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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塔Tower of babel 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所在地5000年前是一马平川，那里曾屹立着一座无比壮观的巨塔——“巴别”通天塔 Tower of babel 。 像巴别塔一样，在这些建筑的可见高度中蕴含着种种不可见的高度。如果说巴别塔是被天空平地拔起，那么眼前这一幢幢高楼与天空的关系则要隐晦得多。建筑师们已将神学因素从其中抽走，剩有庞大的躯壳呼告着幸福。尽管对于幸福的呼告可以被坐实为生活方式，但谁敢说所谓幸福可以摆脱形而上学而独自存在?这一幢幢高楼是否也在回溯着巴别塔的修造和毁灭?与其说巴别塔象征着上界的惩罚（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看法），不如说它象征着一个悖论，一道难题，一种精神困境。 巴别塔本身只是一个象征符号，来自《圣径·创世纪·第十一章》：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的城和塔。 这段经文显示，挪亚的子孙建造通天塔的目的有三：一，“塔顶通天”，为要接近上帝；二，“传扬我们的名”，意图超越生存空间，超越死亡，乃至超越语言。三，“免得人们分散在全地上”，一座塔顶通天的建筑在大地上可以起到标杆的作用。文明的边界并不一定就是激情的边界。 对于高度的热爱乃是普遍的激情，巴别塔的修造者大概不知道在他们起造巴别塔的同时，另一些人在地球的另一侧也在做着同样的事。1585年西班牙圣芳济会修土迭戈·迪杜兰（DiegodeDuran）在墨西哥的卓鲁拉城拜访过一位老人。老人告诉他，很久以前，卓鲁拉这个地方一片黑暗混沌，整个平原为水所环绕。后来太阳从东方升起，世界上立刻出现了一群畸形巨人。他们爱上了太阳和光，遂决定在卓鲁拉建造一座通天塔。他们收集建筑材料，找到一种粘性很强的泥巴和沥青。他们把塔建造起来，塔顶碰触到天堂…… 英国人葛瑞姆·汉卡克在他的《上帝的指纹》一书中指认此故事与《圣经》巴别塔的故事同出一源。他因此论证史前存在着高度文明，其势力曾遍及全球，后来被冰河期晚期的大洪水所吞没。但我不想把话题扯到这么远。从巴比伦通天塔和卓鲁拉通天塔的相似性，我们看到了人类超越自我的光辉本能。只有超越自我才能接近无限的未知。这无限的未知是太阳，是光，是上帝。同时，只有在超越了自我的高度上，人们才能眺望大地和从前的自我，以及这个自我所隶属的阶级、种族、国家和语言环境。巴别塔的修造应是人们向自己证明有此超越能力的努力之一。 这一努力不能说是理性行为，可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是，这非理性的行为直接刺激了技术理性的培养，乃至许多个世纪之后，当人们在另一重意义上继续修造巴别塔，并且忘记了当初修造巴别塔的目的时，涉及人类存在各个层面问题的修造工程本身成了人们无法逃避的命运。这时为了填补上帝留下的精神空间，“幸福”这一更加广阔的世俗概念被发明出来，人们以此作为继续修造巴别塔的理由。在世界文明史上，人本对于神本的取代过程与巴别塔的修造过程并行不悖。人本的有限胜利曾被迫不及待地用来证明人的伟大。一部分首先伟大起来的人们说：“这就是文明，这文明是甜蜜的。”他们不仅给“文明”一词下了定义，他们也给“甜蜜”一词下了定义。现在，经过长久的周折，我们中国人终于品尝到了这种“甜蜜”。 二但是中国人原本不擅营建高楼。在文化记忆中，我们只能找到几片高楼的薄影。据汉刘向《新序·刺奢》：“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这是一座用于娱乐和俯览的建筑，与巴别塔那种用于宗教仰望的建筑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它对于高度的要求与殷商重巫鬼的时代风气尚算合拍。殷商之后，周人确立了讲求实用、简朴，注重伦理理性的文化风格。人文风气一开，建筑对于大地的依附便明确起来，“天”虽然成了汉字中最核心的文字之一，但人文的传扬显然将“天道”与“天空”剥离开来。《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这里说的都是天道。 天道可以见之于世情民风、国家政体，也可以见之于山川河泽、一草一木。经此剥离，天空成了可度量的对象：汉张衡《灵宪》谓天地距离一亿一万六千一百五十里。《隋书·天文志》引《考灵曜》谓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不论哪种说法听起来更“正确”些，起造一座塔顶通天的建筑都是发疯。况且，中国固有的建筑技术与建筑材料本来也没有为这种疯狂预备下可能之处。在中国，虽说仁者乐山，但孔子登泰山的结果是“小天下”。孔子的天道在地上，孔子把目光投向大地，他从未想过登高仰望之事。因此，在他看来，人们可以登达的高度应以登达“一览众山小”（杜甫诗）的程度为限，其后继续登高便丧失了意义，因为登高俯览而览不到何物，便是不智。王之涣虽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豪情，但他登高依然是为了俯览（包括远眺）。 如果我们把登高称作探险的话，那么我们先人的精神探险是在肉体探险停止的时刻开始的。肉体探险最好适可而止，这符合肉体的“幸福”原则。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明许仲琳在小说《封神演义》中对《新序》进行了改写。他将鹿台的高度降低到肉体可以接受的程度：“四丈九尺”（见第十七回）。而就是这样一个高度，许仲琳还夸张地称它“台高插汉，榭耸凌云”（见第二十五回）。我要说我们的先人并非不曾设想过更高的高度，只是他们将那更高的高度让给了神仙。西王母所居住的昆仑山，据《水经》：“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 又纬书《河图括地象》：“昆仑山为柱，气上通天。”从“气上通天”这一点看，昆仑山好像中国的巴别塔，但它不是：一者那里是神仙家乡，凡人不可到达，二者它不是人工修造。它既不依赖于技术理性，也不负有托举人类超越自我的使命。它亘古存在于天地之间，是宇宙结构的一部分。但是自近代以来，我们不得不为着现代化而放弃我们原本自成一格的宇宙秩序、宇宙结构。面对技术理性的威胁和勾引，我们无法继续置身于世界之外，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置身于修造巴别塔的历史进程之外。 这一历史进程以历史行为的一致性作为必要条件。我们日益熟悉的通行于全世界的政治术语、商业术语、学术术语、道德术语恩赐给我们一种强大的幻觉，以致我们心甘情愿地为它们所左右。然而，就像事物自有其阴影，逻辑自有其裂缝，死亡自有其尸体，投身于巴别塔的修造而欲躲开“变乱”大约只是妄想。三让我们回到起点，回到原型，回到《圣经》中的巴别塔。 《圣经》虽提到人们欲使巴别塔“塔顶通天”，但并未提及它被上帝变乱之前已经达到的具体高度。事实上，使巴别塔出名并且永垂不朽的，是巴别塔建造者对于高度的痴迷以及由此招至的变乱。有关卓鲁拉通天塔的故事并未具体说明“变乱”之意。迭戈·迪杜兰在其《新西班牙的古代历史》中，只是说天堂之主见卓鲁拉塔的塔顶已触到天堂，故尔非常生气。他号令天上的居民像闪电一样出击，推毁了高塔，并将造塔的人们驱散到世界各地。在这里，天堂之主所表达的愤怒之情，我想连那些习于划出自己势力范围的狮子、老虎都能理解，而与此叙述形成对照的是《圣经》中上帝的复杂得多的反应。 上帝没有直接摧毁巴比伦通天塔，仿佛简单的暴力手段不足以显示上帝的伟大。上帝的策略是使建造者自身陷入变乱之中：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即做起运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巴别”在希伯莱文中即“变乱”之意。从上帝变乱巴别塔的理由凸现出基督教的一个核心悖论。此悖论亦曾闪现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事。如果存在着至善，那么无论偷吃禁果还是营建巴别塔都会使事主更加接近至善，但他们却因此而受罚。换句话说，至善是不容接近的。接近至善意味着威胁到上帝的秩序。按照《圣经》的观点，上帝就是秩序，就是等级，就是宇宙结构。 上帝接受敬拜，但拒绝被亲近。而人类亲近上帝势必僭越其身份。这时，接近至善在上帝看来已成小事一桩，真正罪孽深重的是人类的骄傲和不服从。《圣经》没有像我们的《礼记·曲礼上》将“敖不可长，欲不可从”的意义限制在世俗秩序之内，而是将反对骄傲的重要性拔高或扩大到维护宇宙和谐的程度。这样，骄傲者就必须受到惩罚，这是为着形而上的理由。倘若仅为人类自身考虑，骄傲的恶习会威胁甚至腐蚀人类生存的道德基础，根本违背基督教所倡导的作为谦卑者的爱的原则。 正是由于这双重利害，在《圣经》所列七大罪——骄傲、嫉妒、愤怒、懒惰、贪财、贪食、贪色——之中，骄傲被摆在了首位。上述解释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许过于“形而上”了。人们若想拒绝这种形而上的惩罚并非难事。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并不因表面上抽去了形而上学而能抽去巴别塔的变乱。巴别塔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个反讽。在巴别塔的建造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一系列事物的转身行为，例如，测查指向了测不准，计算指向了无限可能性。 科学的转身时常出于逻辑的必然而又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但这还不是巴别塔变乱的全部内容。在我们吃惊于科学转身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面对伦理的转身。例如，一种向善的学说会导致行恶，一种本可用于认识世界、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会造出核武器，而人本对于神本的取代，或曰辉煌胜利，放开了人类破坏环境的步伐。科学转身和伦理转身要求语言亦做出相应的转身，似乎真理只有在悖论的语言方式中方得以表述。 这是语言在当下生活中遇到的尖锐难题。在我看来，这一系列转身就是变乱，而人的局限由此见出。所谓人的局限并不是人不能推动历史前行，而是无能把握事物的转身。我们建造巴别塔山便建造了变乱，就像上帝创造人类也便创造了他的死亡。这是我们的真实处境。四有了巴别塔的毁灭才有了对于巴别塔的想象。放弃一座巴别塔的修造不难，放弃对于高度的激情却不那么容易。 在人的想象中，巴别塔的确塔顶通天，并且始终耸立。或许只有在想象中，巴别塔才能避开瓦解，避开变乱。当我重读但丁的《神曲》，我发现《神曲》中的炼狱就是一座巴别塔。在但丁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相信炼狱像地狱一样，设在地下，只有但丁别出心裁，把炼狱立在了地上。但丁的炼狱按照基督教七大罪分成七层，最上端为伊甸园，而伊甸园中确有通天之路。另一座在想象中建成的巴别塔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 太阳城上下也分七层，但却是以当时已知的七大行星的名字命名。其最高处为统治者“太阳”的居住地。康帕内拉想象“太阳”具有全知的特点，他以全知对应上帝的全能。这两座高塔的耸立对于欲望着高度的人类是一种安慰，可是仔细一想，不论是但丁的炼狱，还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又都不是全的巴别塔。它们不完全是人工所为，它们内部各含一座大山，因此它们是介乎中国的昆仑山和《圣经》中的巴别塔之间的所在。 看来但丁和康帕内拉为了避免变乱的打击降临炼狱和太阳城，不得不绕开全然的人力和技术理性。为了内心所需要的高度，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对巴别塔进行了改写。也就是使巴别塔偏离了巴别塔。同样是改写，弗莱芒画家皮特·布吕盖尔的做法则更令我们深思。1563年，布吕盖尔先后完成两幅《巴别塔》。一幅是将近盖成的巴别塔，屹立在大海之滨。画面上的巴别塔为上窄下阔的圆柱体，很像某地下工厂直插云霄的大烟囱。 巴别塔高十余层，向外开着一个个孪体拱门和窗户，在每一层的环形平台上都可以看到脚手架、车辆以及工作和不工作的小人儿。布吕盖尔尽量遵循《圣经》的提示，尽量不去对巴别塔进行改写。他把巴别塔画得庞大、阴暗，让乌云浮动在塔体四周。塔顶没有盖成的部分显示出塔体结构的复杂，似乎里三层外三层，而那些像蚂蚁一样工作的人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已触怒了上帝。 布吕盖尔画出了具有不祥之感的沉寂的大地。但颇具反讽色彩的是，巴别塔工地似乎是大地上惟一一块有生息的地方。我们所谓布吕盖尔对巴别塔的改写主要表现在另一幅《巴别塔》中。这一次，布吕盖尔画出了有国王和臣民的近景，塔体也明亮了些。他把巴别塔的建筑细节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发现，在布吕盖尔的想象中，巴别塔塔内还有塔，整个建筑结构如洋葱一层包裹一层。 此巴别塔虽不如前述巴别塔气势宏伟，但工程似乎远未接近完成，工程似乎永无结束之日。这样，布吕盖尔对《圣经》巴别塔进行了第一重改写，他无限推迟了上帝的惩罚。但布吕盖尔并未试图抹去变乱。画幅中，巴别塔一边修造，一边坍塌，一边坍塌，一边修造，这是对古希腊故事中珀涅罗泊白天织锦夜晚再将所织锦缎拆毁的故事的翻版。布吕盖尔以此作为对《圣经》巴别塔故事的第二重改写。而这一重改写可称是伟大的，巴别塔一边修造一边坍塌，世界正是以此历史模式保持了它的平衡。布吕盖尔当然无从知道后世的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科尔德维在巴比伦的考古发掘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尔德维确证了布吕盖尔改写《圣经》巴别塔的正确性，即巴比伦通天塔不是一次性的修造工程。布吕盖尔先知先觉的工作令我们困惑地想到，人们起造巴别塔的目的究竟何在?这是一场虚无的奋斗，只为填满空虚的人生?五但丁和康帕内拉对巴别塔进行改写是为了使他们想象的巴别塔免于变乱。布吕盖尔并不否定变乱：他改写巴别塔是将变乱中的神学因素悬置起来，从而一方面挽救了营建巴别塔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合理性提出质疑。 1898年科尔德维对巴别塔进行了另一次改写。他的考古挖掘工作证实巴别塔不是修造过一次而是修造过多次，不是毁灭过一次而是毁灭过多次，巴别塔的修造和毁灭不是一次性事件。科尔德维就这样把变乱带入了历史。根据科尔德维的挖掘报告，巴比伦通天塔大约在汉谟拉比时代即已被拆毁，后巴比伦王那波勃莱撒在原址上予以重建。他说，“那时巴比伦塔年久失修，因此马尔杜克命我重建。他要我把塔基牢固地建在下界的胸膛上，而它的尖顶要直插云霄。”马尔杜克系纪元前19世纪巴比伦城的守护神，有关马尔杜克要那波勃莱撒重建通天塔的事《圣经》中未予提及。看来通天塔的建造者当初并未存心挑战上帝，而是要建一座高塔祀奉马尔杜克，一尊地方小神。 那波勃莱撒死后其子尼布甲尼撒继续修建通天塔。他说：“我竭尽全力把‘埃特门南基’（意‘天地基础堂’，指通天塔）的顶子造得高与天齐。”这由尼布甲尼撒盖成的通天塔后来复毁于波斯王泽尔士之手。原来的通天塔像一个矩形立方体，由许多高台叠架而起。希罗多德记载下这些高台共八层，愈高愈小，第七层高台上建有马尔杜克神庙。通天塔每边长约88米，塔和庙的总高度也为88米。 建塔所用砖料一共5800万块。科尔德维向我们证实人类确曾修建过具体的巴别塔，而且这塔的修建和毁灭不是一次性事件。但是，嗜好写诗的科尔德维自己恐怕对这一发掘成果也会心存不甘。这是真正的通天塔吗?上帝会对一座88米高的建筑大发雷霆吗？那么如果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通天塔，能够满足我们想象力的通天塔究竟何在?也许我们应该套用一下柏拉图的哲学术语来评价科尔德维的工作，即科尔德维所挖掘出来的只是通天塔的“影子”，而通天塔的“理念”则存在于我们心中。 这“理念”不仅“投射”向可见的建筑，它也广泛“投射”向科学研究、技术改造、道德净化过程、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重组、艺术创造、体育竞赛，以及对于财富和享乐的欲求。所谓历史的内容不过如此。卡夫卡把历史视作一大堆公务的堆积，如果他追问下去，他势必会追问出修造巴别塔的全过程。对于今天的世人来说，巴别塔以其缺席而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所谓的世界新秩序无不来自巴别塔的理念。在揭去一层层政治术语、学术术语之后，我们看到了人的鲜活的欲望。 假如没有理性的规范、恐惧的制约，人的欲望便会趋向于无限。而人的可能的无限欲望与人的注定的死亡交汇在一起所构成的画面，与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所描述的宇宙图像——无限而有涯——可谓相映成趣。无限—有涯是一个理论转身，欲望—死亡是一个生命转身。它们令人联想到巴别塔的修造——变乱这一关于“转身”的寓言。六或许不需要实地挖掘，人们反倒容易贴近巴别塔的“理念”。热衷于破解宇宙之谜的豪尔赫·博尔赫斯通过其小说《巴别图书馆》向世界表明，他对巴别塔的了解似乎比许多人——包括科尔德维——要深入得多。 他沉思巴别塔的方式，既不同于但丁、康帕内拉，也不同于布吕盖尔。他是人类历史上少数“进入”了巴别塔的人之一。这听上去有点儿奇怪：实物的巴别塔已被放弃了数千年，博尔赫斯如何进入?但博尔赫斯就是靠“进入”这一行为复活了巴别塔。博尔赫斯没有说明他笔下的巴别图书馆是否巴别塔的一部分，还是另一座建造在巴别（或示拿，或巴比伦）的建筑，但是很显然，他所描述的图书馆是一座塔式建筑：它由一系列数量不明的，或许是无限的六边形陈列室组成，中间有巨大的通风井，环以低矮的栏杆。博尔赫斯还简略而精确地提到每个六边形陈列室的布局，他说：每个六边形陈列室的四个面各陈列着五个书架…… 每个书架上有三十二册书，每册书有四百一十页，每页四十行，每行八十个字母。这些书的内容包括未来的详尽的历史、大天使的自传、诺斯替教派首领巴西里德斯的福音书，以及对这一福音书的注释，以及对这一福音书的注释的注释。此外还有每一本书的所有语种的译本。在这里，博尔赫斯向我们暗示了他对于事物的转身行为（即变乱）的了解。他引人注目地提到图书馆所藏书籍中包括有关所有书籍的可信的目录，以及成千上万的虚假目录和对这些目录的谬误的证明。 目录本来服务于图书的收藏，但是在巴别图书馆，它们的性质转变了，它们也成了收藏的对象。我们看到，巴别图书馆内的一切均井井有条，但这种秩序由于其无限性而丧失了意义，而成为一种浪费。从虚无的消失点回望这种秩序，我们无法不得出结论：有序等于无序，亦即，图书馆的有序与无序完全是孪体共生现象。在这里，与其说博尔赫斯是在描述一座图书馆，不如说他是在做一道数学题。当然这不是一道普通的数学题，而是哥德尔的数学题。 这道数学题指向无限：由于其无限可能性而不能保证其始终一致性。哥德尔的数学拒绝情感，这是博尔赫斯与哥德尔的区别所在。博尔赫斯触及了无限，对此他无限怅惘并心生虚无，尽管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竭力避免流露这种情感。在他为这篇小说所做的一个脚注中，博尔赫斯让伪托的叙述者——即图书管理员，即“我”——说道：自杀和肺病毁灭了图书馆中的其他管理员。 许多个夜晚，当我斗胆穿过走廊去擦洗楼梯时，我没有碰到过任何其他管理员。这是一幅伤感的图景：既然图书馆里再无一人，那么何必还要去擦洗楼梯?或许擦洗的意义仅在于擦洗，换句话说，擦洗本身毫无意义。按照柏拉图的哲学模式，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依然是巴别塔理念的影子，但这个影子当然比科尔德维的影子更贴近巴别塔理念本身。盲人博尔赫斯通过将宇宙缩小（而不是放大），使宇宙、历史和我们的生活清晰起来。七我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不是由于我碰巧读到几段有关巴别塔的文字，然后觉得有必要将它们联缀成篇。其实我对巴别塔一直不甚了了， 直到不久前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座巨大的建筑——我想就连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也无法与之相比——但这座建筑究竟有多大我却说不清楚，因为我梦见我置身其中而不是其外。这座巨大的建筑内有四通八达的街道，街道上车辆奔驰，人流涌动。街道两边是理发店、电影院、百货商店、邮局、饭馆、旅行社，甚至还有一个功能不明的门脸，里面正在举行人体标本展览。街道边有时也能看到像地铁车站那样的小型建筑，但那却不是地铁车站而是通向另一层的电梯中转站。原来这座巨大的建筑上下分许多层，但上一层和下一层的区别不大，所以建筑物中的人们几乎说不清自己身在哪一层。 我步行在某一层的一条街道上。但这条街道的前方不是无尽的街道而是一片天空。起初我庆幸自己的好运，能够走近天空——这在这座建筑中是不常有的事——我还看见了几只一闪而过的飞鸟——这更是不容易看到的景象，大楼里没有飞鸟——我朝天空走去，有点儿激动。这时一队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从我身后超过我，赶赴那片天空。我忽然醒悟那暴露天空的地方一定是这座巨大建筑坍塌的部分，而那些建筑工人是去那里紧急抢险的。我想我不该再往前走了，我不想从那里掉进天空当飞鸟——我本羡慕鸟能飞翔，但我最好是首先变成一只鸟。 于是我转身朝有人群的地方走。我看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某一个角上矗立着一面红色的广告牌。广告牌上没有广告，而是用几种语言写着一句口号。走近广告牌，我看见广告牌上最下面一行字是用中文写成：“世界的倒塌不是轰隆一声而是唏嘘一片。”——这太悲观了，我想我应该找到艾略特，以便和他讨论一下在“轰隆一声”和“唏嘘一片”之间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声响——他应该就住在附近。我转过一个衔角，迎面开来一辆敞篷吉普。吉普后座上坐着几名大呼小叫的男女。他们把我从街边拎上吉普，说要带我去干一件大事。我问他们出了什么事。 他们说这城里的“有线电爱好者”和“无线电爱好者”已经各自武装起来，准备开仗。他们现在就是去打仗的。我问他们属于哪一派。他们说他们属于“有线电爱好者”一派。我问他们为什么把我拉入“有线电爱好者”。他们说你天生就是个“有线电爱好者”。吉普车开进工人体育场——我认出来了，就是工人体育场。体育场里人山人海，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来打仗的。 好像大多数人只是观众。我被带进巨大的足球场。足球场正中有一口半个排球场那么大的四方井，从井口可以望见下面一层城市的街道和汽车。所谓有线电爱好者和无线电爱好者之间的战斗，并非互相砍杀，而是要把对方推下那口四方井，仿佛这打斗的地方是天堂，而下面是地狱。在我被推下四方井的一刹那，我醒在我的床上。我睁开眼，大汗淋漓，窗外天空微明，四周一片寂静。我自问我刚才去了哪里，一个念头令我心慌：我是进入了巴别塔，对，是巴别塔，而巴别塔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何必拘泥于“塔”这个字来理解“巴别塔”?“塔”这个字就不能指一个球体——比如地球吗?事实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巴别塔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变乱之中。我们修造巴别塔，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修造，就像蚂蚁和蚯蚓，而我们自身就是变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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