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论丛】从中国古代内朝政治传统看元代的怯薛入仕

nzpeach 201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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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在隋唐之前，宰相都承担着“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①]的职能，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以中国地域之大，人口之多，事务之繁，皇帝是无法做到真正乾纲独断的，必须要有宰相为之服务。但是，宰相位极人臣的地位，又往往会权倾主上，架空皇权。因此历朝历代，总会出现皇帝利用“内朝”削夺宰相“外朝”之权的情形。

“内朝”又称中朝、内廷或内庭，是侍从皇帝的宫廷机构组织，内朝官多是近侍、外戚、宦官、秘书等人员，与“外朝”即以宰相为首的中央政府相对。内朝官虽然地位较低，但随侍皇帝左右，与皇帝关系密切，能够很好的贯彻皇帝的意志。因此自两汉以来，内朝官往往因为皇帝的信任而参与政务、掌管机要，形成新的辅政集团，从而对相权进行挤压乃至替代。不过，这一情形在元代有了新的变化。因为元代宰相均出身于怯薛，属于皇帝近侍，因此在元代前中期，内外朝的分野不复出现，虽有众多权相，却能与皇权相得益彰。

一、元代怯薛与传统内朝的异同

以内朝削夺外朝之权，始于汉武帝。汉初，为宰相者均是列侯，都是与皇帝一同打天下的功臣，也算作是皇帝的私人。因此对于皇帝来说并无内外之分，皇权与相权轻重相维，相互无隔，丞相亦得统领百官及治宫中。到汉武帝时，“宰相始由士人特起，渐有其尊严之地位，而与王室渐次分离”[②]。武帝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采取了限制和分化丞相权力的种种措施，从而形成了“内朝”，内朝由皇帝的侍从文武官员组成，因在日常生活中接近皇帝而受到宠信，从而把参决机要总理朝政的实际权力从宰相及外廷转移到由皇帝直接掌握和控制的非正式的内朝。于是汉武帝时期，“承相府客馆丘虚而已”[③]，丞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④]

从汉武帝开始，内外朝之争便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东汉时，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但无论外戚还是宦官，均属于皇帝之内朝，与外朝之士人政府形成尖锐对立，著名的“党锢之祸”便是其表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官僚体制继续发展，尚书台演变为尚书省，正式成为国家权力中枢。但此时尚书省作为新的宰辅机关，其首脑尚书令又成为相权的代表。于是，新的权力机关中书省、门下省应运而生，形成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的三省分工机制。及至隋唐，在三省制基础上形成的政事堂集中议事制度，使相权由个人占有变成了由政事堂会议集体行使，进一步分散了相权。而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与朝臣党争使得唐朝皇帝不得不启用宦官为内朝，对内抑制宰相，对外监视诸藩，以内枢密使制、神策军中尉制和监军使制的确立形成宦官“北司”，内朝的北司与外朝的南衙长期对立，而最激烈的表现，便是“甘露之变”。

即使最为讲究“君臣共治”的两宋也不能免俗。两宋朝廷始终不曾赋予宗室、后妃、外戚重权。宦官虽曾被皇帝作为分割外朝权力的工具，但程度有限，因此“大体无内朝”[⑤]。但是，也仅仅是“大体”而已，北宋徽宗时期，宦官势力膨胀，“自崇宁以来，祖宗之制坠废殆尽，而政事号令悉出阍寺”。童贯、梁师成、李彦、杨戬、谭稹、梁方平、李彀、兰从熙、王仍、张见道、邓文诰等宦官不仅身居高位，还可出任节度使外出领兵。外朝官员“相习成风,皆以附内侍为荣”，以至于“故政和、宣和间，所除宰执，尽出其门”。[⑥]南宋理宗时期，皇帝内侍权力很大，宰相丁大全便是通过巴结理宗内侍卢允升、董宋臣而入相，而内侍董宋臣、李忠辅常有参与国事之举。

这种内外朝相分、相争的传统，到元代中前期一时消弭，其原因便是怯薛入仕制度的建立。怯薛是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其来源于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汗设立的怯薛军和怯薛宿卫轮值制度。怯薛不仅负责君主的护卫，内廷的各项职责，其怯薛长还担任国家的高级官员。在大蒙古国时期，怯薛身兼行政机构、御林军、内廷职责等多种身份。

随着元朝的建立，各类中央政府机构的不断完善，怯薛的职能范围缩小，怯薛逐渐从大蒙古国时期的中央军和中央行政机构转变为纯粹的皇家卫队和家务机构。怯薛随侍皇帝，“中夜有需，不需烛索，可立至前”[⑦]。同时，怯薛成为元代政府官员，尤其是上层官员的首选群体，“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⑧]。尤其是宰相，更是要“好跟脚出身”，大多出身于“斡脱古·孛斡勒”，也就是皇帝最为信任的“世袭奴隶”，因为“立过值得嘉奖的功绩”而有着“[蒙恩的]权利”[⑨]，与元朝皇室的亲密非同寻常，其主奴关系久远而紧密。于是，怯薛作为“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和“宿卫之士”[⑩]，是最接近皇帝，最为皇帝所信任的勋贵群体，必然是入主相位的首选。

由此可见，虽然怯薛入仕与中国传统的“内朝”十分相似，都是皇帝最为亲近的内侍出而为官，执掌中枢。但考察元代怯薛入仕乃至入相的情形，尤其是元代中前期，就会发现其与传统的内朝还有很大不同。

首先，传统内朝官员都是由皇帝的近臣、侍从组成，因被赋予特殊的权力而成为凌驾于正式体制之上的官僚系统，他们奉行天子旨意，凭借皇帝名义，出纳诏命，掌参机要，奏闻朝政，参决政事，以分割外朝之权。但是，内朝官员的权力并非来自于制度，而仅因为是皇帝的私人，即如钱穆所言“内朝用私臣”[11]，归根结底是一个变态的产物。而元代的怯薛却是有着明确的任职制度，由宿卫也就是怯薛进入仕途成为外朝官，是制度所保障，“或由天子所亲信，或由宰相所荐举，或以其次序所当为，即袭其职，以掌环卫。虽其官卑勿论也，及年劳既久，则遂擢为一品官。”[12]

其次，传统之内朝因为是变态产物，故仅能代表皇帝利益，而不能代表官僚集团的利益，内外朝之争从来不可避免。但怯薛入仕乃至拜相掌管中枢，是元代的既定国策，所谓内外一体。怯薛为外朝官，同时仍要履行宿卫职责，既能够密近天光，又能掌管政府，“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之内廷，则执其事如故”[13]，因此内外朝之争便不复存在。

再次，传统内朝是为皇权削减外朝，尤其是宰相的权力而存在。内朝一旦出现，便意味着外朝权力的减弱。而元代怯薛以近侍而为外朝官甚至成为宰相。其大多出身于“斡脱古·孛斡勒”，与元朝皇室的亲密非同寻常，故而很得皇帝信任，能够真正做到“委任责成”。从而出现了很多权倾一时而又能与皇帝善始善终的权相，相权不但未能减弱，反而增强了。

由此可见，元代怯薛虽有内朝的特点，但因其特殊属性，并不能以传统的内朝视之。

二、元代内外朝一体之下的相权

内外朝之分是中国传统中央政府组织演进的必然产物，随着专制皇权的确立，以宰相为首的政府逐渐脱离王室私人的资格，而成为对皇帝负责而为国家服务的较为独立的行政机构。于是，皇权和相权之矛盾便因此而逐渐扩大。皇权与相权之间本是合作共存的关系，皇权须借助相权实现对国家的有效统治，相权为皇权服务，并被赋予管理国家政务的权力。但因为皇权具有独占性、排他性和扩张性，而相权又有相对的自主性，其利益最大化是体现在维护官僚集团和保障国家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行，因此双方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皇权不得不用内朝来分割相权，而当内朝形成新的相权时，便又要有新的内朝产生。

而在元代，因为怯薛特殊的地位，既是皇帝私人又可以制度出外朝为官乃至为相，元代前中期无内外朝之争，相权则持续增强。

世祖时代，以怯薛而入相者，有安童、廉希宪、彻里、帖木儿、不忽木、阿鲁浑萨理、和礼霍孙、完泽等人，其中为中书右丞相者则有安童、和礼霍孙和完泽。这些宰相都很得时誉，被称为“以成效责中书，一时宰辅，皆极老成选。”[14]不过，因为世祖忽必烈本人“历精政事”，而且权力欲很重，宰相都只能是奉旨办差，这也是历朝开国皇帝在位期间的通例。

及至成宗即位，相权比之世祖时期有所加重，成宗前期最为倚重的完泽，其父亲是世祖怯薛，自己为真金太子，也就是成宗父亲的怯薛，因此很得成宗信任。完泽为中书右丞相，“倚任之意益重”[15]，使得行政之权均归于完泽，“宗藩内外官吏人等，咸听丞相完泽约束。”[16]大德七年（1303年）完泽去世后，成宗的怯薛长哈剌哈孙继为中书右丞相，因为此时成宗病重，皇后卜鲁罕居中用事，坚持惟和、平允的施政方针，而哈剌哈孙主张改弦更张，代表君权的卜鲁罕与代表相权的哈剌哈孙从而有着尖锐冲突，史称“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而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

成宗去世后，因太子早逝，帝位空悬。哈剌哈孙以宰相的权力，阻止了卜鲁罕皇后扶立旁支为帝的图谋，扶立武宗即位。而武宗虽外放哈剌哈孙，但启用自己的怯薛乞台普济、脱虎脱、康里脱脱等人为相，复立尚书省，“总理百司庶务”[17]。

武宗后，仁宗虽罢废尚书省，但其权归中书省，这种体制仍延续了下来。元朝前期，官员上疏奏事所陈内容大多要经省、院、台等官员集议后再实行，而元中后期则多由中书省处理，百官集议虽还有举行，但多为关于讨论郊祀典礼和灾异等事务，中书丞相权柄比之前期大有提升。皇权的行使都需要相权的强力支持，仁宗开科举取士，朝堂上“赞其成者才数人耳”[18]，却能够在中书省臣尤其是李孟的支持下强力推行；英宗即位，要推行至治新政，则需要对中书丞相拜住“倚之，相与励精图治”[19]；泰定帝因“南坡之变”而得即位，其合法性并不牢靠，因此更为倚重由自己怯薛近侍旭迈杰、倒剌沙等人所组成的宰辅班子，乃至“左右相日值禁中，有事则赴中书”[20]。

不过，泰定帝崩后，因为两都之战及明文禅替的动乱，这种怯薛入相的格局终被打破，导致了元代出现了内外朝之争，并最终成为元代灭亡的重要因素。

三、元代后期内外朝之争的原因

元代内外朝无分、无争的局面，在“两都之战”文宗登基后遭到了破坏，导致内外朝之争愈演愈烈。而原因便是皇帝与宰相之间亲密关系的不复存在。

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原为武宗怯薛的燕铁木儿在大都发动政变，扶立武宗次子文宗即位，而泰定帝宰相倒剌沙则扶立泰定帝之子天顺帝在上都即位，两都之战爆发。

两都之战以大都一方获胜而告终，之后文宗虽一度让出帝位给自己的长兄明宗，但明宗很快便被燕铁木儿弑杀，文宗复位，是为明文禅替。经过两场变乱，文宗虽成为皇帝，但燕铁木儿被封为太平王，任中书右丞相，成为有元一代第一个完全篡夺了皇权的权相。而其人虽为文宗之父武宗怯薛，但因为文宗早年一直处于流放的境地，因此燕铁木儿与文宗之间并无之前皇帝和怯薛宰相之间的情分。燕铁木儿“自秉大权以来，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21]，使得文宗不得不考虑削弱其权力，于是出现了奎章阁学士院之“内朝”与燕铁木儿之“外朝”的争斗。

奎章阁是元代大都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在兴圣殿西廊。文宗设立奎章阁学士院，看似只是作为皇帝与文人吟风弄月的场所。但文宗将大量文人学士和儒化大臣纳入其中，形成了皇帝周边的官员团体，且明言“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22]，使这些官员成为有了密近天光、提出谏言的权力。奎章阁学士院于是成为了隐形的“内朝”。这样的内朝对于燕帖木儿而言自然是威胁，于是双方的斗争也随之展开。至顺元年（1330年）六月和七月，燕铁木儿两次弹劾中书平章政事、奎章阁大学士赵世延，强迫文宗免除了其中书平章政事的职务。至顺二年（1331年）三月，弹劾奎章阁参书雅琥，迫使文宗贬雅琥为静江路同知。是年八月，又弹劾奎章阁监书博士柯九思，使得柯九思被贬出大都。

赵世延、雅琥和柯九思都是文宗极为看重和信任的近臣，赵世延是文宗眼中的“老成人”，雅琥的名字就是文宗所赐，而柯九思更是有着“赐牙章，得通籍禁署”的权力。他们被燕铁木儿弹劾罢黜，明显是剪除文宗内朝、避免其夺回权力的作为。不过，因为文宗“得国不正，隐亏天伦”[23]，他不得不与燕铁木儿休戚与共，因此内外朝之争并未有更激烈的表现。

文宗崩后，宁宗在位不及两月而亡，惠宗得以即位。虽然燕铁木儿在惠宗登基前已死，但其家族仍掌控着朝政大权。直到至元元年（1335年），伯颜发动政变，剪除燕铁木儿家族，朝政又归于伯颜。

伯颜和燕铁木儿一样，也是武宗怯薛出身，但与惠宗毫无交集。其作为宰相，执掌大权，彻底架空了惠宗。惠宗被迫营造自己的内朝，从而形成了沙剌班、世杰班父子，以及阿鲁、杨瑀所组成的皇帝近侍集团，后又加入了脱脱，最终用政变扳倒了伯颜。

从文宗到惠宗朝，虽然宰相仍是怯薛出身者担任，但因为文宗、惠宗均从幼年起便处于流放状态，燕铁木儿、伯颜成为权相是因为自身发动政变，因此与皇帝并无亲密的信任关系，元朝也因此出现了内外朝之争。

而惠宗扳倒伯颜后，元朝中前期内外朝一体的情形也未能恢复，脱脱虽然扳倒伯颜有功，但与惠宗之间也无牢不可破的信任，由此导致脱脱两次罢相，更致至正更化有始无终以及镇压起义军的高邮之败。惠宗立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元代皇太子还兼任中书令，加之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凡奏事先启皇太子”[24]的诏命，皇太子俨然成为相权的代表。然而，父子之间的亲情并未能阻止权力的争夺，皇太子很快开始谋求提前继位，从而出现了太子党与帝党之间的政争，而究其根本仍是外朝与内朝之争。太子的主要党羽是中书右丞相搠思监、资政使朴不花，而皇帝所倚重的则是御史大夫老的沙为首的“十八功臣家子孙”，也就是皇帝的近侍怯薛。至正二十年（1360年），太子一派认为“十八功臣家子孙，朝夕在帝左右，我与汝等平日之所为，渠必得知，台家亦必知之，终当为我不利”，于是“执十八人送资政院，问其谋害太子之状”。[25]最终，太子与皇帝的政争也终于涉及到地方上的军事实力派，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人兵争不已，让元朝耗尽了元气，最终亡于朱元璋北伐。

结语

元代特殊的怯薛入仕制度，非常类似汉武帝之前无内外朝之分的情形，彼时宰相重臣均是皇帝私人，内外一体。而元代怯薛身为皇帝近侍，出身又都是功臣勋贵子弟，尤其能入相者更是“斡脱古·孛斡勒”，也属于皇帝私人。因此元代中前期出现了内外朝之争消弭于无形的情况，内外朝一体避免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导致的政治动荡，从而使元朝中前期维持了较为稳固的政治秩序。这是蒙古入主中原前仍是贵族封建制度，后虽学习汉法但仍保留了包括怯薛制在内的三大漠北旧制的结果，可算是元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但是，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毕竟是与生俱来，而怯薛入仕入相使得内外朝一体的情形是建立在皇帝与怯薛的亲密关系基础上，一旦这种关系出现崩坏，内外朝之争便会重新出现。元代宰相虽然都是出身于怯薛，但中前期与后期的相权则大相径庭，因此后期仍出现了内外朝之争，并成为元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注：班布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朔方论丛》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61-2062页。

[②]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1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58《公孙弘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23页。

[④]《汉书》卷46《石奋传》，第2197页。

[⑤]张邦炜：《两宋无内朝论》，《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

[⑥] [宋]汪藻著，王志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6，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1页。

[⑦] [元]姚燧撰，《董文忠神道碑》，查洪德编辑点校《姚燧集》卷15，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

[⑧] [元]姚燧：《送李茂卿序》，查洪德编辑点校《姚燧集》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页。

[⑨]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4页。

[⑩]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99《兵志二·宿卫》，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23-2525页。