源整合的主要组织结构,人际交往呈现“差序格局”,人们会按照地缘、血缘远近来安排关系。所以一个人的权力往往取决于在家族中的地位以及家族的地位。

②工业社会的“团体格局”赋权

中国工业化以后,国家掌握了对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新的组织架构消解传统的“差序格局”,个体利益和价值依附于所在的组织。因此一个人的权力取决于其在组织中的地位以及组织的地位。

③网络社会“去中心化格局”赋权

网络社区中没有一个绝对化的中心,结构呈离散趋势,个人对组织、国家的依附减弱,交往依赖于兴趣、信任、合作等,个人可以不需要通过权威赋权,个人的权力取决于支持者的多寡。

从演变流程来看,个人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社会资源开始向个人倾斜,故有维权诉求的人们,在线下没有维权的渠道,可以借由网络获得支持者,与强权组织实现沟通。

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平等不是绝对的。
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懂传播的人会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比如,社交媒体上天天都有人说自己受到了骚扰,甚至是性侵犯,但不是每个人的事情都能达到几年前和颐酒店的传播效果。

“和颐酒店事件”中,被陌生男子拖拽险些被强奸的事主“弯弯”是媒体行业人员,她明白网络上的传播规律,所以自己发出的求助帖子当晚得到上万网友转发。

第二,已经处于较大传播效力的网络社交人际网络中的人,在网络上更容易获得话语权。因为微博的年会,很多微博大V私下都认识,一个大V出事,他很容易找到其他大V帮助转发。

因此,虽然社交网络的出促进了社会的平等,让很多现实社会中的弱者找到了维权的途径,同时弱者会比强者更容易受到网友的同情,所以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得到了缓解,但它仍存在不平等的一面。同样的维权事件,在懂网络传播规律的人手中会有更好的效果;同样处于被公权力胁迫的处境,本身有高效的网络人际网络的人更容易形成声浪。

社交网络本身没有不平等因素,它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但聚拢注意力的能力的养成,除了天赋之外,是要有线下资源为基础的。一个不晓得互联网为何物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大V?一个连城市市民网络逗趣的梗都不理解的人,怎么能取悦粉丝?一个不知道网民喜欢看什么类型新闻的人,如何能通过有效地传播手段,让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广为人知?因此,这里提及的社交网络的不平等,是实用能力的不平等,深究原因,是现实世界里能力培养过程中(无论有意或者无意)资源的不平等。

那些“消失”的微博事件的当事人很可能没有接触过媒体传播类的知识,有的连怎么上网都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更没有充分的人际网络,他们发的微博很难达到传播效应。

这些人想要聚拢注意力通常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事件本身具有爆炸性的传播价值。这在当下维权事件频出的网络上已经很难做到了,正如前文所说,每天都有人在网上控诉性骚扰,但是只有少数事件能进入大众视野。

(2)与广大微博网友的利益诉求相同。比如基层选举问题、法制问题、环境问题等,大部分网友自身也会关注的问题。

(3)微博大V协助。这也很难做到,大V每天都有那么多人艾特,信息看不过来。很多人会在大V底下评论,希望获得关注,但是成功地例子很少。

就这样,很多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消失”了。

我们称这种不平等为数字鸿沟。
当网络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都在欢呼,真正平等的民主社会要到来了。

然而就像电视刚出现时,人们认为普及教育的节目能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的磨合,因为底层也有了提升知识水平的渠道。然后研究证明,电视教育节目不能改变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的知识水平差距,因为富裕阶层能更有效地利用电视获得的知识,贫困阶层有时候甚至都看不懂电视在讲什么,结果反倒扩大了差距,这就是“知识鸿沟”。

新媒体出现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似乎有同样的趋势,在中国,它可能将加剧了城乡的不平等,形成不同结成群体间的“数字鸿沟”。

当城市的孩子在讨论VR技术、智能手机,有些孩子甚至在初高中就开始学码代码,做APP,然而边远地区的孩子只能靠课本和模糊不清的电视了解外界,有的即使能使用互联网,他们更倾向于用互联网取乐,而非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

较上的阶层依靠信息便利获得更多的资源,较下的阶层使用效率低,有的可能连接入互联网都有困难,何谈从信息社会中获得资源上的优势?

有传播学者2015年回国在乡村进行田野研究,发现许多农民不想负担数字电视机顶盒的费用和有线收视费,放弃收看电视。所有的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商业性质愈发凸显的话,有一些人就会被“甩”出信息社会大门的外边。

城市网民天天在网上发现、创造议题,而农村大部分的事情在网络上不见踪迹,只有少有极具冲突性的事件才来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这是客观结果,我们无法改变。弥合数字鸿沟,需要的是线下的努力,改善城乡之间的信息闭塞,增强现实中的教育投入。当然,其他网民也要行动起来,对于那些好不容易传到你眼中的偏远议题,有时候一个“转发”,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大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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