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砚技艺的“生命史”研究

路漫漫14 2018-04-17

展开全文

摘要：端砚技艺历经千余年的生命历程，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文化体系。那这套文化体系是如何生成和养育而来的，相关的讨论将为我们理解端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端砚文化遗产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端砚技艺；文化遗产；生成；养育

文化遗产都是生成、养育而来的。“生成”强调文化遗产的原生性，养育则指文化遗产在传续中的保养、保护和累积。^[1]这一过程亦即文化遗产的生命历程。通过对这一生命历程的梳理，文化遗产的生成逻辑、养育传统得以展现。具体到端砚，端砚技艺历经千余年的生命历程，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文化体系。那这套文化体系是如何生成和养育而来的，相关的讨论对于理解端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保护端砚文化遗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笔者调查资料，2011年5月10日。）

一、端砚的生成历程

在中国古代，砚又被称为“研”，东汉刘熙《释名﹒释书契》曰：“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许慎《说文解字》说：“砚，石滑也。”滑与研意义相近。这说明早期的砚主要是一种实用工具——研磨器。后来“磨器”改称为砚。到汉代，砚的制作已经十分精良。考古发现，广东、安徽、河北、湖南、湖北等地的汉墓均出土过石砚。魏晋南北朝时期，铜砚、铁砚、银砚、玉砚开始出现，至唐代又出现了新的品种，瓦砚、澄泥砚和用端州石制成的端砚。^[2]在种类繁多的砚中，广东的端砚、安徽的歙砚、甘肃的洮砚、山西的澄泥砚为我国的四大名砚。

端砚位列四大名砚之首，始于初唐、盛于宋、精于明清、延至今日。早期的端砚主要是文人墨客书写的实用工具，石面上并无图案纹饰，后来被列为贡品，历代帝王、文人雅士留下了大量赞美端砚的诗词、著述、砚铭、传说、故事等，形成了完整的端砚文化体系。

一般认为，端砚始自唐初。据北宋杜绾《云林石谱》，初唐时的砚坑称为龙岩，南宋绍兴年间无名氏《端溪砚谱》亦云：“自上岩转山之背曰龙岩，盖唐取砚之所。后下岩得石胜龙岩，龙岩不可复取。”民间相传，此岩为砚工梁龙（绰号聋佬）所开创，遗址在今斧柯山仔岩山背。这一时期端砚开始成为贵重礼物，或被视为贵重“嫁妆”、或成为馈赠朝廷命官的重要礼物。^[3]

至宋初，出现罢除贡砚的记载。据《宋史·太宗本纪》载，“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夏四月庚午，罢端州贡砚。”^[4]但此次罢贡时间不长。到了北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拯被贬为端州州官。据《宋史·包拯传》记载：“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遣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5]正因为端砚贡品的贵重，地方官员为巴结权贵而引发砚石的多采、滥采。故后来有了“凡仕于端者，买砚无过二枚”的规定。由此观之，端砚在当时的价值可见一斑。随着宋代提倡恢复礼制，重视经学，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好古之人，许多人在其著述中论及端砚，譬如宋哲宗时的书法家米芾著《砚史》、南宋郑樵著《通志》、无名氏撰《端溪砚谱》、周去非著《岭外代答》，他们对端砚的砚坑、砚种、价值等进行了记载。

明代开始派太监监督开坑、封坑。这一时期端砚的发展呈现出一个特点：砚形、砚式趋向多样化，如蛋形、神斧形、金钟形、古鼎形、古琴形、各式杂形、瓜果形、走水、平板（又称砚板，即砚石一块，稍加磨平，加工成长方形、方形、蛋形或随形）等。考古发现的明代出土端砚数量较少，式样有抄手砚、长方形砚、圆形砚、风字砚、镶嵌端石澄泥砚等。如广东中山香山县教谕高玄生墓出土的圆形砚。^[6]另明代拜伍丁先师已盛行，有“敕封工部尚书伍丁先师之神位”（明代遗存）、“敕封太子太保伍丁先师神位”[1]（明代遗存）为据。

清代有关端砚的记载更丰富，如高兆《端溪砚石考》、吴兰修《端溪砚史》、屈大均《广东新语》等。据清道光《肇庆府志》载，“阮元诗：五羊仙人来何处，必从此峡骑羊去，万羊化石埋紫云，石角无痕著岩树，端州研匠巧如神，水洞磨刀久迷路。诗、研皆无迹可寻，非仙那得知其故。”^[7]紫云、端州、研匠、水洞等都成了端砚文化的重要表征。清末至民国期间，由于社会动荡，端砚名坑大都荒废停采，砚石奇缺。采石制砚的匠人不少改行务农，或流落他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特别是肇庆遭日机轰炸和沦陷期间），端砚的故乡肇庆只剩下几间刻制（和收购）手工端砚兼营刀石、碑石的小店。四十年代后期，雕砚家庭已从兴盛时期的五百余家减至几家。五十年代后期，政府开始有意识地组织恢复端砚生产。六十至七十年代期间，麻子坑、老坑、坑仔岩相继重新开采，端砚的开采技艺、制作技艺重新受到重视。

八十年代，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逐渐兴起，1985年、2004年我国先后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逐步建立从国家到省、市、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在这一社会背景中，民间文化的“申遗”成为一个普遍现象。2006年肇庆“端砚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肇庆市又开始积极备战“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因而，系统梳理端砚技艺的生命史及生养传统对端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端砚采石技艺的养育及困境

如上文所述，端砚的价值历来备受关注，而历史上端砚的价值又都是通过生产实现的。端砚的生产包括砚石的人工开采和手工雕刻两大生产程序，^[8]具体包括采石、选料制璞、设计、雕刻、配盒、打磨、上蜡等工序，其中采石与雕刻技艺最为关键。需说明地是，由于制砚工匠大多文化程度较低，以及制砚的实践性强，因此，端砚技艺的传承和传播历来主要依靠口传身授，而这些口传身授的内容恰恰构成了端砚技艺的无形遗产，亟待保护。

唐初以来，人们较为关注端砚的雕刻（技艺），而甚少涉及端砚的采石技术、技艺。事实上，寻找砚石资源、开采砚坑是端砚制作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艰苦、最为困难和最危险的一环。端砚开坑采石的劳动强度大，技术难度大，故有“端石一斤，价值千金”的说法。而且，因端溪砚石大多不抗震，故开采砚石历来以手工为主。采石过程大致包括找石源、备工具、雇工、搭蓬场、储粮油、汲水、清岩路、采石、运输等多项工序。^[9]

宋时，“端州成了全国两大产砚区之一，新开岩坑近十个。但砚石开采技术十分落后，一岩之中往往需要数十人至上百人排列提水，待其干涸后，一人持烛光，一人抡锤凿石。石场设备甚差，常有塌方事故发生。”^[10]据清道光《肇庆府志》载：“顷乙亥岁，粤东珠池内臣李凤始命蛋人以余技试之，下岩皮囊绞水穷日夜，久之始见，则皆如玉璞臕裹络，包中含奇质，断之绳得砚材。丰腻细润有目，所未观始知古所称子石非紫石也。所得凡百杖，水复大至蛋人[2]几溺，旋泅以出，而下岩又复闭矣。”^[11]另据《端溪砚史》记载：“道光癸巳西潦再溢，濒江庐舍荡析离居。是冬，端州民请开砚坑以工代振，谋于守令皆曰善。乃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汲水，正月十日采石，三月十日泉至而毕。苏子瞻云，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洵矣，艰哉！”^[12]由此可见端砚石开采既艰险又具有较大的技术难度。（[2]蛋人，指历史上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也称“蜑户”、“疍民”、“疍蛮”、“疍家”）等，他们广泛分布在今广东珠江流域、福建闽江流域以及广西、海南、南海沿岸以至南洋诸岛等水域。肇庆疍民的历史大致可追溯至秦代。）

对此，还有民间歌谣为佐。如“七七采石在陈坑，箕伯猖狂毁折棚。衣食住行不需说，青女依期又下凡。褴褛批身如讨乞，觅（陌）路相逢实羞颜。离乡别井求家计，劳碌奔波为两餐。”“麻坑山路曲弯弯，悬崖峭壁确难行。数九寒天无水用，夏日到来水浸岩。”“白日登程行到晚，到来采石实艰难。采得靓石人称赞，岩藏宝砚振声环。”^[13]采石的艰辛与难度可想而知。

至近代，在集体化生产前，一个石工往往需要掌握采石、制砚和销售的全套本领，而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端砚的制作生产也呈现专门化趋势。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端砚行业开始进行“流水线作业”，石工们的工种逐渐有了区划，不同的石工掌握的技术也有所区别。

首先，寻找砚石、砚坑的石工必须懂得鉴别石种，摸清石脉。由于砚石的矿藏不像煤脉那样层数多、煤层厚、煤脉长，砚石脉往往只有二三十公分到六七十公分厚，单独成块，面积很小。这就造成了砚石开采难度大、强度也很大。

其次，由于采石技艺大多是依靠口传心授，从父辈那里传承而来，因而，采石的技艺和辨石的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宾日村石工林洁培十余岁开始跟随父亲上山采石，在实践中学习分辨“石肉”、“猪润”、粗岩和细岩等，了解砚石的生长规律。他曾对出产砚石的多座山岭、多条山坑的砚石石种和砚石的生长情况进行研究，在北岭山将军坑之上、西面一带，以及在竹高岭三林道之上、西面一带，开出十多个宋坑岩洞。在宾日村寻找砚石的诸多石工中，林洁培凭借过人的采石技术，寻找到的砚石资源、砚石岩洞最多。至今，宾日村仍以手工开采端石的历史而著称。

近些年，随着端砚外销增多，砚石开采中的机械化操作日益严重，手工采石技艺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由于端砚的市场需求量较大，端砚制作出现越做越大的趋势，几百公斤、几吨甚至几十砘的巨砚相继问世。正如刘伟铿先生说：“目前端砚越做越大的趋势，100公斤甚至几吨重的端砚常见于报端。砚石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如此拼法，后果堪虞。”^[14]另一方面，随着砚石资源保护意识的提高，政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实施了封坑和限制端砚石的开采。1999年底老坑被封坑，2001年后坑仔岩停采封坑，2004年麻子坑也被封坑。然而，滥采乱采端砚石的现象依然存在，如封坑后的麻子坑和坑仔岩，仍遭偷采者滥炸，结果碎石满地，原本整块的砚石就这样失去效用。这种现代开采方式在一定程度使得手工采石技艺面临更大的挑战，同时端砚采石技艺的传承问题更令人担忧。

三、端砚制作技艺的养育传统与变迁

雕刻是端砚制作过程中极为重要和关键性的工序，指制砚匠人对砚璞因石构图，根据石质考虑题材、立意、造型以及雕刻技法、刀法、刀路等。端砚雕刻主要有深刀（高浮雕）和浅刀（低浮雕）雕刻，另有线刻、立体雕、透雕等。^[15]雕刻技艺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代代相传。

家族传承是指端砚技艺在某一特定直系亲属内的传承，其原则为男性继嗣，如父子、兄弟、叔侄。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砚工才会考虑把技艺传给有较远血缘或者有地缘关系的人。如技艺精湛的艺人，在确定直系亲属无法继承其技艺的情况下，只得考虑把技艺传给有一定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人。广东家族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上溯至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廷接纳夏言的奏折，庶人可于冬日祭祀始祖。此后修建家庙形式的祠堂逐渐普及于地方社会。^[16]随之，以祠堂与祭祖为核心的宗族组织开始兴起。家族文化传统也由此产生。每一个家族都有她的边界，故技艺首先是在本族内的传承；其次，传男不传女也是宗族观念的一种体现。从技艺的保护来看，家族内的传承有利于保护技艺的完整性。譬如清代的白石村曾形成了蔡、郭、罗、程四大制砚世家（也有八大家的说法），他们各自的家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艺，并且保证了代代相承。

此外，端砚行业就像中国古代许多手工行业一样，传男不传女。民国以前，在传世的制砚名人中，也只找到顾二娘这样的一位女性的制砚高手。如今的白石村，女性制砚工匠不在少数。郭氏家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可查的族谱资料记载，郭氏家族的制砚历史已历五代有余。清代以降，郭家成了端州制砚名家。当时端州的贡砚均出自郭祯祥（郭兰祥），其后人郭桥继承衣钵，雕刻出诸多名品，其中仍留存有“清代两广总督张之洞为开采砚石以备贡品事碑”（肇庆市重点保护文物，存于白石村内）、广州广雅学院内的一些碑刻。[1]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当中都只有男性的制砚传承人。此后，郭家人已愿意将技艺传给自己的女儿、媳妇、外孙等人。（[1]笔者调查资料，2012年8月。）

历史以来，拜师学砚在砚界都是一件大事。而且，学徒拜师是有讲究的。首先需征得行内人的认可及师傅的同意，然后徒弟要挑一担谷或米给师傅，并与师傅谈话。师傅在初步了解了徒弟的品性后，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那天接受拜师。相传农历四月初八是先师五丁传授技艺给端州乡民的日子，这一天学徒都需行拜五丁（伍丁）的仪式，然后才进行拜师傅的仪式。不拜师擅自制砚是不被允许的，一经发现，工具都会被没收。^[17]这种传承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转变，国营端砚厂等一批砚厂成立后，这种从祖上流传下来的拜师仪式逐渐发生了变化。拜师的仪式开始省去，师徒之间那种胜似亲人的关系也在淡化。师徒之间更多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徒弟跟师傅学砚的过程也是帮师傅制造出更多产品的过程。而且徒弟学会制砚后大多会另立门户，师傅是无法阻拦的。行拜师礼虽是建立师徒关系的第一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充满温情的拜师关系正在发生转变。如今，以师徒传承的方式去传续端砚技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四、结语与讨论

综上而论，端砚技艺是以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承至今的无形文化遗产，其持久的生命力表明端砚技艺具有一套独特的、有效的制度保障。从上述对端砚技艺生成、养育历程的梳理可知，乡民既依靠家族传统使端砚技艺进行了有效的代际传承，又通过师徒传承扩展了技艺的受众群体，保障了技艺的延续，而这种传统的家族文化和拜师文化恰恰又是端砚技艺生养的重要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肇庆“端砚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过，这一表述很容易将人们带入对制作（雕刻）技艺的高度关注，然而如前所述在端砚的生产中，与制作技艺同样重要的还有开采技术，而且当前手工的开采技术因生态环境的改变、现代技术的应用等正面临失传，因而亟待进行抢救性保护。相关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彭兆荣、李春霞：《我国文化遗产体系的生成养育制度》，《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沈仁康：《端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

[3]肇庆市端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肇庆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9页。

[4][5]（元）脱脱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7年版，第87、10351页。

[6]杨杰：《出土历代端砚述略》（内刊），第213页。

[7]（清）屠英等修、胡森等纂：《肇庆府志》（卷二），台北：成文出版社，清道光十三年修，光绪二年重刊本（影印），第217页。

[8][10] 肇庆市端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肇庆市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5、126页。

[9] 佚名：《端砚行业伍丁崇拜习俗简介》（内部资料），2011年5月。

[11]（清）屠英等修、胡森等纂：《肇庆府志》（卷三），第467页。

[12]（清）吴兰修撰：《端溪砚史》（卷一），卢序，娱园丛刻本。

[13]佚名：《端砚行业伍丁崇拜习俗简介》（内部资料），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