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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伯格被誉为20世纪摄影领域最有原创性的评论家之一。他的文章，如同瓦尔特·本雅明的《摄影小史》、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和罗兰·巴特的《明室》一样，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爱好摄影的普通读者、摄影师和像他一样“写摄影”的人。 《理解一张照片：约翰·伯格论摄影》是伯格过去五十年“写摄影”的文章精华，由英国国宝级作家杰夫·戴尔悉心编选。本书以时间为序，不仅全面收录了伯格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名篇，如《摄影的使用》《外观》《故事》等，也将此前未见收录的、他为展览或图册撰写的评论纳入其中，其中涉及的人物极其广泛，从摄影大师奥古斯特·桑德、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尤金·史密斯，到至今仍在活跃的摄影师伊特卡·汉泽洛娃、阿拉姆·谢卜利。很大程度上，这24篇文章代表了约翰·伯格有关摄影之写作的最高水准。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国籍：巴西。他的外貌暗示出，倘若出生在另一个世纪，他兴许会是一个航海者，一个探险家。当下的职业：摄影师。他曾是一名经济学家，有一天，他问自己，是不是照片就不能像统计资料一样或更多地揭示现实。
约翰·伯格。国籍：英国。职业：作家。曾接受成为一名画家的训练。 我们两个在我家厨房里见面，讨论萨尔加多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移民》。他四处旅行6年，探访了43个国家。他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正寻找着安身立命之所、养家糊口之地的迁徙之人。在那6年的时间里，这位经济学家——他现在已经是一名摄影师了—拍摄了全球化的面庞。 谈话结束之后，我们出去散步，一位从当地一座山上下来的登山家注意到萨尔加多带着一台相机。“是否需要我给你们拍一张照片？”他询问我们。 以下就是来自这次谈话的一些未经修订的片段。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在非洲出现的现象是，难民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分崩离析，它们都和这种新形态之下的经济系统有关。人们获得的，与他们的生产，他们生产出来的货物相悖。产品的价格不是在象牙海岸、利比里亚和巴西制定出来的，而是在伦敦、纽约，被交易公司制定出来的，他们才不会去考虑这些人群生活的需要。那么发生了什么？对于这样一群人，蛋糕不断在缩小，而他们的人口规模却在不断扩大。这个经济问题存在于所有这些故事之开端。 我很早就认识这些来自卢旺达的人。1971年，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第一次去了卢旺达。我在当地茶园工作，茶园是一种非常平衡的生活方式。卢旺达不是一个发达国家，却也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当我最近返回这个种植园的时候，却发现所有的一切都被烧毁了，所有人的努力都已消失殆尽。人们露宿街头，濒临死亡。直至那时，在我拍这些照片的那些日子，我还都非常肯定，所谓的进化是正面的。但这之后，我开始问我自己：什么是进化？进化可以冲着任何事物，可以是任何方向，我们也有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进化，走向死亡，走向终点，走向最为残忍的结局，而我们却也在适应这样的方向。 约翰·伯格： 在所有这些照片中，人们会在你的视觉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体会到单词“是”，但这不是你对你之所见的一种认可，你说“是”，是因为它存在。你当然希望这些“是”能激发那些看到这些照片的人说“不”，但说出这个“不”只能在这个人说出“我必须要与之共存”之后才能发生。想要与这样的世界共存首先就要参与其中，反之，不想要与这样的世界共存就会呈现一种漠不关心，一种掉头离开的态度。 希望的关键点在于，希望在极度黑暗的瞬间出现，好像黑暗中的一束火苗，它不像是一种信心和一个承诺。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正如你说的，对我来说这里有很多希望。我所拍摄的所有移民都曾生活得非常稳定。但他们现在却在痛苦地迁徙着，他们拥有的只是薄薄一片的希望。带着这点希望，他们尝试在生活中获得另一种稳定。 如果一个人看过这些照片之后只感受到怜悯的话，我会认为自己彻底失败了。因为我想要人们了解的是，我们可以有一种解决方案。在我拍摄的对象中，很少有人对他们当下所处的状态负有责任。大部分人并不理解，为什么他们和成百上千的其他人走上了迁徙的路。他们失去了家园，甚至连最后一块砖瓦也没有留下，他们的家园被轰炸、被点燃、被摧毁。他们走在逃亡的路上，却不知道原因为何。他们自己不是他们在这儿的原因，原因是另外的事情。对于这些另外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 约翰·伯格： 假如你把这本书里所有瞬间的拍摄时间加起来……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大概有一秒钟！对我来说这就是这类摄影的神奇之处，因为就在这一秒钟，我相信你可以非常好地理解在当下这个星球上正在发生什么。 约翰·伯格： 这张照片是？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照片里的男人是一位教师，他是完全、完全地绝望，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只有他社区的同胞们才能够理解他们失去的是什么。 约翰·伯格： 这让我想起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在她40岁时候写下的一些文字，我想可以作为你说的话一种总结：“图像给被折磨的人提供的服务只有两个，一是找到能表达他们痛苦之真相的故事，二是找到能与之产生共鸣的话语，它们穿透外在环境坚硬的外表，直达那常常无法被听到的呼喊—为什么我总是一直被伤害？”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我们说了太多的统计数字，我们从不谈论真实的感受。一年以前去科索沃，这句话一直提醒着我。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获得了不少统计信息，投放到科索沃轰炸这一地区的炸弹数量、袭击塞尔维亚的飞行员的数字……但没有人去谈论真实的人，关于那些居住其中的人所承受的痛苦。 从科索沃的边境穿越至阿尔巴尼亚，难民希望得到人们张开双臂的迎接，带他们到他们的国家，带他们去法国、德国、美国。但他们完全错了，没有人等待着他们。我们发动巨大的战争，以他们的名义花费数十亿美元，却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帮助。 约翰·伯格： 假如我们接受了这些照片中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就得和悲剧面对面。而面对这场悲剧，人们能做的是不得不接受它，然后大声呼喊着反对它。虽然这将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人们常常朝向天空大声呼喊。天空在很多你的照片中相当重要。已经失去了任何悲剧感的旁观者，在看到天空时也许会说：“哈，多么精彩的设定，美丽的布局，如此精心选择的瞬间。”但这不是一个美学上的问题。天空是在这种现状下唯一可以祈求的。谁会在天上聆听他们？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他们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中，生活在如同这座星球一样大的悲剧中。 人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镜头前，就好像是走到了麦克风前面讲话似的。你因此承担了很大责任，必须去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意味着你必须要展示他们的照片。我不想给看照片的人造成内心有愧，因为大多数看着他们的人都有自己合适的居所，有工作，也有健康。他们拥有这些东西没什么错。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整个星球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约翰·伯格： 孩子的那些肖像是怎么出来的？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我曾在莫桑比克的一个难民营工作，那里是为流离失所的人们而建的一个大难民营。因为莫桑比克有大概35万孩童失去了家庭，营地里有大量的孩子。孩子在拍照的时候相当闹腾，但这就是孩子被拍照时候的状态，很自然也很正常。我想了一个主意，我说：“孩子们，我要给你们每一个人拍一张照片，然后你们要回归自然状态，让我工作。” 当这些孩子从他们的群体中走出来，坐在我的镜头之前的瞬间，他们成为了一些个体。一个一个的个体。他们是无辜的、纯净的，但从他们的眼睛里面，也许可以看到他们经历了，或者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生活。 约翰·伯格： 他们站在那里，显示着他们自己的存在：“我，我在这里，这就是我。” 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 “我存在。” 约翰·伯格： 还有些别的事情正发生着，不是吗？他们在看着相机，他们知道他们是在看着世界。他们同时对世界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什么？你们在此之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是在此之外吗？” 紧跟着他们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 1.我们感知和反馈世界的优先地位，是否是可改变的？ 2.那些孩子，真确的希望的幽灵，从五大洲看着我们——体现了谁的希望？ 3.谁最需要谁，是他们需要我们，还是，我们需要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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