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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亚娟（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原载《世界哲学》 2012年第3期 本文为作者最新修订版，与原文略有差异，来源慧田哲学公众号 摘 要：梅洛–庞蒂对身体问题的关注贯穿于他的自然研究之中。在自然反思中，他从感性论、力比多理论以及符号论三重维度展开的身体研究揭示了世界与身体之间的相互性关系，以及符号主义在人的身体层面上的涌现。它表明人的身体作为自然存在其本身已经包含了意义的发生，因而那里不存在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破坏性裂痕。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旅程中，以身体为根据的自然研究见证了他从本己身体现象学到肉身本体论转向中的细致变化。 梅洛–庞蒂围绕身体经验展开的现象学反思在二十世纪的思想领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他有关身体的观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他致力于引入一种主—客的知觉层，这作为一个朝向知觉客观性的视域实际上并未处理本体论问题。此时的现象学还原被认为是导致被体现的主体及其身体图式的还原，它将自然仅仅看作是知觉之可能对象的整体化，而自然存在本身的描述意义和确切范围则没有被澄清。 然而在追问自然的途中，梅洛–庞蒂推翻了现象学的初始运动——中立化自然与自然的知觉以揭示先验的意识，并转向了从自然存在开始通向对意识的新的理解[①]。这一研究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以“自然的观念”为主题展开，它从195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梅洛–庞蒂在1961年的溘然离世。 这一时期自然的追问以人的身体为研究根据，它表明自然不再是一种与由它派生的事物相区别的本源，而是在其本身之中已经包含了意义的生成。他从自然开始是为了揭示在自然中存在与被感知存在之间的一致性，这顺理成章地通向本体论的自然反思。自然的研究彻底化了梅洛–庞蒂早期对身体的还原，并将他的现象学引向了本体论的终极形式。正是在身体意义的变化中，自然的研究以及现象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才向我们展示出来。 一、自然研究的起因： 身体还原上的不彻底性 梅洛–庞蒂对身体问题的思考深受近代哲学笛卡尔主义传统的影响。这种理性哲学为我们揭示了两种存在：其一是主体即自我意识，它对自我透明、没有任何外在性，没有任何不透明性能够落入主体之中；其二是对象即外在性，它没有任何内在性，没有任何感受性能在它内部产生。 对梅洛-庞帝而言，这种二元本体论正是造成欧洲文化危机的根源。然而二元论在本己身体(corps propre)的体验之中找不到容身之处：如同胡塞尔在《观念II》中所援用的触摸的例子[②]：身体作为双重的存在，在身体的体验中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区分，这正是身体体验区别于意识体验的独特性。 因此，梅洛–庞蒂以肉身主题取代了胡塞尔的意识主题来展开现象学的思考。对梅洛–庞蒂而言，身体的现象学不再使体验服从于语言被给予的范畴，而是将它引向对身体的本己意义的纯粹表达；或者用胡塞尔的公式来说，即是从身体被给予的方式、从身体如何显现开始来思考被给予之物。 实际上，肉身主题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中一直处于首要地位，他本人也曾明确地表述过这一点，“作为对康德或笛卡尔的观念论哲学的反应，生存哲学对于我们来说首先由于其中一个主题——肉身化主题——的优势而获得表达”[③]。 在他思想的早期阶段，以《行为的结构》和《知觉现象学》为代表，他尝试从心理学和格式塔生理学角度对肉身化主体进行还原，知觉的意向性通过本己身体的知觉体验被说明。在《知觉现象学》中，本己身体在世之中的处境意味着“我的身体通过运动形成了一个开放空间”[④]——即“身体图式”，其中知觉、身体和世界联动起来。 然而身体与世界的联动关系并不是它们在空间的排列，而是我的身体生活在物体之中，它在运动中具有联系物体的普遍能力。身体通过运动所具有的这种朝向物体的能力即为身体的意向性。 对梅洛–庞蒂而言，用身体意向性取代意识意向性，以身体主体取代意识主体，这体现了他与胡塞尔的意识哲学的区别：意识只能是一种被体现的主体的意识，它只有与身体结合才有“出场”的机会，被感知的世界不再是由主体所构成的意义的统一，而是肉身化寓居的场所。 然而，梅洛–庞蒂在这一阶段对身体的还原并不彻底：虽然身体作为主客之间的中介阻止理智主义者将客体的确实性归之于我思的确实性，身体的活生生的体验也不能被还原为意识行为的构成活动；但是他反对将身体的描述界定为实在论的，“我思”并没有被完全从身体中排除出去。 在《知觉现象学》的第三部分，现象学的描述重返“沉默的我思”(cogito tacite)，世界被隐含地理解为一个实在本身；这个隐含地被设定的实在要求我思作为基础来决定现象。他最终将现象界描述为否定一切反思的非与反思(l’irréfléchi)本身；然而，非与反思是对反思的再反思，他始终没有逃离反思秩序的优先性。如此，梅洛–庞蒂对理智主义和实在论的双重否定滑向了对二者的双重肯定，而空间问题的阐明对此给出了例证。 在空间问题上，他同时确认身体图式的本源性意义以及点－界域空间的基础性地位：点－界域空间构成了所有方位空间的基础，其中不同物体的空间相互联系[⑤]；身体图式的空间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而点－界域的空间则只能被看作是“我思”的结果。“这种点―视域的尴尬结合所表明的身体图式的不透明性……体现了一种本源的暧昧性” [⑥]（ambiguïté，本文译为“两间性”）。 虽然两间性这种极特殊的性质说明了身体的原始存在模式，是梅洛–庞蒂摆脱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现象学剩余；然而由于《知觉现象学》并没有澄清身体图式中物体状态与我思之间的隐秘联系，这就为主体性在现象学剩余中的保存留下了空间：在原初的知觉场中，身体图式展示了一个融合了身体与事物、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系统，然而这个系统却暗含着一个从属于主体的身体中心——即本己身体。 本己身体作为知觉的主体是所有体验的身体，亦可称之为“身体—主体”[⑦]，身体意向性的达成仍然无法摆脱作为系统中心的身体—主体的朝向。虽然本己身体不再是一种纯粹精神的意识活动，它所体现的是我的身体在世之中的存在方式，然而离开了本己身体的综合我就无法把握对象的整体。 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与胡塞尔一样承认世界与主体的不可分，区别在于对前者而言无论是知觉主体还是被感知的世界都不是括号中的内容，而是在世之中；主体是作为“世界投射的主体”，而世界是作为“主体投射的世界”[⑧]。 因而，梅洛–庞蒂通过身体图式所表明的主体与世界之间的粘连关系并未真正摆脱隐含的主客二元论，并未摆脱我思这种主体性哲学的牢笼；不管是在我与自然还是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他始终没有引出相互性；这使由身体主体所达成的知觉与被感知世界的关系停留在被“我”所同化的同一性思维之中。 这种在身体还原上的不彻底性使梅洛–庞蒂在意向性问题的论述中存在着含混性：由身体图式阐明的意向性并没有将身体置于更基础的地位，或者说完全用身体来解释意识，而是认为身体与意识“只能是平行的”[⑨]。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巴尔巴拉教授指出，“在《知觉现象学》中，身体作为物体的状态没有被还原至本体论的层面，因而在意向性理论上梅洛–庞蒂始终是胡塞尔理论的囚徒。”[⑩] 二、自然反思中身体的相互性 如果说梅洛–庞蒂早期对身体的界定可以被概述为身体的能动性与意识主体的构成性之间含混的结合，那么当他在法兰西学院讲课的时候，他围绕自然展开的系列课程使他逐渐摆脱了早期在身体问题上的含混性。在《自然：法兰西学院课程笔记》（以下简称《自然》）中，他从感性论和力比多理论双重维度展开的身体研究确证了我与自然以及我与他人的相互性关系，并从根本上推进了身体的还原。
在以《自然与逻各斯：人的身体》为题的课程中，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的身体研究基础上吸纳了最新的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成果，从而形成了对身体的感性论研究。 这一研究借鉴了乌也斯库尔的生境(Umwelt)概念：在乌氏那里，生境作为有机体以及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表明了生物与环境之间原初的不可分性[11]。在身体的感性论解释中，梅洛–庞蒂用生境的不可分性来阐明人的身体。由于人的身体之上并存着动物性和人性，因而他参照生境概念对身体的解释必然要回应人的身体与动物身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在他看来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身体的未分性：由生境所定义的身体——无论是动物身体还是人的身体都处于与世界的沟通之中，它中立于身体的内部和外部；身体等同于由其所划定的生境之间的关系，身体与生境之间不可分。这种解释区别于胡塞尔使身体下降为身体—对象的意识，身体作为一种运动的身体将身体对象围绕在它的周围。 运动使身体置于与生境之间的不可分性中，然而一方面动物的运动无法脱离这一生境，另一方面动物对其身体与生境之间的不可分性毫无所知，这使得动物身体根本上区别于人的身体：人不仅能够在身体的感觉中觉知生境，而且能够通过身体的运动切断身体与生境之间的联系。 如果说动物身体表现为与生境的同一的话，那么人的身体由于具有一种主体自识而显示出与生境之间的差异。在人的身体的生境中，不仅包含了动物性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不可分，而且包含了身体与自我——作为运动所有者之间的不可分。
对梅洛–庞蒂而言，身体的感性论中阐明的身体的意识和世界的意识就是在图式中被把握的我的身体。在身体图式概念上，自然的研究首先延续了它在《知觉现象学》中的意义：运动身体形成的统一被称之为身体图式，身体图式作为一种结构图式，它所达成的统一与空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所有身体的位置或者处于系列中或者是同时的，与世界的空间相关”[13]。 其次，《自然》拓展了身体图式原有的意义：身体不再是知觉图式寓于世界之中的媒介，一种包含知觉的感觉系统也不再被看作是身体与世界寓居的场域，可感受性成为身体的根本属性。这种属性并不需要为身体预设对象或他人的身体，因为身体本身处于沟通世界的生境之中。 在身体之上有一种内在性，它所体现的是感觉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人的身体作为一种感性论的身体，它通过身体图式达成了身体空间部分的总和，身体与外部之间、身体部分之间借助其与外部空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均衡和差异的系统中；同时，身体图式实现了感觉间性的总和：视觉、听觉、触觉构成了一个统一体系统。 例如，眼睛作为能见者向所有可见者敞开，而我的手作为事物能够触摸所有事物包括我自己的手。能触(touchant)与所触(touchée)的手的关系，即身体与自身的关系是梅洛–庞蒂突破二元性解释的核心。他指出完全主动或完全被动的都不是身体，身体既有主动性也有被动性。 在能触与所触的转换中，体现出一种仅仅在转换发生那一刻才显现的相互性和双重性，一旦转换完成互补的、联合的体验将永不可能共存；尽管它们的统一是不容置疑的，但仅仅是不可见的联系[14]。 由此，感性论为梅洛–庞蒂呈现了感知着的身体、被感知的存在以及其他身体在生境中的统一，但是在这种统一中我的身体图式与外部生物以及其他身体之间仍然存在着间距和差异。
为了在生境的间距与差异中揭示统一性的“自然的牢固之根”(enracinement naturel) [15]，梅洛–庞蒂参照弗洛伊德给出了身体的力比多解释。 实际上，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借鉴在自然课程之前早已有之，诸如在《行为的结构》、《知觉现象学》、《心理学和儿童教育》、以及法兰西学院以被动性为主题的课程[16]中等。然而它们始终没有处理主体与他人以及身体与世界的联合或归并(incorporation)本身的机制，这一工作在《自然》中藉由力比多的身体研究而完成。 在这种解释中，他所关注是力比多朝向自我以及朝向对象的“欲力贯注”(libidinal cathexis) [17]，并用一种现象学的术语来描述这一进程——即身体的移情(Einfühlung/ empathie/ empathy)。他指出身体作为身体图式、作为感性论的身体、作为肉身为我们提供了身体、被感知的存在以及其他身体的移情。 移情作为一种体验既包含了我对自身运动的内在感觉，又开启了我对他人体验的理解。身体的移情具有通向自我以及他人的双向进程，这使我的身体与其他身体根本上处于一种身体间性之中。以此为根基，他人在我的体验中的旁观地位被取消，自我与他人的共同体验得以可能。[18] 梅洛–庞蒂指出，当身体欲求其他事物或它的相似物而非自身时，如同生命在物理—化学过程中变成了并非自身的其他事物，“身体实际上是依据自身的逻辑、通过自身的安排来欲求它的对象的”[19]。因而身体不再是超越地欲求一个外在的对象，而是，在身体作为力比多的投射者和它的对象作为力比多的吸取者之间，置入了自我与自我之间的世界，这里的超越是通过迂回而达到的侧面超越。 在欲望中力比多的投射—吸取揭示了一种根本的相互性关系，因而我的身体图式，既是自我认识其他身体，也是它认识我的身体的标准方式。 在梅洛–庞蒂看来，这是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对身体图式做出的杰出贡献，“身体欲求身体之外的东西，这是通过身体自身的分量(son proper poids)来要求的，因而既没有第一位的，也没有第二位的。”[20] 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作为移情的力量就是力比多，它是“一种身体欲望”[21]。感性论的身体呈现的是作为生境之身体的可感性，而可感性根本上源自于身体的力比多的投射—吸取结构。 由此，我们见证了“从可感性到身体性(corporéité) 的过渡”[22]。当我看到事物时，由于共同的身体性我的身体成为同构性的中介。这种过渡拓展了身体图式的意义，后者作为一种归并最终成为“我的身体与世界，我的身体的不同方面，投射—吸取关系以及归并关系之间的存在关系(rapport d’être)”[23]。这种关系在身体性中找到根源，又在身体的作用中得以实现。 如此以来，身体图式不再具有固定的部分，也不再像《知觉现象学》那样有一个中心——本己身体，由于它可以扩展到所有作为身体性的事物之中，因而它排除掉了本己身体的实存，“身体图式在内部是空的”[24]。身体图式如同一个包裹(enveloppement)，他在一种中空的而非实在的身体性中呈现了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与世界、我的身体与其他身体以及其他身体之间的不可分性。在这种不可分性中，他人成为外在的我，我则是他人的内在。存在没有优先性地处于身体的内—外部普遍系统中，这一系统并不需要以意识为前提。 在自然反思中，感性论的身体从生境中涌现出来，它使处于间距与差异中的身体与世界沟通起来；接下来在力比多的投射―吸取过程中身体图式之间相互侵越(empiètement)，这种侵越消除了诸身体图像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并使它们融入自我与自我之间的世界，由此体验的陌生性在身体中完全被消解掉；体验一旦被把握就是一种移情，欲望的身体为我们提供的身体间性，构成了主体间性的基础。 在身体的力比多解释中，梅洛–庞蒂表明了一种从可感性到身体性的过渡，欲望的身体性构成了可感性最初和最终的根据。在同构的身体性的包裹下，身体与世界以及不同的身体被一同置于存在的关系之中，并且见证了力比多结构对意识结构的取消。 如果这种解释是成功的话，那么梅洛–庞蒂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意识的优先性以及对他人的旁观性的取消，而是要更进一步阐明在身体性中完成的这一取消如何又使被取消的内容成为可能；并且回答身体性作为存在无差别的属性是否会导向一种源初的存在。 实际上，这正是梅洛–庞蒂工作的方向，他在力比多的研究之后致力于揭示作为符号系统的身体以阐明意义在身体之上的涌现，这将他最终引向了《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中对源初存在——即作为存在与意义之统一的肉身(chair)的阐明。 三、身体问题在自然研究中地位和结论 在梅洛–庞蒂对身体经验的关注中，他早期用身体主体取代意识主体的做法并没有克服胡塞尔唯我论的困境，被感知的世界并没有被赋予实在的地位。于是在《知觉现象学》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明显地转向了与表达有关的研究，自然的反思正是在这一语境中出现的。 在他看来，只有引入意义的表达问题才能澄清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有通过语言进入到社会和文化领域才能看到普遍性的生成。由于“任何一种对身体的运用已经是最初的表达”[25]，因而《自然》对身体的阐明最终不得不诉诸于语言哲学。 他指出身体的表达理论，正是为了表明知觉的自然与欲望的自然并非两个自然，而是双重的自然。在身体的感性论研究之后，感知生活被引向表达生活，符号论的身体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是，身体作为符号系统与约定的符号系统之间的差异与统一。 需要指出，梅洛–庞蒂对符号的理解受到索绪尔的影响，但又不同于索绪尔。索绪尔将语言看作是表达思想的符号体系，他将符号区分为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他认为语言符号的音与义之间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它们的结合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表现。 然而在梅洛–庞蒂那里，符号体系被用来意指精神、意向性和意义。他指出人的身体是符号系统并不是在肤浅的意义上，而是围绕“建制”(institution)概念进行的，是在根本意义上对他者的表达。
简而言之，它是使意义的开放系列肇始的东西。由此，意义的统一仅仅是它的表达得以实现的均衡的轴心或原理；意义是被制定的而不是被构成的，同样地它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未来。梅洛–庞蒂通过将言语看作是制定的来摆脱惯常的约定论：与符号论相关的制定不再是言语的原因或者其对话，而是在我与他人的体验中赋予言语以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制定的言语对应的是制定的自然，当我们在其中探问本源之物时，我们只看到了最初的涌现。 我们从这里可以明显地发现身体研究中暗含的语言主题。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作为符号系统是一种沉默的言语(langage)，他通过将言语界说为第二身体以及开放的身体来澄清言语，而言语的符号系统则导向精神，自然世界的逻格斯是言语逻格斯的基础[27]。自然是这些研究的集合，在这些研究之后梅洛–庞蒂引领我们到达了自然。 对梅洛–庞蒂而言，自然中所有先在之物是人的身体。身体以及身体—世界关系的自动调节使身体成为一个符号系统。身体作为一种自然的符号系统，具有一种未分化的、无差异的、潜在的和盲目的意义，这对应的是一种自然的目的论，即我们的意义通过自然的建制起作用；而约定的符号系统则有一种人造的、约定的、明确的意义，它对应的是人为的目的论，明确的意义是完全由我们构成的。 他指出要澄清这一问题并消除在言语中存在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面向介于未分化的符号系统和人为的符号系统两者之间的言语，抛弃从符号到指称之间的预定论：言语的约定不再被看作先在的、人为的建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也不是预定的，而是由语言符号之间差异的内部原则创造的[28]。对梅洛–庞蒂而言，言语就是第二个自然，是一种对人而言的自然，其中包含着一种潜在的意义，它不是思想而毋宁是一种未开化的精神。“它（言语）不是作为精神实证的因果性融入人的身体之中，而是如同一个未开化的精神介于语词之间，在沉淀到文化的实证对象之前。” [29] 言语能够被感觉世界所激活，从而将自然的逻各斯带入表达。这呈现了他考察言语的最终目的，即阐明自然与逻各斯的关系，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双重维度。在他看来，“客观的可见者是作为不可见者材料的原始可见者的投射”，而“言语是剩余的可见者中的不可见者的界限”[30]。因而对言语的研究将把我们引向不可见的存在。世界作为不可见序列中呈现的可见者，是一个待完成的存在；可见的存在是自然的，他们围绕自然事物被创造；然而言语、艺术、历史则围绕不可见者（理想性）运行。不可见的结构与可见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要求梅洛–庞蒂最终进入到对不可见序列的把握之中。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自然》对人的身体作为自然存在之研究的理论进路：
在他看来，自然“不是外部事物或实体，而是作为内部结构、交点(intersections)向我们显现的观念，是对来自于世界并终其一生生活于世界之中的事物而言的承诺(entre-prises)，所有这些暗示了存在，依据存在本体论被切断，存在包含了所有非乌有之物，所有世界之光，是作为所有维度的维度性”[31]。 由此可知，梅洛–庞蒂的自然研究具有明显的本体论倾向，他以人的身体为根据最终阐明了自然存在的模式：正如在人的身体层面上涌现了符号主义，自然存在其本身已经包含了意义的发生，因而那里不存在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破坏性裂痕。对他而言，从人的身体角度展开的自然研究不是自然的知识，也不是超科学，精神、历史或意识哲学，他所采用的是笛卡尔式的本体论道路，他寻求的是以人的身体为根据所阐明的“存在”的真实意义。 自然反思维持了梅洛–庞蒂现象学思想的一贯特色，那就是对身体经验的关注。然而身体在他的自然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呢？要澄清这一点，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自然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对梅洛–庞蒂而言，自然概念的演变清楚地显示了本体论的变化，“自然概念是本体论的优先表达”[32]，因而有关自然涉及的是自然作为全体存在之叶(feuillet ou couche de l’Etre total)的研究。然而他对笛卡尔的神圣自然观并不满意，他所寻求的不是在上帝的目光之下安排存在，也不是为理性设定一种秩序。 他藉由自然所讨论的问题是自然的存在——作为被感知事物的新名称——的存在意义。如他所说，对自然的彻底分析“既不是对自然科学内在法则的简单反思，也不是诉诸自然，如同诉诸于一种独立的、明晰的存在，而是在诸存在者及其以及他们在存在中的联系之上澄清自然，阐明澄清自然的存在(être-naturel)或自然地存在(être-naturellement)的意义。”[33] 由于人作为一种理性存在，在人的身体上体现了动物性与理性的统一，因而梅洛–庞蒂对自然存在的阐明以人的身体为根据而展开。在自然反思中，关于人涉及的是从人性在它的存在即身体之上涌现的那一刻来认识他。因此人的身体的研究所关注的是人性作为身体存在的另一种被把握的方式，即作为一种存在间性(interêtre)在人的身体上的涌现。 而自然作为所感者(perçu)，它的存在模式只有通过对人的身体——作为能感者(percevant)——的描述才能被澄清。正因为如此，身体问题在自然反思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不管身体被表述为身体图式、人的身体还是肉身。然而，自然反思作为从《知觉现象学》到《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换言之，即从本己身体现象学到现象学本体论之漫长过渡期中的一环，它在身体研究上还未完全得出以肉身为基础的存在本体论。 自然的追问最终诉诸于一种原始的存在来解决自然问题上的本体论疑难。在《自然》中这种原始存在并没有被明确地等同于肉身，而只导向了对一种普遍身体——即肉身的召唤，更不用说像《可见者与不可见者》那样以肉身概念为核心。然而在自然的追问中，人的身体实质上经历了从本己身体到肉身的悄然变化——这不仅是理解自然问题的关键，而且为他提供了在自然反思之后阐明肉身本体论的重要线索。故而，巴尔巴拉讨论梅洛–庞蒂的自然观念时对身体问题只字不提的做法是欠妥的。[34] 在自然反思所揭示的源初存在之中，能见与所见、能感与所感等交织在一起，处于一种混合的状态，其中不存在主客的区分、存在与本质的裂痕。梅洛–庞蒂消弭二元性的代价就是让世界回到这种不能分析的混合之中，这也正是他的哲学被冠以暧昧或模糊之名的原因。 然而这种混合并不是一团模糊，而是他试图超越二元性所诉诸的一种两间性。国内研究梅洛–庞蒂的学者在翻译ambiguïté一词时，多将其翻译为“含混的”、“暧昧的”、“模糊的”等，这些译法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认为他的哲学根本上是不清楚的。 实际上，德瓦伦[35]在使用ambiguïté这个词时无涉于梅洛–庞蒂的哲学方法，而是指向其独特的哲学结论，他由批判对西方二元论哲学的批判所导向的一种试图沟通主―客体、存在―本质等的两间性哲学。这作为一个使二元性消失的计划，在它的深处同时根植着一种使二元性成为可能的方式。 只有真正理解以身体为根据的自然存在的两间性，我们才能把握梅洛–庞蒂的自然哲学乃至其现象学体系的终极旨趣。 [①] 参见拙作：《梅洛–庞蒂：颠覆意识哲学的自然之思》，《哲学研究》[J]，2011年第10期，第83-85页。 [②] Husserl, Edmund,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Second Book.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 [M], Trans. by Richard Rojcewicz and André Schuwer,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pp.152-153; Toadvine, Ted, Merleau-Ponty’s Reading of Husserl [M], Kluwer, 2002, p.17. [③] Merleau-Ponty, Maurice, Parcours 1951-1961[M], Lagrasse: Verdier, 2001, p.254. [④] Merleau-Ponty, Mauric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M], Paris: Gallimard, 1945, p.165. [⑤] Ibid, p.119. [⑥] 钱捷：《本体的诠释——析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肉体”概念》，《哲学研究》[J]，2001年第5期，第55页。 [⑦] Langer, Monika, Merleau-Ponty’s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A Guide and Commentary[M],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89, pp. xiv-xv. [⑧] Merleau-Ponty, Mauric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M], Paris: Gallimard, 1945, pp.491-492. [⑨] Ibid, p.144. [⑩] Barbaras, Renaud, The Being of the Phenomenon [M], Trans. by Ted Toadvine and Leonard Lawlo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xxiv. [11] 乌也斯库尔(J.J. von Uexküll, 1864–1944)是一名德国生物学家，他被看作是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的先驱。Umwelt是乌氏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作为动物所处的世界同时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动物行为展开的自在世界；另一方面是动物的运动显示的世界，是区别于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的有机体的主观世界，它彰显了动物所处环境与运动之间的意义联系。这一概念在现代思想领域中多次被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以及德勒兹等人引用。鉴于它所具有的作为生物与环境之统一的独特含义，本文将其翻译为“生境”。参见：Kull,Kalevi, “Jakob von Uexküll: An introduction”, Semiotica[J], 134-1/4, 2001, pp.1-59. [12] Merleau-Ponty, Maurice, La Nature. Notes, Co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 [M], Paris: Seuil, 1995, p.279. [13] Ibid, p.279. [14] Ibid, p.278. [15] Ibid, p.272. [16] Merleau-Ponty, Maurice, L’institution,Le problème de la passivité. Notes d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54-1955) [M], Paris: Belin, 2003, pp.23-26. [17] 在《论自恋：引论》一书中，弗洛伊德区分了两种欲力贯注：朝向自我以及朝向对象的。起初，自我—力比多也被称为“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它被认为是首要的欲力贯注，它的一部分分离出来并朝向对象，自我被看作朝向对象的贯注由之发出并再次汇入其中的巨大储蓄池；但是很快弗洛伊德就改变了这一陈述，本我被看作力比多更大的储蓄池。参见：Freud, Sigmund,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M], SE, Vol.14, p.46. [18] Merleau-Ponty, Maurice, La Nature. Notes, Co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 [M], Paris: Seuil, 1995, pp.272- 273. [19] Ibid, p.273. [20] Ibid, p.281. [21] Ibid, p.272. [22] Ibid, p.345. [23] Ibid, p.346. [24] Ibid, p.346. [25] Merleau-Ponty, Maurice, Signes [M], Paris: Gallimard, 1960, p.84. [26] Merleau-Ponty, Maurice. Résumés de cours. Collège de France 1952-1960 [M], Paris: Gallimard, 1968, p.61. [27] Merleau-Ponty, Maurice, La Nature. Notes, Co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 [M], Paris: Seuil, 1995, p.282. [28] Ibid, pp.289-290. [29] Ibid, p.290. [30] Ibid, p.290. [31] Ibid, p.291. [32] Ibid, p.265. [33] Ibid, p.267. [34] Barbaras, Renaud, “Merleau-Ponty et la nature”, Mauro Carbone, Leonard Lawlor, Renaud Barbaras(ed), Chiasmi International 2 : From Nature to Ontology[C], Mimesis, 2000, pp.47-62. 该文章由笔者译为中文，《梅洛―庞蒂与自然》，《现代哲学》[J]，2010年第6期，第57-66页。 [35] 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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