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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溪的医学成就，主要是“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及《局方发挥》一书，对杂病创气、血、痰、郁的辨证方面。其他，如恶寒非寒、恶热非热之论，养老、慈幼、茹淡、节饮食、节情欲等论，大都从养阴出发，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丹溪学说，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在15世纪时，由日本人月湖和田代三喜等传入日本，成为沿用至今的日本汉医的辨证纲领。日本又成立“丹溪学社”，进行研究和推广。迄今日本尚存“丹溪学社”。日本仅医滩、气、血、水病因学说，由张仲景的水饮和朱丹溪所创之气、血、痰演化而来。 朱丹溪创“相火论”，并作为其在临床上治疗火证的依据。金元四大家均重视对火热病因、病机和证候、治法的探讨，如刘完素着重探讨外感火热病证，张从正擅用下法清泄实火，李杲提出“阴火”概念，朱丹溪吸取了前代刘、张、李三位医家之长，致力于对内伤火热证候及治疗的探讨。他在《局方发挥》中指出“诸火病，自内作”。可见丹溪所论火证，主要指内火，实则多指相火。 丹溪将火证分为实火、虚火与郁火。《丹溪心法·火》谓火证“轻者可降，重者则从其性而升之。”并提出火证的三大治则：实火可泻、虚火可补、火郁当发。“实火可泻”治则，是沿袭刘河间对火热证中热毒极深之里证的治法，临床中仍遵河间选用黄连解毒汤；“火郁当发”治则，乃借鉴李杲以益气泻火法治疗脾胃气虚、阴火内盛的原则，临床选用之方亦为李杲创制的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升阳散火汤、火郁汤等。 丹溪“虚火可补”治则，目的在于抑制相火、保护真阴，主要针对内伤杂病中肾阴亏虚、相火偏旺之证而设。其所创制的方剂甚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方剂当首推大补阴丸，为后世医家治疗阴虚火旺之主方，现代中医多用于甲状腺机能亢进、肾结核、骨结核、糖尿病等疾病中属于阴虚火旺者。 由此可见，“虚火可补”治则是朱丹溪“相火论”指导临床实践取得的重大成果，它使河间学派众多医家长期以来对外感火热的探讨为之一变，而转为对内伤火热的研究；也使治疗火热证由过于偏重清热泻火治法，进而重视滋阴降火治法，奠定了滋阴降火学说的基础，并促进了明清温热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医学的一大贡献。 丹溪倡导滋阴学说，著书的态度十分严谨，在此以前，“不从弟子之请而著方”，恐后人拘泥其方，不再详审病情。至67岁时，他的见解更加精粹，“其自得者，类多前人所未发”，遂应弟子张翼等再次请求，著《格致余论》一书。不久又著《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共五种。今仅存前三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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